陳振龍，福建長樂青橋村人，約生活在明嘉靖中至萬曆末（1543～1619年）。他家上一輩人都是讀書人，其年未二十歲即中秀才。當時，福建常遭旱災，糧食歉收，民多飢苦。福建巡撫（明清朝地方最高軍政長官之一，地位僅次總督）金學曾關心民間疾苦，到長樂觀察民情，了解施政得失，在向縣學諸生詢問防備災荒之策時，陳振龍的回答最合他的心意，被拔置第一。此後，陳振龍參加鄉試（古代省級組織的科舉考試，選拔舉人）不利，便不再追求科考功名，移家於閩縣南臺達道鋪（今福州市倉山區），並隨眾商人前往呂宋（今菲律賓）經商。當時，呂宋為西班牙所佔領，殖民者把從美洲掠奪來的金銀在呂宋同中國商人交換生絲和絲織品等，自倭寇之亂髮生後，中、日兩國絕交，其民間貿易以呂宋為轉口，因此，到馬尼刺（今菲律賓馬尼拉）的福建商船每年至少有四五十艘之多。

陳振龍到呂宋後，一面經商，一面留心當地農事，看到山崗曠野，遍地青藤，家家戶戶都種有朱薯，並了解到此薯野生種起源於美洲的熱帶地區，由印第安人人工種植成功，哥倫布初見西班牙女王時，曾將由新大陸帶回的朱薯獻給女王，西班牙水手又將朱薯傳至呂宋；朱薯易種、耐旱、高產、適應性強，生熟皆可食，有“六益八利，功同五穀”之用。於是陳振龍即學習種植法，出資購買薯種種植。他念及故鄉背山面海，土地瘦瘠，每遇饑荒，人民受苦，如果能移植朱薯，可以解救災荒。因此，不顧西班牙殖民政府禁止朱薯出境之令，在向當地土人請教移植之法後，於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五月，密攜薯藤，將其“絞入吸水繩中”，避過出境檢查，經7晝夜航行帶回福州。這一年，閩中大旱，五穀歉收，民間苦飢。陳振龍之子陳經綸上書金學曾巡撫，申報呂宋朱薯可以救荒，且易栽種，不怕水旱。金學曾批示：“夷國之薯，氣味甘平，可補糧食不足。該生涉險帶種西歸，事屬義舉。速覓地試栽，俟收成之日，果有成效，將薯呈驗，另行通飭。”是年七月，陳振龍父子即在達道鋪房屋後門紗帽池邊空地上試行栽種。4個月後，啟土開掘，見藤下朱薯子母鉤連，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棗，生啖熟食，均可果腹。金學曾聞朱薯試種成功大喜，於次年通令各地如法栽種，大獲豐收，閩省嚴重饑荒因而得到緩解。閩人感激金學曾推廣種植朱薯之功德，故改朱薯名金薯；又因其由外國引進，故俗名番薯。民眾還在福州、福清等地建報功祠，專祀金學曾和陳振龍。陳振龍五世孫陳世元又撰《金薯傳習錄》傳世（該書是一部引種、推廣、種植和傳播朱薯的農業科學史料彙編，也是一部珍貴的科學史文獻）。清乾隆年間，金薯種植已推廣到全國大部分地區。因金薯地下塊如瓜，在中國北方又稱地瓜。金薯有紅、白、黃、紫等多種，不僅可充飢，且可製成澱粉，釀成酒。釀出的酒，俗稱“地瓜燒”。

陳振龍把朱薯引入中國，改善了中國農作物的結構和食譜，成為中國舊時代度荒解飢的重要食物之一。據古籍記載，荒年時，“鄉民活於薯者十之七八”。至今，全國金薯種植面積達一億多畝，年產量折原糧達三千萬噸，佔世界朱薯產量的80%。清道光年間，福州人何則賢在烏石山建“先薯亭”，以紀念陳振龍引種番薯和金學曾推廣番薯種植的義舉。郭沫若先生曾頌揚陳振龍“此功勳當得比神農”。

（作者系福建省委黨史研究和地方誌編纂辦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