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只有15年時間，但是秦國卻並不是這麼短，自東周始，秦國成為諸侯，算起來，到秦始皇時，秦國已經存在了500餘年，所以說，秦國也是一個老牌諸侯國，它能在秦始皇時滅掉六國，統一全國，既有嬴政個人的能力因素，主要還在於秦國祖先的積累，在富國強兵方面的改革，使得秦國一點點強大起來，它是一個長久的過程。

而商鞅變法，就發生在秦始皇出生之前的100多年，這接下來的100多年，可以說是奠定秦國強國地位的100多年。可見任何事情要想做成，都不是單方面因素促成的，世人更多的是看到秦始皇的厲害，其實秦國自商鞅變法起，就像一臺提速的馬車，一路奔跑，滾滾向前。秦始皇是合適的時間、合適的機會下，誕生的“合適”的人物，由他最終完成了統一的使命，既是英雄造時勢，更是時勢造英雄。

秦國曆史上，最早的崛起，始於秦穆公時，當時東擴比較難，於是秦穆公聽取百里奚的建議，西取戎狄之地，拓土千餘里，把地盤擴大了很多，鞏固了根據地。200多年之後，到了秦孝公時期，秦國依然不是特別強，出於變法圖強的目的，秦孝公任用商鞅，進行變法。

變法該怎麼變？變法的主導者，往往代表了變法的風格，所以就需要知道商鞅是一個怎樣的人，商鞅的性格，依司馬遷的話來說：“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商鞅，天性就是個很尖刻的人，不過話說回來，變法，特別是徹底的變法，若非嚴厲刻薄者，實難推動，一個心腸柔軟的人，不容易成為一個變法的主導者和推動者，更難以成為一個實施者。

所以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商鞅若不嚴酷，變法就難以成功，難以推進，商鞅若太嚴酷，變法就會激起太多的原利益擁有者的反對，而商鞅最終的結局，就會這樣的。所以變法也是一把雙刃劍，至少對於推進者來說，更是如此。商鞅總體來說，是幸運的，因為商鞅變法，基本上是成功的，他的理念得到了貫徹，主張得到了執行，在十多年的時間裡，依靠著秦孝公的支援和庇護，成功地在秦國推行了新法，秦逐漸強大起來。另一方面，商鞅也是不幸的，第一變法本身是對既得利益的摧毀，充滿著風險，第二，商鞅個人的性格之尖刻，更易激起太多人的不滿。他的最大的靠山秦孝公一死，新的皇帝秦惠文王繼位，馬上就抓捕商鞅，商鞅後被車裂，滅族。

新皇帝這麼恨他，一是有人告他謀反，二是商鞅的威望太高，需要敲打，三是商鞅曾將當時還是太子的秦惠文王，以新法之名處罰過，只不過沒有處罰太子本人，而是以墨刑處罰了太子的老師，即便這樣，相信肯定也是給太子留下極深的心理陰影。從這件事，足見商鞅態度之硬，變法之嚴，執行之苛。

商鞅變法何以能使秦國變富變強？先看看變法的主要內容：廢井田，開阡陌，重農桑，獎軍功，統度量，建縣制，行連坐。解讀一下就是允許土地私有，可以進行自由買賣，刺激農業生產，獎勵戰鬥，加強中央集權統治。土地私有和獎勵軍功，都是鼓勵人的積極性，給自己幹，幹勁十足，獎勵殺敵，士氣得到極大提升，秦軍變得如狼似虎，建縣制，君主的權力更為集中，而連坐之法，又顯示了新法極其殘酷的一面，這種殘酷的基因，在以後的100多年裡，一直留存在秦的基因裡。這種基因在一定時間段內，對其統治有加強作用，而最後秦的滅亡，也源於這種基因的固有的弊端。

商鞅變法，靠著一種嚴酷和堅硬，開拓了一片屬於大秦的新的天地，這種嚴酷，成就了秦，也銷蝕了秦，成功之中蘊含著失敗的因子，失敗與成功，互相轉化，就像商鞅本人一樣，當他在最後逃亡之際，本想躲進一家旅店暫避一下，卻不料店主因為他沒有憑證，不管他怎麼懇求，就是不讓他住，因為無證而住，店主是要被治罪的。商鞅變法，一言難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