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之薪金已定每月二百六十元。所同居高君亦好學之士。”
這是1917年九月三十胡適寫給母親家書裡的一句話，此時的胡適剛剛自國外留學歸國受聘北大，信中的“薪金”便是他擔任北大教授時的月薪。
每月二百六十元若換算成今天的人民幣，按照當時市價一斤大米0.04元換算，二百六十元相當於現在的5.2萬元。
畢業後第一份工作工資就能如此，也難怪當時的胡適會自認為是“中產階級知識分子”了。實際上，在當時的文人裡，胡適雖比不上樑啟超、康有為等富有，但若以純粹的文人論，他的收入確實已經不低了。
須知，當時美國一個正教授的平均年薪是美金2628元。換算下，胡適的年薪相當於美金3300元，這個數字比美國正教授的平均待遇還高將近700美元。
也因為待遇不低，所以，胡適還在那封給母親的信裡算了一筆賬，他說：
“彼處房錢不過六元，每人僅出三元耳。合他種開銷算起來，也不過每月四五十元之譜。”
這樣算起來，胡適每個月可以存下兩百多元，他每月可存下來的這個錢數相當於當時北京窮苦人家四個月的總開銷。
僅在北大上課一個月後，胡適就被加薪了，他的月薪從260元加到280元。胡適在另一封給母親寫信說：
“此為教授最高階之薪俸。適初入大學便得此數，不為不多矣……即僅有此數亦儘夠養吾兄弟全家。”
從胡適信裡的這段話可知，他對自己當時的收入也頗為滿意，他甚至對自己能“養吾兄弟全家”有一絲絲的得意。
除了工資外，同當時的大部分文人一樣，胡適還有稿費等其他收入。
1928年12月亞東圖書館賬單顯示：胡適稿費等收入近3萬銀圓，合今人民幣約120萬元。這個數字遠遠高過了當時的大文豪魯迅。
綜上，胡適在當時的民國確能稱得上中產無疑了。
在經濟收入的保障下，胡適的日子過得也著實不錯。
根據《胡適四十自述》、《胡適家書》等資料的記載，胡適當時的家裡有庭院、有汽車間、有鍋爐和熱水汀，有浴室和衛生間，總之當時富人家有的基礎設施，他家一樣不少。
除了這些基礎配備之外，胡適家最有錢的時候，竟還僱傭門房一人，廚子一人，女傭一人，打掃雜役二人，司機一人。
胡適這樣的生活，是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
1931年，已經有了盛名且小日子過得很滋潤的胡適還在他位於米糧庫4號家中做了四十大壽。四十是人生的盛年，胡適在這一年也走到了他人生的頂峰。
別的不說，單就他當時的住所“米糧庫4號”就是普通人有些羨慕的存在。米糧庫這個地方，用今天形容樓盤的話講，叫“既富又貴”，米糧庫衚衕不僅房價高，而且所住幾乎都是名人。陳垣、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徐悲鴻、徐志摩、丁文江等都在這裡留下身影。
胡適住在米糧庫4號時，1號住著陳垣、傅斯年，3號住著梁思成、林徽因，這些人不用說，都是相當當的名流。
有豪宅自然得有聚會，同今天的新資產階級一樣，當時的胡適長期會和圈中好友進行聚會。胡適聚友的日期定在每週星期六，他把這種固定的聚會戲稱為“做禮拜”。
所以每到星期六時，胡適家就聚集了各路親友，他們聚在一起打麻將、喝茶、抽菸、嗑瓜子、聊天，一熱鬧就是一整天。
胡適招呼朋友從來不含糊，每次朋友來了，他不僅備小吃，有時還會特地請廚師來家裡做飯菜。這請廚師的錢，自然也是開銷的一部分。但胡適樂得如此，妻子江東秀本性豪爽，自然也是樂意的。
因為胡適朋友太多，所以林語堂曾說：
“他的朋友，或是自稱他朋友的人，實在太多了，上至總統、主席，下至司廚、販夫、走卒、擔菜、賣漿……行列之中都有胡適之的‘朋友’。”
胡適家招待親友時吃食不含糊，平日裡，他們自己一家子吃喝也很是“小康”。
在寫給母親的一封家書裡，在和母親絮叨家常時他寫道：
“今早七點起來，編了一天的講義，吃了四個生雞子，又吃了一碗半面……近來仔細看看，覺得是胖了一些，想是家中吃食太好之故。”
在另一封家書裡，胡適又在說完拍照的相關後道：“吃了大盤蝦仁炒麵當夜飯。”
從這些細節就可看出，胡適的餐桌顯然非常小康。除了餐桌外，胡適的茶桌也總有好茶好點心，這點，他也在信裡透露過。
相比“吃”，胡適的“衣”也是非常精緻。
在國外常年留學的胡適對洋貨情有獨鍾，他的很多罩袍、襯衫、單衣、帽子等都是進口貨，而日常用的物品，如剃鬚刀等，也常是進口。
但以上這些都並不是胡適花銷的“大頭”，胡適的大部分花銷乃是在買書和賙濟親朋上。
胡適喜歡買書在民國人所共知，與此相對的，“胡適喜歡資助親朋也是人所共知”。這些花銷，佔去了胡適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胡適曾數次資助過詩人汪靜之，僅在1922一年時間裡，他就陸陸續續借給了他140元。
文學家林語堂早年在哈佛留學時曾遭遇經濟困境，胡適知道後，竟以“獎學金”的方式，資助了林語堂2000元。多年後，林語堂才得知“這筆錢並非獎學金”。
除了賙濟友人外，胡適還喜歡救助困苦且需要幫助的人。有一次，得知經濟拮据的賣餅小販可能得了癌症後，他竟主動提出要為他負擔全部醫藥費。
聽到這兒，你肯定能明白鬍適之生活與今天普通暴發戶的區別了：他所代表的民國中產階級，在生活上更加註重“生活得有意思”，而非簡單地享樂。
與此同時，已經屬於中產階級的胡適還非常努力，他除週六外的生活日程都安排得極其緊湊。以下，是胡適在北大教書時的生活作息表：
“早晨七點起床，7點40開始上課或者做其他工作。中午準時午餐，下午1點40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上班。晚餐與友人或者同事交流吃飯，晚11點回家。回家後即進入書齋，讀書、研究、寫作，直到半夜兩點才睡。”
從這份作息表可知，已經成為世人眼裡“成功人士”的胡適每天只休息不到6小時。當他的妻子江冬秀和親朋對他休息太少提出質疑時，他竟道：
“誰說每天一定要睡足8個小時？那是迷信，拿破崙每天只睡6個小時。”
胡適用自己的生活為模板向今天的世人論證了一句話：真正的生活，是活得有意思。
胡適自己把這種“有意思”的生活稱之為“新生活”。而關於什麼才是新生活，他自己曾專門在一篇文章裡詳細講到過，他說：
“生活的‘為什麼’，就是生活的意思。人同畜牲的分別，就在這個‘為什麼’上。你到萬牲園裡去看那白熊一天到晚擺來擺去不肯歇，那就是沒有意思的生活。我們做了人，應該不要學那些畜牲的生活。畜牲的生活只是糊塗，只是胡混，只是不曉得自己為什麼如此做。
一個人做的事應該漸漸會得出一個‘為什麼’。我為什麼要幹這個？為什麼不幹那個？回答得出，方才可算是一個人的生活。”
為了進一步闡述相關，胡適還在論述完了“為什麼”後補充道：“凡是自己說不出“為什麼這樣做”的事，都是沒有意思的生活。 反過來說，凡是自己說得出“為什麼這樣做”的事，都可以說是有意思的生活。”
從胡適的這篇文章便可看出，在胡適眼裡：生活的“為什麼”，就是生活的意思。
頗有意思的是，這位大學問家還在文章裡“安利”中國人都過他倡導的這種“新生活”，他說：
“我希望中國人都能做這種有意思的新生活。諸位，我恭恭敬敬地請你們來試試這種新生活。”
從胡適的這篇文章可以看出，在本質上，當時的胡適代表的中產階級和今天的新中產是一致的，只是，今天的新中產直接回答了胡適關於“為什麼”的問題：對於工作 ,他們認為是自我價值的實現，對於消費，他們以感性為主、追求精緻美好的生活。
今天的新中產和當時以胡適為代表的民國中產一樣：渴望從物質到精神、 從外在到內心,追尋人生境界的不斷昇華。
在這些之外，當時和現在的中產都在努力追求：“活自由”！
關於“活自由”，胡適也有過相關的闡述，他認為：並非經濟基礎達到就是活出了自由，真正的“活自由”，是畢生按照自己的理念去生活。至於如何做到，胡適也做了說明，他曾說：
“我這裡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我自己決不想牽著誰的鼻子走。我只希望盡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點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胡適這段話的言外之意是：“活自由”，得“不受人惑”。
今天文章末尾，群畫像一下今日的新中產引數：第一，經濟板塊：平均月收入3萬到10萬；第二，有房且是中心地段；第三，有車，且是象徵新中產的大氣車型；第四，有自己的交際圈；第五，有自己的精神世界，比如個性書屋等。
說到適合新中產的車型，我安利一款車給你，沒錯，就是東風Honda 全新UR-V 。這款車型其上市之初就打破傳統的大型SUV粗狂、越野的形象，在外形、駕駛效能等各方面都注入了契合新中產身份的的高階設計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