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帶大家認識一下本書的作者饒勝文，他是中國石油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除本書外，他著作的《佈局天下——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一書，還榮獲了第五屆“中國人民解放軍圖書獎”。

這本書以蜀漢天命這條主線貫穿全文，以獨特的視角評析了三國時期，蜀漢政權的興衰史。對於擁有諸葛亮以及《隆中對》這兩大助力的劉備，為何在三國中最先滅亡的問題，給出了明確的答案。

大家通常的觀點是，蜀漢的失敗與天命、氣數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就連歷史學家也認同這個觀點。就像我們熟知的陳壽的《三國志》，在諸葛亮的傳記中，就表達了他抵抗不了天命的觀點。還有東晉常璩的《華陽國志》，作為講述巴蜀歷史比較詳細的地方誌，裡面也提到，諸葛亮想僅憑蜀國之力，與失去的天命相抗衡，其結果就是以失敗告終。

《大漢帝國在巴蜀》這本書，則明確解析了蜀漢是如何丟失了所謂的天命。作者認為，原本劉備匡扶漢室，收攏人心，是順應天命且具備政治合法性的，他有足夠的資本與曹操相抗衡，但因缺乏長遠的政治眼光，包括出現了一系列的政治失誤，使他不但失了民心，還使蜀漢政權的合法性受到了質疑，這不僅動搖了根基，也導致了王朝的滅亡。

劉備的三大失誤成為了蜀漢滅亡的基調，但作者認為過早拋下“天下為公”的口號，是劉備最大的政治失誤。打著匡扶漢室的口號卻做著與之相背離的事情，採用不合理法的手段搶佔益州，還沒有妥善處理戰後問題，引發了益州人的不滿。失了民心，破壞了孫劉聯盟，最終把蜀漢推到了內憂外患的困境中。雖然劉備死後諸葛亮堅持北伐，使政權合法性得以恢復，但積重難返，仍然無法阻擋蜀漢滅亡的結局。

接下來，我會從以下幾個方面，為大家解讀《大漢帝國在巴蜀》這本書的主要內容：

一、《隆中對》這本戰略書籍對劉備產生了哪些影響？

二、在建立政權的過程中，劉備有哪些政治失誤？

三、對於劉備留下的困局，諸葛亮採取了哪些措施？

首先，為大家解讀本書第一個重點：《隆中對》這本戰略書籍對劉備產生了哪些影響？

說起劉備，大家可能更容易想起的是，神機妙算的諸葛亮，因為在我們所瞭解的三國曆史中，是諸葛亮的獻計獻策，才使劉備鹹魚翻身，在蜀漢建立政權，成就了一番霸業，最終也形成三國鼎立的局面。為什麼說對於劉備的成功，諸葛亮的《隆中對》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呢？解釋這個問題前，我們得先說說劉備那時候的處境。

公元201年，劉備遭到了曹操討伐，不得已只能到荊州投奔劉表。那時的劉備，沒有自己的領地，兵馬寥寥數幾，寄人籬下還要被處處提防。這樣無所事事的日子，使劉備多年的功業即將毀於一旦，作為以前經常在戰馬上馳騁的人，他的大腿竟然變得渾厚起來，劉備對自己荒廢的功業也感到悲憤不已，但卻也無計可施。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六年，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那年，46歲的劉備遇到了26歲的諸葛亮，三顧茅廬，兩人相談甚歡，對於開創一番新的事業，兩人也進行了深入的交談。當然，諸葛亮的方法和策略佔據了主導地位，而舉世聞名的《隆中對》也是這樣形成的。之後，劉備把《隆中對》作為策略指導書籍隨身攜帶，他先是紮根荊州，再進駐巴蜀，透過周密部署，蜀漢政權被成功建立起來，這也算是成功逆襲的典範了。因此，《隆中對》也成為人們公認的，內含高水準的策略之書。

簡單來說，《隆中對》主要表達的就是，天下即將成為三足鼎立之勢，劉備若能佔據荊州、益州兩地，對內實行善政，對外與孫權聯合，就能形成與曹操對抗的局勢，繼而成就自己的一番霸業。

這裡還出現了一個巧合，就是諸葛亮的這個策略，與幾年前魯肅為孫權打造的戰略，有異曲同工之處。在魯肅的戰略中，是先取荊州，再奪益州，這樣一來，長江就變成了分界線，曹操就可以劃江而治。從諸葛亮和魯肅相似的思路可以看出，對於《隆中對》內含的策略，當時的社會精英已經達成了共識。

《隆中對》中，有個最核心的觀點是實現“跨有荊益”，意思就是必須要同時佔有荊州和益州。這是為什麼呢？作者解釋說：佔領荊州，是因為其交通便利。而交通便利之地，就是兵家必爭之地，畢竟佔領了荊州不但可以便捷地獲取資源，還能直逼中原。而益州呢，則是因為其地勢險要、從戰略層面上來講可攻可守，且沃野千里，能提供足夠的戰備力量。而“跨有荊益”的目標如果實現，一旦對外出兵，就意味著有了兩條路。北方的那條路，是透過益州走秦川，經如今的陝西一帶，然後直逼中原；另一條路在南方，經由荊州，對洛陽形成威脅之勢。最終，兩面夾擊，那麼腹背受敵的曹操就會難以抵擋。

毫無疑問，《隆中對》規劃出了特別清晰的軍事路線，劉備以此為依據，佔領了整個益州及荊州的部分割槽域，基本算是完成了“跨有荊益”的戰略目標，也獲得了可以傲視三國的資本。在這一歷史程序中，《隆中對》的正確性得以很好地展現。但本書作者饒勝文卻有著不同的觀點，他認為：《隆中對》雖然有清晰的軍事路線，但對於實現這個目標的正確方式、尤其是政治方式，並沒有明確的說明，也正是這個巨大的缺陷，使劉備為實現“跨有荊益”這一目標，採用了錯誤的政治手段，最終給蜀漢政權造成了致命的影響。

為什麼這麼說呢？我們來分析下劉備實現“跨有荊益”的前因後果。

諸葛亮對劉備曾說過，益州的劉璋沒什麼本事，荊州的劉表呢，又守不住地盤，這兩個地方的人呀，都盼望有個英明的領導，所以，這兩個地方就是上天恩賜的禮物。雖然諸葛亮沒有直接說讓劉備去搶佔地盤，但這其中的暗示已經顯而易見了，劉備何許人也？不但聽明白了，而且也立刻付諸了行動。赤壁之戰以後，劉表及其兒子劉琦先後去世，劉備則順理成章地接替了他們在荊州的統治權，佔領了荊州的部分地盤。如果說這一過程是合法合理的，那麼取益州的過程就不那麼光彩了。當時，益州受劉璋管轄，因為受到了張魯的威脅，就立刻向劉備尋求幫助。但作為同宗的劉備卻認為，要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儘快實現“跨有荊益”的目標。因此，他非但不幫忙攻打張魯，還勾結了劉璋的下屬，一舉攻下了成都，然後取代了劉璋。

其實，對於劉備來講，佔領益州不僅是遵循《隆中對》的策略規劃，也有其現實原因。當時，劉備佔領的那一部分荊州，不是劉備的基本盤，是在建立聯盟的前提條件下，從孫權那裡換來的。他認為，只有取得了益州，方能建立真正意義上的立錐之地。但作者饒勝文卻認為：劉備“跨有荊益”的策略絲毫沒有考慮政治影響。要知道，劉備可是以漢朝宗室自居，打著恢復漢家天下的旗號，去實現千秋霸業的。劉璋好歹也是漢朝宗室，劉備攻打同宗的劉璋，自然就被認為是與整個漢室為敵，無形中，把自己置身於一個非常不利的位置，無形之中，也帶來了很多隱患。

之前我們提到過，政權的天命與政治合法性是密不可分的，就像劉備恢復漢室的過程，如果是建立在攻擊同宗的基礎之上，就會讓人產生這樣的疑惑：漢室真的有天命嗎？如果有，那麼作為同樣姓劉的人，攻擊漢室豈不是大逆不道。如果沒有，那麼你提出恢復漢室的口號，是不是也不攻自破了呢？這也就意味著，此後劉備不管作何選擇，他所建立的政權，在合法性上面都會遭受質疑。所以作者說，劉備佔領益州這樣的舉動，其實就是政治上的極大失誤。

奪益州之舉也成了孫劉同盟關係破裂的導火索，因為在當時，孫權的提議中，是希望與劉備聯合，一起攻打張魯，再趁勢取代劉璋，雙方共同攻佔荊州、益州之後，再一致對抗曹操。但劉備卻說，自己和劉璋是同宗，不能攻打他，當務之急是團結一致討伐曹操。如果歷史按照這條軌跡發展，那麼“跨有荊益”的軍事目標就不是劉備自己完成了，而是經由政治聯盟的形式來實現。根據作者饒勝文的觀點，這樣會讓劉備恢復漢室的目標變得更容易。但現實卻是，前腳劉備剛剛理直氣壯地拒絕了孫權，後腳卻亟不可待地自己取了益州。這種前後自相矛盾的做法，很難不讓孫權產生疑問：你到底是想匡扶漢室，還是想搶地盤呢？自此，劉備失去了孫權的信任。我們前面提到過，“跨有荊益”的戰略思路是當時社會精英人士的共識，東吳自然也不例外，因此從本質上來講，在佔領益州的問題上，孫劉二人存在利益衝突。而且在赤壁之戰後，劉備在佔領荊州部分領地的情況下，還佔據了益州，這對於鄰居東吳來說，劉備對他們的威脅比曹操還要大。這就直接打破了兩者之前的聯盟關係，為日後雙方在益州的火拼埋下了伏筆。

以上，就是本書第一部分的要點，潦倒時期的劉備遇到了神機妙算的諸葛亮，《隆中對》橫空出世，為劉備日後的崛起指明瞭方向。但《隆中對》也存在不足，其對如何實現“跨有荊益”表述不完整，使得劉備片面地追求“跨有荊益”的軍事結果，卻忽略了其政治上極其深遠的影響，最終導致了與東吳政治聯盟關係的破裂，也為雙方後期的戰爭埋下了隱患。

接下來，我們要解讀本書的第二個重點內容：在建立政權的過程中，劉備有哪些政治失誤？

概括來講，其失誤主要有三點：

第一，攻取益州後，善後問題沒有妥善解決；

第二，主動進攻曹操，派遣關羽攻打襄陽；

第三，選擇自己稱帝，失去民心。

下面我們來具體說說，劉備的這三個失誤及其造成的嚴重後果。首先來看攻取益州之後，劉備是如何解決善後問題的。曾經，他縱容士兵強取豪奪，宛若土匪，在趙雲勸說之後才有所改善。不僅如此，他還全然不顧宗室之情，將劉璋送到荊州軟禁起來。

要知道，劉璋父子兩代人都在益州經營，勢力範圍可想而知。劉備不但強勢奪取了本屬於劉璋的基業，還與宗室為敵，公然將其軟禁，這引起劉璋部下很大的不滿，也為劉備未來的政權，埋下了人心不穩的基調。更讓劉備意想不到的是，當他後期要在漢中封王的時候，天子因被曹操挾持，不能對其封授，就只能依賴同級別的諸侯舉薦，才能獲得王爵之位。當時符合條件的人少之又少，劉璋卻包含在內，不過劉璋與劉備之間已是不死不休的關係，又怎會舉薦他呢？稱王的合法性，讓劉備陷入了難堪的境地。這也能看出，劉備缺乏長遠的政治眼光，對於劉璋的政治價值也沒有很好的透析，所以才會在取得益州之後軟禁劉璋。

對比劉備的政治眼光，孫權可謂棋高一籌。孫權佔領荊州後，被劉備軟禁在此的劉璋，自然就落到了東吳手中。但，孫權父子非但沒有虐待劉璋，反而把其安排得妥妥當當，還充分利用劉璋父子在益州的強大影響力，策反了一些地方勢力，然後與劉備對抗，此後，蜀漢政權也遭到了嚴峻的考驗。兩者相較，政治手腕高下立見。對內，劉備的善後工作不到位，對外呢，亦是如此。在劉備獲取益州後，孫權對其派兵施壓，要求他儘快讓出荊州的三個郡。當時，因曹操有進攻益州的可能，劉備不敢再得罪孫權，只能透過與東吳和談，重新劃分勢力範圍，荊州危機暫時得以化解。但此時的劉備完全沒意識到，問題的根源，是他片面的理解了“跨有荊益”，繼而政治上實行錯誤的政策，才使得他與孫權的同盟關係破裂。正是由於他認識不清，導致了五年後他犯下第二個大錯，直接將荊州這個不定時炸彈就此引爆。

接下來，我們就來說說劉備的第二大錯誤：主動進攻曹操，也就是派遣關羽攻打襄陽。

雖然不少學者認為，攻打襄陽是關羽自己的主張，但作者認為，這其實是劉備的主意。襄陽作為重要的戰略樞紐，透過襄陽可直逼洛陽、宛城等地，這與《隆中對》中，經南路攻中原的戰略基本一致。但關羽進攻襄陽，其原因是劉備攻佔了漢中，漢中有一條直達荊州的漢水，是交通要道，而襄陽呢，正好處在漢水流經的要害部位。因此拿下襄陽，就相當於在漢中與荊州之間設立了一個便捷通道，這對於實現“跨有荊益”，甚至是穩固政權，都有重大意義。由此可見，在劉備看來，搶佔領地的重要性遠遠高於恢復漢室。

即便如此，鑑於襄陽隸屬於曹操的管轄範圍，所以表面上，劉備還處在與孫權的聯盟框架內，攻打曹操。但讓他意想不到的是，對於他和曹操，孫權的態度早就發生了改變。

我們前邊說過，自劉備取益州後，孫權就把他當做了最大的威脅，而且劉備遠赴益州，避開了曹操的鋒芒，軍事壓力就完全轉移到了孫權那裡。再加上赤壁之戰後，佔領荊州的四個郡中，僅分了一個給孫權。這也就意味著，雙方的聯盟中，好處劉備佔了，壓力卻由孫權一方承擔。這種利益的失衡，使孫權重新評估了三者的關係，並有了新的決策：緩和與曹操的關係，全面進攻劉備。雙方在奪取荊州和益州時，積壓的所有矛盾，就全面爆發了。

當時，關羽的主力正全面進攻襄陽，孫權卻派呂蒙成功偷襲了荊州，一代名將關羽也落了個兵敗被殺的悲劇下場，劉備也完全失去了荊州的統治權。自此，《隆中對》中的“跨有荊益”化為了泡影，再也沒有實現過。

在關羽被殺那年，漢獻帝把皇位禪讓給了曹丕。這時劉備就迫不及待做了一個很不明智的決定，就是自己稱帝，光復大漢，國號為漢。這也是劉備犯下的，最致命的政治錯誤。

這時候，有人會問了，為什麼說劉備這個舉動很不明智呢？這就要重新說回《隆中對》了。

在《隆中對》中有一個“漢室可興”的說法，言外之意就是大漢王朝是可以復興，而劉備作為“帝室之胄”，也是名副其實的漢朝宗室。按照作者饒勝文的觀點，這對於劉備的政治選擇非常有利。劉備理應打著恢復漢王朝的旗號，將曹操當做篡位的權臣，聯盟孫權和其他同盟，共同討伐名不正言不順的曹操，以此擴充套件自己的勢力範圍。

作者認為，劉備這時的處境，與漢光武帝劉秀有著相似之處，他完全可以借鑑劉秀的做法。在稱帝前，劉秀雖是更始皇帝的部下，但他在討伐王莽的過程中已經建立了自己的威信，得到了人心，建立了強凝聚力、且受人擁戴的軍事力量。因此，即使他自己稱帝，也是順應民意，沒有人反對。不過，《隆中對》中，對“漢室可興”的說法模稜兩可，對於恢復什麼樣的漢室，並沒有明確的說明，這就為劉備留下了更多發揮空間。

那麼，相似的處境為何結果卻是截然不同的呢？這是因為，劉秀在稱帝時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順應民心滅了王莽的政權。劉備則不然，他全然不顧消滅曹操的重要前提，卻急功近利地追求“跨有荊益”這個軍事目標，做出了一系列錯誤的政治決策。所以他不具備劉秀稱帝的政治資本，反而受到了天下人的質疑。他一意孤行稱帝的舉動，無疑更是雪上加霜。

當時，為了使稱帝名正言順，劉備對外宣稱，漢獻帝已然遇害，天下沒有了主事之人，作為漢室之人，自己不得不當這個皇帝。如果這個說法屬實，還能說得過去，偏偏，漢獻帝又沒有死，而是被曹丕供養著。所以劉備此舉無疑給人留下把柄：天子還沒死呢，你不急著去為漢室報仇，反而急著當皇帝？這個舉動，無疑將劉備、漢武帝間的聯絡完全隔斷了，自此到劉備死前，他都沒有再對曹魏有實質性的攻擊。那麼，此前他稱帝說：“要代天討伐曹家”的口號，也就成了空談。何況，天子死了，我才稱帝，這本身就是一個假命題，畢竟當時天子還活著。所以，劉備建立的政權，在正統性方面存在很多隱患。

再加上，劉璋原來的部署，對於劉備搶奪益州，本來就心存不滿，他稱帝的舉動更是引發了這些人的反感。在討伐吳國慘敗之後，蜀漢內部的不穩定狀態達到了最高峰。趁劉備鬱鬱而終之時，這些益州人發動了叛亂。自此，蜀漢內憂外患，政權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

以上就是本期的第二個重點內容，劉備為實現“跨有荊益”這一目標，先後犯下了三大政治錯誤。第一個錯誤是，攻佔益州後，善後問題沒有妥善解決，引發了人們的不滿；第二個錯誤是，派遣關羽攻打襄陽，卻慘遭東吳襲擊，失掉荊州，“跨有荊益”也淪為空談；第三個錯誤是，選擇自己稱帝，政權合法性遭到質疑，徹底失去了民心。

下面，我們來解讀本書的最後一個重點內容：對於劉備留下的困局，諸葛亮採取了哪些措施？

從上部分內容中，我們看到，劉備非但沒有了爭霸天下的資本，而且還使政權陷入了內憂外患、朝不保夕的境地。劉備最終幡然醒悟，明白了是因為益州的叛亂，使他徹底認識到了漢室天命的重要價值，也就是說，即使漢獻帝已然禪位，但只要劉備強調，這是曹魏篡權所致，就能說明漢室才是天命的最終歸屬，道義始終在漢室這邊。按照這個邏輯，他這個唯一的劉氏宗室，建立蜀漢政權就是順應天命的，代表漢室去討伐曹魏也在情理之中。然而，不去匡扶正義討伐曹魏，卻輕率地稱帝，這就否定了自身具備的資格。因此，蜀漢只有堅定不移地討伐曹魏，才能表明其政治決策的正確性，也能很好地消除大家對其政權合法性的質疑。但一切明白的已經太晚，當時劉備已不久於人世，他將自己想明白的這點道理，當做遺囑託付給了諸葛亮，要求諸葛亮全力以赴實現他最終的遺願。他甚至對諸葛亮說，如果他的兒子拖後腿，諸葛亮完全可以取而代之。這一做法，無疑把伐魏上升了一個歷史新高度。

很多人可能要感慨，看樣子劉備是真的器重諸葛亮，能把兒子託付給他，還留下那樣的遺言。但我國著名歷史學家田餘慶先生卻並不認同，他覺得，劉備此前根本沒有將諸葛亮當成自己的貼身智囊，甚至還有事實為證。在劉備搶佔益州的時候，參與謀劃的人是法正和龐統。當時劉備找東吳復仇，諸葛亮也根本沒辦法阻擋。所以，諸葛亮真正意義上成為蜀漢的核心，是在劉備死後。而那時的諸葛亮也深刻意識到：北伐絕不僅是簡單的軍事問題，更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政治問題。那麼，他是如何選擇北伐時機的呢？我們接著來看。

第一次北伐，發生在劉備死後的四年左右。此時，雖然蜀漢的國力還沒有完全恢復，但曹魏的政權已經傳遞到了第三代，久而久之，中原人對於曹魏政權的認可度越來越高，鮮有人再去懷念漢室。諸葛亮認為，長久發展下去，恢復漢室將失去民心的基礎，所以即使國力尚未恢復，也不能繼續等下去。

為了保障恢復漢室的順利進行，諸葛亮採用了嚴刑峻法來治理。在第一次北伐中，因為馬謖錯失了街亭，諸葛亮便對馬謖處以斬刑，並重罰了趙雲，還給自己連降了三級。為什麼處罰這麼重？因為諸葛亮已經深刻意識到了，北伐的成功，關係到政權是否能夠延續，因此他不允許任何人，包括他自己來影響北伐的結果。他的這些舉動也讓蜀漢人認識到，堅定的北伐，代表的是道義和天命，是任何人都不能違背的信念。人們內心一旦有了堅定的信念，也就會影響到自身的行為，這就為蜀漢政治發展提供了助力。所以說，即使諸葛亮使用的是嚴刑峻法，但在天命觀念的影響下，蜀漢走出了劉備兵敗的陰影，政權的合法性被重新認可，王朝生存年限也得以延續。這期間，蜀漢雖然弱小卻煥發出勃勃生機，北伐作為正確的策略功不可沒。

那麼，有人會問了，既然北伐被證明是正確的，為什麼沒有成功呢？

歸根結底還是因為劉備前期的政治失誤。按照《隆中對》最早的設想，要在“跨有荊益”的基礎上，兵分兩路對曹魏實行夾擊。但失去荊州後，出兵的通道也隨之沒有了。無奈之下，蜀軍只能從秦川一帶進軍，這時候弊端就被暴露出來，不但地勢不利，而且補給線長，糧草問題也層出不窮，別說和曹魏持續作戰都尚且困難，那就更別提對中原造成的威脅了。所以北伐成了諸葛亮一個解不開的困局，明知不好打，卻還必須要打。

除此之外，益州的內憂是另一個難以解開的困局。雖然益州叛亂很快被諸葛亮平定，但潛在的抵抗勢力卻始終揮之不散，這也是早期劉備的失誤造成的。想當年，劉備取得益州後，形成了新舊兩股勢力，一股是“舊部”，是原來劉璋的部下。另一股勢力是新人，也稱作客籍，是劉備從荊州帶來的部下。歷史學家所認為的“新舊”，或“主客”之分就是這樣形成的。

前面我們提到過，對於劉備的政權，益州舊部態度並不積極，人心也不穩定。而從東漢末年開始，讖語的影響加劇了政權的不穩定。那麼什麼是讖語呢？其實就是帶有迷信色彩的預言。其中，“劉祚將盡”是這些預言的核心，意思就是說，姓劉的做皇帝，其皇帝位子是坐不長的。

因為劉備不滿，“劉祚將盡”的論調在益州舊人中日益盛行，最終導致了叛亂的發生。但諸葛亮在世的時候，憑藉鐵腕與北伐政策，這個論調暫時得到了壓制，但他去世之後，益州舊部的勢力逐漸恢復，“劉祚將盡”的論調也形成了燎原之勢，而且迅速蔓延開來。

當時，《仇國論》引起的反響最大，由光祿大夫譙周所寫。仇國指兩個國家是仇敵關係，分別叫做因餘、肇建，前者是小國家，後者則是大國，以此來暗喻蜀漢和曹魏。這篇文章傳遞的思想就是，弱小的國家是打不過強敵的，與其窮兵黷武，不如學周文王休養生息，其本質是對諸葛亮北伐的一種反抗策略。

這個論調並不是憑空而來，它是有現實依託的。公元249年發生了一件歷史事件，史稱“高平陵事件”。當時是司馬懿發動了政變，他趁魏國皇帝去高平陵掃墓之際，一舉拿下了魏國的軍政大權。眼看曹家要被司馬氏篡位，那麼所謂的曹賊篡漢也就成為了歷史。既然事情都翻篇了，那麼，打著聲討曹操的口號去北伐，也就失去了意義。為了打仗而打仗，甚至是沒有必要的打仗，不就是窮兵黷武嗎？所以《仇國論》得到了文臣武將的廣泛認同，就連跟隨諸葛亮數次北伐的將軍，張翼、廖化都把這作為依據，反對諸葛亮繼續北伐。而民間，人心已經發生了變化，逃避兵役的情況也時有發生。

由此可見，對於蜀漢來說，《仇國論》的論調存在著極大的危害。因為北伐是蜀漢證明其合法性的最佳途徑，但《仇國論》對北伐卻持否定的態度，本質上是對劉氏政權合法性的否定，這種論調一定程度上也瓦解了人們的抵抗心理，如若出現魏軍大規模的進攻，就會有大量人選擇投降。

聽到這裡，你可能會問，客籍集團眼看著這種情況發生，也不管不顧嗎？顯然不是的，當時的情況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因為諸葛亮去世後，無論是蔣琬還是費禕等人，對局勢的掌控力很難與諸葛亮相提並論。雖然蔣琬等人依然打著北伐的旗號，但礙於“窮兵黷武”理論的影響，對軍事實行了收縮的政策，主要精力已經從北伐轉到了保境安民上。人們適應了當下的生活，越發不願與曹魏發生戰爭，長此以往，北伐也逐步淪為了空談。這種局面，直到公元263年才被打破，面對魏軍的大舉進攻，在諸多大臣的勸說及《仇國論》的影響下，後主劉禪選擇了投降，自此蜀漢滅亡。在他們選擇投降之時，其實距魏軍到達蜀漢都城還有很遠。追根究底，正是由於劉備早年的政治失誤，才導致了後續一系列矛盾的發生，致使蜀漢王朝以這樣悲劇的方式收場。不過，對於《仇國論》和譙周，歷史上一直有較大的爭議，有觀點從另外的角度，肯定了譙周，認為正是由於他的這個論調，使蜀漢免去了戰火的衝擊，對百姓來講，沒有戰爭就是極好的幸事。角度不同得到的結論也截然不同，卻都無法阻擋，盛極一時的蜀漢王朝走向滅亡的地步。

至此，我們本期要講的核心內容就為大家講解完畢，下面讓我們做一個簡單的總結：對於蜀漢王朝來說，從建立到瓦解，對其造成致命影響的是政治選擇，而非軍事政策。而《隆中對》中，只提供了發展思路卻沒有明確的策略指導，這也使劉備因片面追求“跨有荊益”的結果，做出了錯誤的政治選擇，導致了聯盟關係的破裂，也與孫權反目成仇。隨後，他又因犯下善後處理不當和堅持稱帝等錯誤，不但失了人心，還失去了最有力的政治支援。雖然在死前，劉備意識到了問題的癥結所在，並囑託諸葛亮，堅定不移地用北伐來彌補損失，但積重難返，惡劣的影響難以消除。日益盛行的讖語論調，導致政權合法性的質疑之聲愈演愈烈，尤其是在諸葛亮去世後，不但北伐被全盤否定，更產生了《仇國論》的論調，瓦解了人們在外敵入侵時抵抗的心理，直接導致了蜀漢的覆滅。

其實，不止是三國，細數國內外，其實很多政權的命運都如出一轍，雖然是軍事決定勝負，但決定政權成敗的關鍵，往往是政治。與單純的軍事問題相比，政治更加複雜化，囊括了諸多因素，包括利益評估、道德考量等，具有綜合性特質。自古成王敗寇，無關命運，是經過苛刻的政治考驗後，歷經大浪淘沙才會呈現的歷史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