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和國家生活中，有一些事件在社會發展中是起著決定性作用的，就連蓄意敵視歷史真理的人也不得不承認。西方在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著作中，也不得不承認德軍在進攻蘇聯之初，和遭到蘇聯反擊之後的迥然不同的情景。在這些人當中就有一個名叫維納·波特的在《德國士兵》一文中寫道：“巴爾幹半島上的戰爭是一曲英勇交響樂和軍事勝利的尾聲，這場勝利把在東方、西方、北方和南方的德軍推向了歐洲的最遠邊緣。

德軍獨有的高昂士氣是整個軍事形勢所決定的。在歐洲的戰績，只能使他們無限信任他們的上司。”但是，在德國稱霸世界的野心家們調遣部隊進攻蘇聯後，情況卻發生了變化。這時，敵人為了奪取暫時的一些勝利，不得不付出昂貴的代價。“戰鬥中難以忍受的重擔，嚴酷的氣候和對方許多花招都大大超過了人的忍受界限。勝利之路變成了死亡之路”。

　　1941至1942年之交冬季，法西斯軍隊在蘇聯所遭到的慘敗，標誌著希特勒德國及其武裝力量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以來的第一次深刻危機。德國武裝力量損失慘重，因而靠閃電戰打敗蘇聯的企圖也遭到破產。正當法西斯德國大唱進軍歐洲各國的勝利凱歌時，從東線都傳來了成千上萬的德軍將士陣亡的悲慘訊息。侵略軍在蘇聯土地上遭受著應得的災難。

　　瓦爾特·烏布利希寫道：“前線的巨大損失，加上國內越來越多的困難，白色恐怖加劇了。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知識界的不滿情緒在不斷高漲。”

　　《國家觀察員》描述說，當時“許多人都感受到了打擊”，就連德國金融資本上層代表人物也充滿懷疑和驚慌的感覺。

　　曾多年任希特勒政府財政顧問和武器裝備全權代表的沙特1941年也寫道：“我和我的朋友也開始明白，進攻俄國是喪失理智的”。

　　由於法西斯軍隊在蘇德戰場遭到嚴重失利，在希特勒匪徒佔領的歐洲國家，人民解放運動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所有這一切都嚴重地削弱了希特勒軍事機器的作戰能力，使德國和整個法西斯國家聯盟內部的政治形勢日趨尖銳化。但是，這種尖銳化，還末能達到不可收拾和使納粹德國感到振驚的地步。在蘇德戰場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主要戰場的情況下，納粹分子還能暫時躲過降到他們頭上的災難。

　　為了加強軍隊的紀律和提高軍隊計程車氣，希特勒親自擔任陸軍總司令，將馮·布勞希奇元帥解職，指責他在東線作戰失利。許多將軍也被解除指揮職務。

　　富勒寫道：“將軍的這種崩潰局面，從馬恩河會戰以來，尚未見到過。”

　　1942年初，德國法西斯軍隊在新的地區設防固守。敵軍離莫斯科一百五十公里，而在前線一些個別地區更近一些(一百二十公里）。希特勒統帥部繼續把重兵集團部署在莫斯科方向，企圖恢復對蘇聯首都的進攻並佔領她。1941年12月到1942年4月間，德國及其盟國的大部分預備隊，從西方調往蘇德戰場。希特勒集團乘歐洲沒有開闢第二戰場之機，採取了緊急措施，在蘇德戰場上著手準備新的大規模進攻。英國軍事歷史家利貝爾·哈特就此問題寫道：

　　“希特勒既不願意聽從一些將軍們的勸告，轉入防禦和在佔領地設防固守，也不接受龍德施泰特和萊布的建議，退守波蘭。從這些正確的戰略意見被否決，可明顯地看出希特勒野心不死和吞併天下的侵略本性。希特勒企圖用手中有限的裝備發動獲得更大戰果的進攻。促使他這樣做的原因是其貪得無厭的奢望，已經失去的威望的幽靈還在纏繞著他，他強烈地感覺到，進攻是擺脫當前困境的唯一出路”。當然，發動這場侵略戰爭的不僅僅是希特勒一個人，同“元首”一起從事制定和實施反蘇戰爭計劃的還有整個德國軍團。

　　在準備完成當前任務時，敵人不僅要動員新兵員，以彌補部隊減員，而且要大大增加武器彈藥的生產。德國法西斯軍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和侵入蘇聯後最初幾個月的勝利，使法西斯頭子們利令智昏。他們確信，他們的侵略計劃的實現已指日可待。在這種情況下，德國並沒有按原來的速度加快軍火生產。這說明原料(鋼、鐵、有色金屬)相當困難。

　　西德資產階級經濟學就此寫道：“政府沒有竭力擴大武器生產，看來是因為波蘭、斯堪的納維亞和法國取得重大戰果後，不認為這是必要的了。在此以前所進行過的全部軍事行動中，損失要比預料的少得多。戰爭結束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有一篇軍事評論指出：‘德國在鬥爭的最後階段，已掌握有軍事威力的壓倒優勢，因而對這場鬥爭的結果不應產生懷疑’”。

　　另外一些德國資產階級作家也是這樣論述的。如漢斯·克爾在《軍事經濟和軍事工業》一文中指出：“從1940年夏季開始，德國連自己經濟力量的一半也沒耗費掉。遺憾的是，軍火製造沒有大量增加。西部戰爭中彈藥消耗不大，促使一些工業部門開始減少自己的生產量。工業家們不相信有必要製造新型坦克、飛機、大炮，也防礙了擴大再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