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首樂曲的演奏過程中，它總是會有些不和諧的雜音。同樣，一個國家也總會有不同聲音的出現，這是在所難免的。那麼，當面對政治上的不同聲音，傳統中國是如何應對的？

異見與抗爭，中國古代的統治者總是不能容忍者多，能容忍者少。我們要說中國古代對異見和抗爭的態度，那我們不妨就從漢代歷史的一個重大事件開始說起，這件事情就是發生在東漢的黨錮之禍。

我們說，中國古代的宦官專權，以三個王朝最為嚴重。這三個王朝分別是東漢、唐朝和明朝。東漢這個王朝有一大特點，那就是中後期的東漢皇帝即位時年齡普遍偏小，大都依靠外戚上位。上位以後，扶植小皇帝上位的那些外戚大權獨攬，而隨著時間推移，小皇帝日漸成熟，那麼日漸成熟的小皇帝遇到大權獨攬的外戚集團，這二者之間不可避免地發生摩擦併產生矛盾。而這些小皇帝他們如果想要奪回屬於自己的權力，那麼他們不可避免地要依靠宦官和扶植宦官，靠著宦官奪回屬於自己的權力。就在這外戚和宦官交替專權的作用下，東漢的政治不可避免地滑向衰敗。而黨錮之禍，它正好是發生在這樣的一種政治風氣下。

上過中學的人應該都還記得諸葛亮的《出師表》，在這篇文章裡面有這樣的幾句話：“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東漢桓帝和靈帝在位期間，宦官和外戚交替專權。宦官一邊的追隨者侯覽、曹節和王甫等人，他們任用私人，敗壞朝政，同時還以權謀私，如侯覽曾奪人宅舍三百八十一所，土地一百一十八頃；其兄謀財構陷無辜，聚斂上億的財富。相對而言，外戚一黨的竇武等人卻比較清正，因此貴族李膺、太學生郭泰、賈彪等人與外戚一黨聯合，對宦官集團進行激烈的抨擊。這些人通常被稱作士人，也就是後來所說計程車大夫。他們品德高尚，時稱君子。

說到這裡，我順帶提一下史官對於黨爭的敘述模式。按照我們古代傳統的敘事模式，歷代史官敘述黨爭的時候，他們總是跳不開君子和小人的思維定勢，將黨爭中的一方視作君子，另一方視作小人。這其實就是對歷史的一種臉譜化，臉譜化的歷史往往更有助於人們的記憶和認知，這是古代史官他們敘事的特點以及帶給我們的一種認知，其實在黨爭中，不存在所謂的“君子”還是“小人”，有的只是勝者和敗者，勝者往往就是君子，敗者往往就是小人。很少有敗者君子，勝者小人的，而黨錮之禍這件事情，它就屬於後一種情況。

我們再回到黨錮之禍這件事情的本身，黨錮之禍先後共發生過兩次。第一次發生在東漢延熹九年，也就是公元166年，這次的起因是因為宦官一方的趙津和侯覽等人和張泛、徐宣這些人為非作歹，並且他們還故意在皇帝大赦天下之前犯罪。很快，就到了大赦天下的時候，趙津和侯覽這些人就想趁機逃脫處罰。但是，官員成瑨、翟超、劉質、黃浮等不畏權貴，在漢桓帝大赦天下的詔書下來以後，這幾個人仍然按律處置了這些人，然後才執行皇帝的大赦詔書。宦官們覺得自己受了委屈，於是他們就去找漢桓帝，向桓帝進言，桓帝聽信一面之詞，重處了這些官員。

朝中重臣、位列三公的太尉陳蕃、司空劉茂一同向桓帝進諫。桓帝不悅。劉茂不敢多說。陳蕃獨自上書，以漢初申屠嘉召責鄧通，董宣追劾湖陽公主的例子，為受罰的官員們辯解，並要求桓帝“割塞近習與政之源”，清除宦官亂政的不正之風。桓帝不理他，而宦官等人更加嫉恨士大夫們，雖不敢加害名臣陳蕃，但對其他人則大加報復。

朝中大臣、地方官員以及民間百姓大多站在士人一邊，紛紛指責宦官亂政，為非作歹，排斥忠良。結果卻被紛紛免官，成瑨劉質等最終在獄中被害，岑晊、張牧等人逃亡得免。河南尹李膺，在大赦後處死了蓄意在赦前殺人的張成之子。張成為宦官黨羽，宦官一黨遂讓張成弟子牢修上書，誣陷李膺等人“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士人、宦官間的矛盾在此爆發。

桓帝大怒，詔告天下，逮捕並審理黨人。太僕卿杜密、御史中丞陳翔等重臣及陳寔、範滂等士人皆被通緝。太尉陳蕃認為“罪名不章”，拒絕平署詔書。桓帝見詔書無法生效，乾脆跳過司法程式，直接讓宦官負責的北寺獄審理此案。李膺、陳寔、範滂等人慨然赴獄，受三木酷刑而不改其辭。當時被捕的大多是天下名士，民間所認同的“賢人”。度遼將軍皇甫規以沒有名列“黨人”而被捕為恥，上書“臣宜坐之”，要求桓帝連自己一塊兒治罪。桓帝沒有理他。 陳蕃再度上書，以夏商周三代之事勸諫，言辭激切，桓帝嫌他多嘴，以陳蕃提拔的人才不好的罪名免去了他的太尉一職，改以光祿勳周景為太尉。並罷免了司空劉茂，改以光祿勳宣酆為司空。

同年十二月，桓帝竇皇后的父親槐裡侯竇武為城門校尉，他名列三君，同情士人，於次年上書求情。同時，負責審理此案的宦官王甫等人也為黨人的言辭所感動，取消了對他們的酷刑。

李膺等人在獄中故意供出宦官子弟。宦官等害怕牽連到自己身上，向桓帝進言，說天時到了大赦天下的時候了。於是同年六月庚申日，改元永康，大赦天下。黨人等獲得釋放，但放歸田裡，終身罷黜，史稱“第一次黨錮之禍”。

公元168年，漢靈帝即位，竇皇后被尊為皇太后。竇武因身為皇太后父親而被任命為大將軍，陳蕃再度被任命為太尉，兩人與司徒胡廣一起掌握朝政。名士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人得以重新被起用，民間大多認為，賢人在朝，太平盛世快要來了。宦官首領曹節、王甫等人則在竇太后面前諂媚侍奉，竇太后多次在他們慫恿下亂下命令。

陳蕃、竇武等人認為宦官這樣干涉朝政，不是了局，於是私下商議，趁日食的天象上書太后，要求革除宦官參政，但竇太后認為從漢元帝時就有宦官參政，是正常現象。雖在竇武等人建議下處死了宦官管霸、蘇康等，卻保護曹節等人，不願士人處罰他們。

不久，又出現太白金星經房宿，由上將星入太微垣的天象，當時的人認為這是不祥之兆，象徵奸佞在皇帝身旁，大將軍有災難。竇武等人準備動手除去宦官曹節、王甫一黨。九月初七，竇武輪到休假日，出宮回家。宦官偷出他的奏摺，得知了士人的計劃，因而連夜歃血共盟，發動政變。宦官們與皇帝的乳母趙嬈一起，矇騙年幼的靈帝，格殺親近士人的宦官山冰等，搶奪印、璽、符、節，脅迫尚書假傳詔令，劫持竇太后，追捕竇武、陳蕃等。 年過八旬的陳蕃聞訊，率太尉府僚及太學生數十人拔刀劍衝入承明門，到尚書門因寡不敵眾被擒，當日遇害。

竇武馳入步兵營起兵對抗。護匈奴中郎將張奐此前率軍出征，此刻剛回到京師，尚未了解局勢，宦官等人假傳詔令騙過了他。張奐誤以為竇氏叛亂，遂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與王甫所率領的千餘虎賁軍、羽林軍一起進攻竇武。竇武被重重圍困，無奈自殺；他的宗親賓客姻屬及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等人皆被族滅；虎賁中郎將劉淑、尚書魏朗等也被誣陷而被迫自殺；竇太后被軟禁在南宮，李膺等再次被罷官，並禁錮終生。議郎巴肅參與了竇武的計劃，但宦官不知道，只是將他禁錮而已。巴肅認為“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自己投縣官官衙就案，縣官要解印與他一起逃亡，他不同意，被害。

陳蕃的友人朱震棄官痛哭，收葬了陳蕃的屍體，並將他的兒子陳逸藏到甘陵，被人告發。朱震全家被捕，都受到酷刑，然而朱震誓死不肯說出陳逸的行蹤，陳逸得以倖免。竇武的府掾胡騰收葬了他的屍體，為他發喪，也被禁錮終生。竇武的孫子竇輔，才二歲，被胡騰收留並冒認為自己的兒子。胡騰與令史張敞一起將他藏匿在零陵，竇輔也得以倖免。

張奐因“平叛”的功勞被宦官們提拔為大司農，封侯。張奐因深恨自己被曹節等欺騙，害死國家忠良，鑄成大錯，堅決拒絕不肯受印。並在不久後趁天象變化而上書靈帝，要求為竇武、陳蕃等人平反，迎回竇太后，並推薦李膺等出任三公。靈帝認為他說得有理，但宦官們紛紛進讒言，改變了靈帝的想法，反而追究張奐的責任，張奐自赴廷尉，被拘留數日，罰俸三月。 最終也被罷官回家，禁錮終生。郎官謝弼上書也為竇武、陳蕃等人鳴冤，要求迎回竇太后，卻被宦官貶職殺害。

宦官等見竇武、陳蕃、李膺、杜密等名望仍在，不肯罷休，於是向靈帝進讒言，誣陷黨人“欲圖社稷”，意圖謀反。年僅十四歲的漢靈帝被他們欺騙，因而大興大獄，追查士人一黨。 李膺、杜密、翟超、劉儒、荀翌、範滂、虞放等百餘人，被下獄處死。在各地陸續被逮捕、殺死、流徙、囚禁計程車人達到六、七百名。汝南督郵吳導奉詔前往逮捕範滂，到了範滂的家鄉，竟趴在驛舍的床上大哭，範滂聽說後說：“一定是因為我才會這樣。”便要自前往監獄。汝南縣令郭揖聽說後解掉印綬，跟範滂一起逃跑。範滂說：我死了禍事就結束了，怎麼敢連累您呢？“範滂與母親訣別，範母對範滂說：“兒今日能與李膺、杜密齊名，死亦何恨？”遂與李膺、杜密等百餘人被執，庾死。此前曾得罪宦官的張儉四處流亡，在路途上，看見人家就前往投宿（“望門投止”），每戶人家即便知道會引來殺身之禍也願意收留他，張儉在眾人的幫助下，得以逃亡塞外。因為收留他而被追究滅門的，前後有數十家之多，這些人家的宗族親戚都被殺害，各個郡縣因此殘破不堪。這就是歷史上的第二次黨錮之禍。

熹平五年閏五月，永昌太守曹鸞上書為“黨人”鳴冤，要求解除禁錮，靈帝不但沒有聽從，反而收捕並處死曹鸞。接著，靈帝又下詔書，凡是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罷免，禁錮終身，並牽連五族。黨錮的範圍擴大，波及更多的無辜者。中平元年二月，黃巾之亂興起，漢靈帝怕黨人與黃巾一同作亂，遂於夏四月丁酉日大赦天下，免除了親屬關係與黨人在小功以外者的禁錮。

中平六年，漢靈帝病死，少帝劉辨繼位，外戚何進擔任大將軍，執掌朝政大權。何進圖謀誅除擅權的宦官張讓，趙忠等人，反被宦官誘入後宮殺害。為替何進報仇，豪族出身的官僚袁紹領兵衝入皇宮，把宦官殺戮殆盡，結束了外戚宦官長期專權的局面，史稱十常侍之亂。同年三月，漢靈帝死，到了九月，西涼軍閥董卓進入京城，掌控了朝廷大權，廢了少帝，改立劉協為帝，也就是東漢末代皇帝漢獻帝，之後，為收攬士心，董卓派遣使者弔祭陳蕃、竇武等人，但這只是弔喪和祭祀，距離最終平反這些人，還有一段時間。董卓掌權後，大肆淫亂後宮，施行暴政，弄得民怨沸騰，百姓怨聲載道，各地諸侯紛紛討伐，直到王允利用呂布和董卓的矛盾使反間計殺死董卓。事隔22年，東漢朝廷才正式為陳竇等人平反。

雖然”黨錮之禍“本質上是統治集團內部權力鬥爭激化的一種形式，但是，面對宦官專權造成的官場腐朽，政治黑暗，一些有見識計程車大夫敢於挺身而出，揚清激濁，不僅是對本階級根本利益的一種自我挽救，也反映了人民群眾的呼聲，因而帶有一定的正義性，應給予肯定。

“黨錮之禍”可以說是古代第一次的抗爭事件，抗爭的結果是席捲士林的血雨腥風，由此，漢朝覆滅成為歷史大勢，經過官渡之戰、赤壁之戰等戰役後，天下三分，公元249年，高平陵之變，士族家庭出身的司馬懿獨攬魏國軍政大權，一場殘酷的“曹馬之爭”拉開了帷幕，而曹馬之爭，則催生了歷史上的第二次抗爭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