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羅格

只有25歲的愛新覺羅·弘曆，在自己即位執政的第一個年頭，就被捲進了一場以禁酒為題的大型辯論會中。這讓年輕的他有些不安，甚至一度對自己諭旨的正確性產生了懷疑。

公元1736年（清乾隆元年）十一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方苞向皇帝上奏，這位來自南方安徽桐城的官員說，現在直隸、河南、陝西、山西、甘肅五個省，因為燒酒而每年要耗費數百萬乃至上千萬石糧食，酒不但浪費老百姓的錢，還從他們口中奪食，酗酒還會引起爭鬥甚至命案，每年複審各省上報的死刑案件裡，有兩三成是來自這五省。因此，他建議，禁止民間燒曲造酒（清·方苞·《奏為條陳禁酒禁菸植樹等足民之本管見事》）。

起初，弘曆覺得，方苞的建議十分合理，禁酒也是兩位先帝執政時已經嘗試過的政策，這不都是為了老百姓倉廩實而知禮節、降低犯罪率嘛。於是他採納了方苞的建議，並於次年五月下令這五省“永禁造酒”。

但是，這個看起來有利於社會治安的禁令，卻讓時任刑部尚書、來自山西興縣的官員孫嘉淦急了。他的一道奏摺就直接糊到了南方官員方苞的臉上：北方燒酒用的是高粱等粗糧，而釀黃酒用的才是米麥等細糧，真正耗糧的不是燒酒，而是黃酒。禁了燒酒不但導致粗糧棄捨無用，民間反而轉造黃酒，更加不利儲藏；同時，禁燒酒會把原來民間化無用為有用的額外收入給斷絕了，不利於民生；而且，基層的官吏搞不好會以禁酒為名，向老百姓敲詐勒索（清·孫嘉淦·《請開酒禁疏》）。

古代燒酒想象圖

收到孫嘉淦的奏摺後，年輕的皇帝猶豫了，他下令讓官員們來辯議這件事，如果的確如孫嘉淦所說，那麼他的諭旨是可以收回的。不過，儘管五省督撫都反對“一概禁絕”的極端做法，但這場辯論的結果是，禁酒令經過一些區域性修正之後，還是在五省率先推行，並且在日後成為國家的常年之法。

中國刑部官員孫嘉淦當然無法預見180多年之後，在大洋另一端的美國，由禁酒而催生的私酒、走私以及黑幫的泛濫。但他直陳的種種禁酒偏頗，會一一應驗：嚴格的法令並不能阻隔酒香瀰漫，而且，紅色的高粱，會從歷史長河中的若影若現走出，向著中國大地南北各省肆意地蔓延開來。它的故事，和中國人沉醉的一縷濃香息息相關。它既是貧瘠土地上亮起的狡黠微光，又是民族危難時堅挺的脊樑、燃燒的血液。

第一節 燒酒、高粱與白銀的共謀

1.兩位落第學子把酒唱和三百年

公元1358年（元至正十八年）十二月，朱元璋兵至徽州（今安徽歙縣），在這裡，他遇見了學識不亞於劉基的隱士朱升。當他學著劉備三顧茅廬，問策於朱升時，朱升給了他九個字：“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也正是在這個思路下，當月，朱元璋便下令，為了不浪費米麥糧食，在自己的根據地內嚴禁釀酒。

作為一個純粹的農民的兒子，朱元璋對於浪費糧食的行為一定是深惡痛絕 。也正因此，他的政令在歷代禁酒、榷酒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公元1366年（元至正二十六年）二月，朱元璋的禁酒再次升級，令農民不得栽種糯米，以此來斷絕釀酒的源頭（清·顧炎武·《日知錄之餘》）。

不過，由糖類“鬱積成味，久蓄氣芳”而變化出的酒，既是人們拽耙扶犁、歲稔年豐時的慰藉，又是寄情山水、相忘江湖時的陪伴。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的酒種之一米酒的誕生地，在秦漢時期，中國也出現了最早關於“燒酒”的記錄，現代白酒的前身蒸餾酒，也開始步入歷史的舞臺。數千年來，中國人釀造燒酒的技術不斷更迭，酒的消費也水漲船高。

朱元璋自己定下的禁酒政令，也很快沉入了時光的塵埃裡。公元1394年（明洪武二十七年）八月，朱元璋讓工部在京城（南京）建了十座大酒樓，要與民皆樂（《明實錄》）。不僅如此，中國的造酒工藝，也在有明一代跨出了劃時代的一步。

公元1504年（明弘治十七年），一本名為《宋氏養生部》的書籍，成為了書肆上的暢銷書。寫下這本書的華亭（上海松江）文人宋詡，祖蔭為官，但他自己卻沒能像先輩那樣考取功名，而是轉投了口腹之慾。在這本書的第一部分，他便記錄下了一種“燒酒”的釀製工藝。這一工藝，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明確出現的固態法白酒生產方法。其後，宋詡甚至帶著兒子宋公望一起，記錄了近百種造酒法，流連在這人間煙火氣中（明·宋詡《竹嶼山房雜部》）。

古代白酒釀造

那麼，這近百種造酒法所涉及的各種糧食、水果原料中，哪一種原料會是固態法燒酒的上選呢？300多年後，另一位和宋詡一樣失意於考場、隱於市井間把酒吟詩的文人楊萬樹，給出了穿越時空的呼應。楊萬樹將自己50多年釀酒自樂的經驗一一總結，並且在試用過14種造酒原料後發現，只有高粱“制釀甚善”，也正因此，高粱燒酒才能遍行九州大地，被人們推為第一（清·楊萬樹·《六必酒經》）。

高粱酒釀造

當然，宋詡時代的大明農民，顯然還不會未卜先知瞭解到這個結論。此時，高粱還只是佔據他們自家田頭一隅、粟麥稻之外的補充作物。

2.謎一樣的高粱

在宋詡記錄燒酒法後60年，蘄州（今湖北蘄春）落第學子、草藥醫生李時珍走遍名山大川探尋百草時，在華北大地上見到了一種“莖高丈許，狀似蘆荻而內實”的“蜀黍”，而且分為兩種，其中一種粘性的，被人用來釀酒，不粘的則可以用來做點糕點，或者煮粥度荒。然而，當李時珍要落筆時，卻發現可做參考的文字素材十分貧瘠，“不甚經見”（明·李時珍·《本草綱目》）。

這種蜀黍，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高粱。它的身世，一直是一個謎團。

有人認為，栽培高粱的原生中心，起源於非洲的衣索比亞，在距今5000年前，被馴化的高粱跟隨人類的足跡開始擴散，經過次生傳播中心印度而傳入中國。然而，在當代的雜交試驗中，中國高粱和印度高粱的後代，結實率卻很低；

部分學者相信，栽培高粱的原生中心位於衣索比亞

在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墓葬中，人們也曾發現了和高粱高度相似的炭化穀物，那麼，中國的古人也可能馴化了高粱。但直到目前為止，在我國境內還沒有發現哪一種野草，被肯定為中國高粱的野生祖本；

還有學者發現，在兩漢魏晉、宋元時期，高粱都有可能透過西北、西南、海上絲綢之路，二次傳入中國。但是，這種作物卻似乎一直沒能獲得中國農民的青睞。李時珍在“考古證今、窮究物理”的過程中，給他造成巨大困惑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古人送給它的稱謂，實在是太多了。最終，這位醫藥學家只能在釋名中，把各種名稱一一抄錄：蘆穄、蘆粟、木稷、荻粱……除此之外，在各個地區，這種作物還有多達二十餘種不同的名字：蜀秫、秫黍、楊禾、稻黍、梁秫、茭子……

如此複雜多樣的名稱，只能說明，直到明代，高粱都沒有如粟、稻、麥等作物那樣，得到大規模地栽培種植，而且種植區域非常分散，所以才會形成各地各自不同的稱謂。它在中國人糧食結構中，也並不佔重要地位，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高粱口感確實不怎麼樣，既粗糲、又發澀，而且也不容易消化。

限制高粱擴張腳步的，還有另一個羈絆，那就是這片土地上最大的地主——皇帝家也不怎麼待見這種粗糧。

3.白銀參與的共謀

自古以來，中國的田賦基本都是徵收粟、麥、稻等糧食實物為主，一直到元代，積糧仍要求糧食實物。明初，田賦的徵收以米麥等實物稅為主。但即便是徵收糧食實物，高粱幾乎也沒有進入過統治者的眼中。

直到公元1436年（明正統元年），明政府允許南京、浙江、江西、湖廣、廣東、廣西、福建將原徵米麥400萬擔，折納“金花銀”100餘萬兩。“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的大明祖制終於被打破，白銀流通合法化。

公元1530年（明嘉靖九年），大明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桂萼，根據自己長年任地方官的經驗，深感賦役複雜低效，向朝廷提出了他的改革意見。在他的建議下，戶部很快交出了改革方案，規定“通計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而且，“每糧一石編銀若干，每丁審銀若干”（清·張廷玉·《明史·食貨志》）。這一賦稅辦法被稱為“一條編法”，也即後來的“一條鞭法”。

及至張居正於1581年（明萬曆九年）全面推開“一條鞭法”後，除蘇杭等少數地區仍徵實物田賦供應皇室之外，全國田賦、徭役以及其他雜徵總為一條，合併以白銀計算徵收。

明代銀錠

在中國的大地上悄悄繁衍了上千年的高粱，終於在公元16世紀這個節點上，迎來了一個絕佳的歷史時機。它耐旱、耐澇、耐鹽鹼、耐貧瘠，但卻口感粗糲，作為糧食出售換成白銀現金，價格顯然遠遠比不上粟、麥、稻等傳統主糧；但是，隨著燒酒工藝的提升，高粱原本發澀的味道，卻恰恰是釋放出芳香的重要來源，從粗糧到造酒原料的轉變，會讓每天精打細算過日子的農民，獲得額外的現金收入。

這一刻，高粱穗的火紅，會點燃人們眼中狡黠的目光。

第二節 高粱的逆襲

1.越禁越多的燒鍋酒

公元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皇城根下，這一年的北京的秋雨，遲遲沒有到來。北京和畿輔地區的乾旱，從此持續了整個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皇帝愛新覺羅·玄燁為此幾乎“焦心勞思、寢食俱廢”。除了祈雨、賑災、免稅等各種措施之外，當憂心忡忡的玄燁瞭解到，盛京地區還有人在大旱之年用米糧蒸造燒酒，立即派戶部侍郎賽弼漢趕往奉天（今遼寧瀋陽），會同當地官員，嚴令禁止造酒（清·張廷玉等·《皇朝文獻通考》）。

這場嚴重的旱災之後的六七年裡，禁酒令逐步擴大範圍，先是直隸順、永、保、河四府禁止燒鍋（指用鍋蒸谷、承取蒸餾以釀酒）隨後又擴大到湖廣、江西、陝西等南北九省。為了以儆效尤，私開燒鍋的人和失察的地方官，也被施以重處。

然而，公元1717年這一年，直隸迎來了大豐收。直隸熱河的小米只值四錢一石，於是燒鍋之禁大開（清·趙弘燮·《奏報訪得燒鍋情形並請於豐年寬禁折》）。鄰近的宣化高粱也大獲豐收，燒鍋戶們也蠢蠢欲動，希望效仿熱河開禁。

然而，皇帝玄燁對這個問題未置可否，而是讓地方官員自行處置。這個甩鍋思路，到了他的繼任者胤禛那裡，也被沿用了。儘管胤禛本人的態度是，燒鍋一多，必定要浪費糧食，實屬無益，但他還是挑了個唯恐擾民的理由，讓地方督撫根據實際情況辦理（清·史貽直·《奏覆前已飭禁燒鍋及本年示禁情形折》）。

在這種模稜兩可的態度下，燒鍋不但沒有像皇帝們所願的那樣被禁止，反而愈演愈烈，讓剛剛即位的弘曆感到頭緒萬千，錯綜複雜。

中國白酒

在本文起始的那場禁酒大辯論之後，公元1738年（清乾隆三年）十月，刑部尚書孫嘉淦調任直隸總督。儘管他力主開禁，但法令之下，他還是按律嚴格執行，上任後一個月內，就查獲私燒運販案件78起，拿獲人犯355名。而他的前任總督李衛，更曾在任內一年即查獲燒鍋案件364 起。三代清帝禁燒鍋而不止，僅直隸一地的燒鍋之多，透過這些違禁案件，就可見一斑。

如果一道禁令，並沒有讓民眾望而卻步，反而爭相以身試法，那麼，這其中一定出現了什麼問題。這對於深諳律法之道的前刑部官員孫嘉淦來說，一定深有體會。於是，他再次力主開禁，希望廢除禁酒之令（清·孫嘉淦·《請開酒禁疏》）。因為禁止燒鍋之後，高粱價格下跌，而酒的價格自然上漲，民眾收入變少而支出變多，如同水往低處流是個自然規律，老百姓在自己的小日子裡處處趨利，是很難禁絕的。

那麼，這個導致燒鍋屢禁不止的問題，究竟是什麼呢？

2.狡黠而理智的選擇

事實上，早在二十多年前，已經有人注意到了這個疑問。公元1716年（清康熙五十五年）十一月，直隸巡撫趙弘燮正在奉命嚴查燒鍋，五日，皇帝玄燁在趙弘燮的奏摺上批示道，他聽人議論說，燒鍋也可能有益於錢糧之事，說不定也有道理。趙弘燮在隨後調查中發現，原來老百姓燒酒，可以賺點小錢，而這些現金，剛好可以補充交稅的支出（清·趙弘燮·《奏報訪得燒鍋情形並請於豐年寬禁折》）。

回到公元1581年，“一條鞭法”將各種賦稅合併徵收銀兩，按畝折算繳納。這種稅收制度被清政府沿用下來，田賦主要直接繳納貨幣，只徵收少量糧食（比如軍需物品黑豆），百姓收穫後要交稅時，需要賣掉糧食換成白銀，此時，集中的拋售又會讓市面上主糧價格下跌。只有提高出產作物的變現能力，才能提高家庭的現金收入。

與此同時，因為清政府歷代都推行禁酒政策，顯然無法光明正大地對酒業徵收重稅。正如趙弘燮建議可以發給執照、使之納稅的建議，被玄燁否決的那樣，在清代前期，涉及酒類的市場零售稅收和商品過關稅都很輕，雍正時全國的酒類關稅，大約只有白銀十多萬兩。而造酒的燒鍋戶，更不便對其徵稅。

一面是需要現金交田賦，一面是較輕的酒稅，農民們回頭看看自己的地頭，自然能夠作出理性的種植決策——那就是選擇棉花、菸草等變現能力更強的經濟作物。事實上，在這種決策下，高粱已從一種糧食作物，搖身一變而成為一種以造酒為主要功用的經濟作物。就像孫嘉淦所發現的那樣，大麥、高粱之類，本來就不是老百姓日常願意吃的粗糧，豐收年景裡如果米穀充足，他們當然願意多種點高粱來燒鍋造酒，換取更多的白銀。

根據記載，公元1753年（清乾隆二十八年）四月，以承德、遼陽、海城等東北南部地區為例，當地粟米價自八錢至一兩四錢不等，高粱價自五錢五分至八錢四分不等（《清實錄》）。同在乾隆時期，在山西榆次、朔州等地，釀酒基本利用高粱，依照質量優劣，價格約為每斤七十到一百錢左右，與油價相仿（清·祁雋藻·《馬首農言·糧價物價》）。這種糧酒比價，也促使著人們種高粱燒酒。

同樣，如孫嘉淦所預見的，那些熟知民間心思動向的地方基層官吏，以禁酒為名，橫生出一個叫做“燒鍋錢”的生財之道。在當時還屬偏遠的四川各地，燒鍋造酒也為數不少，由於沒有造酒稅收的名目，各地方官吏便時常以禁酒為名，下鄉稽查燒鍋糟房。而這一路稽查，少不了“小有規費”，然而，這些錢並沒有收繳到政府庫中（清·周詢·《蜀海叢談》），它們會落入誰的口袋，也便可想而知。

3.一片火紅的土地

就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之下，高粱面積不斷擴大，甚至開始擠佔其他作物的地盤。在全國各地尤其是北方各省，高粱藉著一股“酒勁”，在秋糧中迅速地擴張著自己的勢力。那一片片火紅的高粱地中，都藏著人們對生活的種種憧憬。

在整個山東，高粱的種植比重都在不斷擴大，在春播作物中超過了傳統主糧粟，僅次於市場上銷售價格較高的小麥。根據整理統計，1672年（清康熙十一年），鄒縣毛家堂的高粱播種面積，佔當地耕地總面積的10%左右，到1699年（清康熙三十八年），已經增長到了35%；在1653年（清順治十年）的曲阜縣齊王莊，高粱播種約43畝，到1725年（清雍正三年），高粱播種面積已經達到186畝，再到1790年（清乾隆五十五年）時，這裡的高粱播種面積已經達到了223畝，增長了418%，而在這過程中，作為中國最傳統的主糧作物，粟的播種面積下降到了30畝以下，甚至在有些年份裡，都沒有農民選擇播種。

在燒鍋較多的直隸，宣化“農田所產，高粱為多”（《清高宗實錄》），樂亭“種者蓋十之六七”（《樂亭縣誌》），束鹿高粱種植面積佔糧食種植面積的三分之一（《束鹿縣誌》）。到清代中後期，高粱比重在直隸許多地方已超過粟米，甚至超過小麥，成為當地生產最多的糧食。

1908年（清光緒三十四年），東北南部奉天省各種種植的糧食作物中，高粱以 29.9%的佔比高居第一，大豆佔比 22.9%。在東北中部，1911年（清宣統三年）的統計顯示，高粱以22.6%的種植面積佔比，排名第二，與穀子的22.8%不相上下。在遼陽的地方誌中，高粱的作用只寫了燒酒、飼料、織蓆、造紙和燃料，而並沒有記錄食用。

在禁酒令幾乎形同虛設，目之所及已經火紅遍野，國家開始面對危機的時候，皇帝和政府官員們終於回過神來了。

第三節 不屈的脊樑

1.高粱酒餵養出的北洋新軍

1853年（清咸豐三年）三月，太平天國起義軍攻佔江南重鎮江寧（南京），定為都城，改稱天京。此時的清政府，還揹負著鴉片戰爭賠款，和鴉片輸入帶來的鉅額財政虧空。

七月，在內憂外患的財政危機下，戶部藉機站在民情的立場上，向皇帝奏請放開燒鍋之禁，同時對其進行徵課，並且表示，這些都是為了“俯順輿情”。當然，在奏摺的最後，戶部很隱晦地表達了一下，這對於國家的開支，也會“稍有裨益”（《畿輔通志》）。咸豐皇帝很快准奏了。這意味著從康熙以來的禁酒制度，正式被廢除。也正是在這一年的十月，揚州首徵“釐捐”，很快推行到全國各省。從此之後，酒稅逐漸成為重要的稅收來源之一。

儘管在光緒年間，因為自然災害的發生，清政府都考慮過是否重啟酒禁，但時局不饒人。公元1894年（清光緒二十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落敗，並於次年簽下《馬關條約》。中國曆時三十餘年的洋務運動失敗，取得的近代化成果化為烏有。為了廣開稅源，清政府在酒類生產消費上，陸續開徵定額牌照稅、落地稅、酒類印花稅，酒稅最終成為從中央到地方的一項重要財政收入來源。

1901年11月，袁世凱繼李鴻章之後，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為練兵之需，他在任內首開燒鍋的落地稅。從北洋新軍成軍，到新軍各鎮組建，無疑也從酒稅中得益。清政府培植出的新軍，最終打響了推翻它的第一槍，而紅彤彤的高粱，竟成了這個末代王朝的“墳頭草”。

清末新軍

在此推動下，“制釀甚善”的高粱，也一再地擴大著自己的勢力範圍。到清帝遜位之後、民國初年的1918年，中國高粱種植面積達到了鼎盛，當年種植面積高達1473.6萬公頃。這其中，遠在大西南內陸的四川，酒業和高粱種植異軍突起。1913年，四川全年酒產量約為5.9萬噸，1938年，增長到約7.65萬噸；與之相對應的是，到1937年，四川全省高粱種植面積已有567萬畝，總產量1461萬石，在南方諸省中，四川高粱的種植面積是最多的。

此時，誰也想不到，四川的酒業和高粱，竟在無意中，將支撐若干年後的民族存亡之戰。

2.燃燒的血液

1938年10月，廣州淪陷，這意味著中國抗戰大後方與外界的海上聯絡被切斷。此時，中國沿海經濟較發達地區悉數淪陷，尤其是上海、天津、青島、廣州、漢口等關區的淪陷，使中國關稅收入損失至少在70%以上。為了支撐龐大的抗戰軍費和國家建設，中國政府不得不廣為培植稅源，大後方的酒稅就成為國家倚重之一，而高粱也成為四川最重要的作物之一。

據統計，1938至1944年間，四川瀘縣年產高粱約30萬石，年產酒約1400萬斤；江津年產高粱42萬石，年產酒3200萬斤（《成渝路區之經濟地理與經濟建設》）。在犍為、綿竹等酒業發展迅速的地區，本地高粱產量都不敷使用，需要從鄰近各縣調劑。

1930年代街邊賣燒酒的小販

為了確保釀酒糟房不停產或減產而導致稅收下降，1942年，政府甚至規定，酒商最低年產量不得低於24000斤。作為釀酒原料的高粱，也得到了政策傾斜，受到保護。即便是在1942年滇緬戰役失利，大後方震動之際，四川省政府在釋出禁止以糧食釀酒的政令中，還特地排除了高粱和青稞；1944年初，四川省政府規定，在酒商的生產份額範圍內，允許其儲備所需數量的高粱，以便支援生產、充裕國庫。1944年，川酒產量達到了22萬噸以上的巔峰。而在1940年代，四川酒稅一度佔了全國酒稅的三分之二，佔全國貨物稅總預算的近四成。

不僅如此，這些為國家稅收作出貢獻的高粱，還直接參與到了國防動力酒精和醫用酒精的產出中。

滇緬公路上運輸物資的中國卡車

作為一個解放前石油自給率只佔所需量0.2%的國家，自廣州淪陷後，中國液體燃料問題頓時凸顯。1938年，中國國產的汽油量，大約只能滿足全年需求的0.75%。從這一年的5月開始，國民政府特設液體燃料管理委員會，並要求在汽油中摻入20%-30%的酒精，供汽車運輸所用（《液體燃料管理規則》）。也正是在這一年的9月，四川內江建成四川酒精廠，開始投產軍用和民用運輸所需的酒精。

一方面，包括高粱、玉米、番薯、甘蔗在內的含糖作物，被調動起來生產酒精，另一方面，四川各地釀造的白酒，也被各酒精廠收購，成為提煉高濃度酒精的原料，甚至有些酒精廠在情急之下，還自辦糟房釀造土酒，用於提煉酒精。根據統計，到1942年時，四川省的酒精廠已有115家，抗戰期間，全川生產酒精共計2180萬加侖。

1941年資中酒精廠職工合影

從某種意義上說，在那個“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的民族危難關頭，中國軍民每一顆射向侵略者的子彈裡，也有來自高粱的一份功勞。

3.後記

直到1980年代，隨著中國人生活水平的提高，高粱種植大面積縮減。2008年，中國高粱創下了49萬公頃播種面積的“新低”。曾經漫山遍野的紅高粱，已經成為記憶中的畫面。直到近年來，高粱播種才有逐步回升，2019年，中國高粱產量350萬噸，特別是在四川等西南省份，高粱再次得到了大力推廣。

當我們回溯著幾個世紀以來，高粱在九州大地上的起起落落，永遠不應該忘記的是，紅彤彤的高粱，就像先輩們粗糲而頑強的生命力，在旱澇貧瘠的土地上，他們曾殫精竭力地生活著。有時，他們目光狡黠，在各種規則的縫隙中潛行，為了自己的小家選擇著眼前最直接的利益；但當整個民族陷於危亡之時，他們又會挺直自己的脊樑，把自己瘦弱胸膛裡最後一滴鮮紅的熱血，義無反顧地拋灑向大地，並堅信在未來的曙光裡，後來者將植根在血沃的土壤中，結出沉甸甸、金燦燦的靜好歲月。

參考資料

試探我國高粱栽培的起源 衛斯

試論高粱傳入中國的時間、路徑及初步推廣 趙利傑

古代高粱種植及加工利用研究 殷志華

我國古代燒酒（白酒）起源與技術演變 範文來

清代燒鍋政策的演變 牛貫傑

晚清酒稅政策的演變論析 肖俊生

明清山東糧食作物結構的時空特徵 李令福

自然與社會雙重選擇：清代直隸糧食種植結構變遷 黃玉璽

清末民國時期東北地區糧食種植結構與佈局的變遷 於春英

民國四川傳統釀酒業與糧食生產的相依關係 肖俊生

論抗戰時期四川酒精業在公路運輸中的作用 劉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