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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喬西

插畫：發達蚊

#01.

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六十一歲的嘉慶帝在承德避暑山莊走到了生命的盡頭。他的次子旻寧奉旨登基，改元道光。

道光帝繼位後立即下旨，令軍機大臣擬定嘉慶帝的遺詔。

按照常理，遺詔應該是皇帝臨終時所發的詔書，但是嘉慶帝的死亡屬於突發事件，沒有留下任何詔書，所以道光決定令軍機大臣模仿先帝的口吻擬定一份遺詔。

但令所有人沒有想到的是，這樣一件看起來極其平常的事情，居然掀起了道光初年的一場巨大政治風波。

一切都要從遺詔裡的一句話說起。

其實擬寫遺詔並不算什麼複雜的工作。依據慣例，軍機大臣們會在遺詔中模仿先帝的口吻，寫一些總結過去，展望未來的句子。

由於嘉慶帝駕崩於避暑山莊，所以遺詔中一定會提到這個地方。為了烘托此地的神聖氛圍，軍機大臣們就在遺詔中寫下了這樣一句話：

“書載虞舜陟方，古天子終於狩所，蓋有之矣。況避暑山莊為皇考降生之地，神御在焉，予復何憾。”

意思是天子在巡視的地方駕崩，古已有之，何況避暑山莊是我父親乾隆皇帝的出生地，我在這裡去世還有什麼遺憾呢？

道光帝看完後，並沒有察覺出哪裡不妥，於是將遺詔下發全國。

如果事情到此為止，那這份遺詔將不會掀起任何波瀾。它的命運不過是淹沒於歷史的長河中，然後被人們所遺忘。但是一個有心人顯然不允許這樣的情況發生，他一眼就看出遺詔中的這句話犯了一個天大的錯誤。

這個有心人就是翰林院編修劉鳳誥。

當劉鳳誥看到遺詔中說避暑山莊是乾隆皇帝的出生地時，他立刻意識到，一個打擊對手的絕佳機會已經到來。

關於乾隆出生地的問題，劉鳳誥早在嘉慶初年就有所研究。那時的他正在參與編修乾隆皇帝的實錄，實錄中把乾隆皇帝的出生地寫成了雍正帝親王時期的府邸，也就是雍和宮。

當嘉慶皇帝看完實錄後，他立刻命令編修大臣核查實錄的內容。編修大臣的反應十分迅速，他們拿出了相當有力的證據，指出乾隆皇帝就是在雍和宮誕生。

#02.

原來乾隆本人曾多次在詩文中提及自己的出生地。比如他曾經寫道：“齋閣東廂胥熟路，憶親唯念我初生”，明確指出自己出生在雍和宮。此外，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正月，他去雍和宮時又作了一首詩，詩裡格外註明：“予以康熙辛卯生於是宮”，即我於康熙五十年生於雍和宮。

看完編修大臣們提供的證據，嘉慶帝感到一頭霧水，在此之前包括他在內的絕大多數人都認為乾隆生在避暑山莊，可如今乾隆本人卻在詩文中一再表示自己出生於雍和宮，嘉慶不可能和自己的父親站在對立面，於是他斷然放棄了原來的觀點。

而劉鳳誥作為實錄的編修官，對乾隆出生地的問題十分熟悉，所以在看過軍機大臣們擬定的遺詔後，迅速發現了其中的紕漏。這讓他非常興奮，腦海中生出了趕快去舉報的想法。

那麼為什麼劉鳳誥會死死抓住這件事不放呢？想要得到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得先從劉鳳誥的生平說起。

劉鳳誥，字丞牧，江西萍鄉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參加殿試，高中探花，被任命為翰林院編修。其為人放蕩不羈，好飲酒，頗有才情。與歷史上很多懷才不遇，仕途坎坷的才子不同，劉鳳誥可謂官運亨通，十分受嘉慶帝的器重。

嘉慶四年（1799年），剛剛結束三年守孝期的劉鳳誥就被任命為《乾隆實錄》的編修官。此後，他還一度擔任了國子監祭酒，太常寺卿等職務。到了嘉慶十一年（1806年），劉鳳誥更是直接成為了吏部右侍郎，等到第二年實錄編修完成，頗受皇帝認可的他又被加封為太子少保。

此時的劉鳳誥不能不說是春風得意，人生暢快。

可是憂患往往會在最安樂的時候到來，也許是被事業的順利衝昏了頭腦，劉鳳誥有些得意忘形，終於在嘉慶十三年（1808年）鑄成大錯。

那一年劉鳳誥在浙江監考鄉試，受人之託，助人作弊，想著可以瞞天過海，不料事情很快就被揭發。最開始朝廷給出的處理方案是將劉鳳誥發配至新疆伊犁，但不知何人向嘉慶帝進言，說伊犁風景優美，經濟繁榮，劉鳳誥在科場徇私舞弊，實屬重罪，應該發配到冰天雪地，環境艱苦的黑龍江。

在去往黑龍江的路上，劉鳳誥心情複雜，既有對自己一時糊塗的悔恨，也有對相關辦案大臣，尤其是主要負責人軍機大臣託津的怨恨。

#03.

好在劉鳳誥才名遠播，黑龍江上自將軍，下至一般士卒，都對他尊敬有加。也許是考慮到劉鳳誥編修實錄有功，又可能是嘉慶帝確實欣賞他的才華，在度過了四年的北國歲月後，劉鳳誥被赦免回京，擔任翰林院編修一職。兜兜轉轉，他又回到了曾經的起點。

而當年那個讓他怨恨不已的託津，此時已經是軍機處的領導人物，以劉鳳誥低微的身份，根本就沒有任何扳倒他的可能，除非天賜良機。

劉鳳誥明白，嘉慶帝的遺詔就是良機，他堅信，以託津為首的軍機大臣們對遺詔出現紕漏一事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自己官職太小，人微言輕，所以必須要找一個能替自己向皇帝上書的人。經過一番考慮，劉鳳誥找到了大學士曹振鏞。

曹振鏞與託津是競爭關係，自然樂於幫助劉鳳誥，所以很快就向道光帝舉報了這件事。不過兩人可能未必會想到，道光帝其實也在等待一個機會，一個換掉託津，改組軍機處的機會。

道光帝為什麼這麼迫切地想要改組軍機處呢？原來當時軍機處的頭號人物託津已經六十六歲，二號人物戴均元已經七十五歲，都是年老之人，且行事作風與道光帝嚴重不符。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嘉慶帝駕崩時，這兩位朝廷重臣並沒有表示出對道光繼位的支援，這讓他懷恨在心。

所以劉鳳誥和曹振鏞的行為對道光帝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

很快，道光帝下發諭旨，先給自己開脫，說道：“彼時軍機大臣敬擬遺詔，朕在居喪之中，哀慟迫切，未經看出錯誤之處，朕亦不能辭咎。”之後，他指出參與擬定遺詔的軍機大臣犯了嚴重失誤，令他們明白回奏，給自己一個解釋。

軍機大臣們看到皇帝的詔書後，滿腹委屈，他們認為遺詔中出現錯誤並不是自己的責任。在回覆皇帝的奏章中，他們給出了相當充分的理由。

首先，乾隆時期有一位官員叫管世銘，曾經跟隨乾隆皇帝去避暑山莊和木蘭圍場打獵。他在自己的詩文後明確地標註了避暑山莊才是乾隆的出生地，所以每逢先帝雍正的忌日，皇帝都會在這裡住上幾天。

第二，在嘉慶的詩文中也多次提到了乾隆出生在避暑山莊，比如在嘉慶元年（1796年）給乾隆的祝壽詩的註解中，嘉慶帝寫道：“康熙辛卯肇建山莊，皇父以是年誕生都福之庭”，意思是康熙辛卯年給避暑山莊題字，而乾隆帝恰好出生於此。

原來當初嘉慶皇帝雖然在實錄中放棄了自己原本的觀點，但他並沒有修改自己的詩文，也沒有禁止“避暑山莊說”在民間流行。而實錄又屬於重要文獻，軍機大臣們沒有檢視的權力，所以遺詔中出現錯誤實在是無法避免。

但是道光帝並不買賬，他已經下定決心要拿此事大做文章。至於軍機大臣們給出的理由，他認為純屬是狡辯。軍機大臣們這時也明白了，皇帝是鐵了心想要懲辦自己，再充分的理由也不會起作用了。

最終，道光帝下達旨意，相關軍機大臣的責任不可推卸，嚴加懲處，而兩位首席軍機大臣託津和戴均元則被各降四級，逐出了軍機處。至此，這場由一句話掀起的政治風波才算平息。

#04.

回顧整個事件，我們可以看出，這場政治風波的實質其實是一場由嘉慶遺詔引發的，關於朝廷高層官員的清洗、撤換運動。而且我們甚至可以透過這場運動來發掘出道光朝衰敗的因由。

在託津和戴均元被道光帝懲處後，曹振鏞順理成章地進入了軍機處，並且逐漸成為了軍機處的領導人物。這位已經歷經乾隆，嘉慶兩朝的臣子在道光朝走向了自己的官場巔峰，被道光帝視為心腹。可是，這樣一位仕途順風順水，位極人臣的大人物在《清史稿》中的傳記卻只有短短的數百字，讀者們驚訝地發現，曹振鏞五十餘年的官場生涯幾乎沒有建樹。

原來曹振鏞本人奉行“多磕頭，少說話”的官場哲學，他一生小心謹慎，做事圓滑，極力迎合上意。清代有人作詩諷刺這位軍機大臣，說：“大臣經濟在從容，莫顯奇功，莫說精忠，萬般人事要朦朧，駁也無庸，議也無庸。八方無事歲歲豐，國運方隆，官運方通，大家襄贊要和衷，好也彌縫，歹也彌縫。”身為百官之首的曹振鏞尚且如此，也難怪朝廷上下會瀰漫著“報喜不報憂”的歪風。

道光帝透過遺詔事件成功改組了軍機處，卻起用了曹振鏞這樣“只做官不做事”的大臣，實在是其政治生涯中的一大失誤。

不過如果我們仔細分析道光帝的性格特點，就會發現曹振鏞的升遷其實是一種必然。道光帝性格保守，行事謹慎，在大事上缺乏主見，經常搖擺不定。在面對日漸繁雜的國家政務時，他甚至會產生畏難情緒，習慣簡化問題。一旦事態朝著他預期之外的方向發展，他往往會半途而廢，就此擱置，或者推卸責任，不了了之。可以說，曹振鏞這樣的臣子完美契合了道光帝的執政風格，君臣上下可以一起和稀泥，粉飾太平。

至於如何挽救積弊叢生，千瘡百孔的國家，這顯然已經不在他們的能力範圍之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