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動盪時局中無治亂本事，也無政治智慧，卻結交有術、擅長納賄、精於理財。

文／劉江華

清華大學的標誌性建築——二校門，是一座中西合璧式的門樓，門樓上方題額“清華園”。這三個圓潤端莊的楷書，以及主樓“清華學堂”四字，都出自晚清內閣協理大臣（大體相當於副總理）那桐的手筆。

生於1856年的那桐，1886年鄉試中舉，與端方、榮慶被稱為晚清“旗下三才子”，當時有“大榮、小那、端老四”之說。三人中，端方官至直隸總督，以推崇新政著稱，曾創造了清廷新政中至少30項第一。榮慶官至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守舊而清廉。那桐則不僅以體仁閣大學士、內閣協理大臣為三人中官階最高者，而且厚有家貲、生財有道。他在今天北京新東安市場東北的金魚衚衕擁有佔地25畝、房間300多間、東西七跨大院落的龐大宅第，還有三家當鋪、十七八頃土地……

然而，年輕時的那桐窮得上朝時連靴子都不捨得穿，先光腳走路到朝堂前，再穿靴子，潦倒如斯。年輕時的那桐，竟連續三次衝擊一個四品官職而未成，落魄至此。

那桐飛黃騰達的背後，究竟發生了什麼？

得翁同龢提攜才獲職業生涯第一桶金

1858年順天鄉試，主考官、文淵閣大學士柏葰被舉報受賄，咸豐下旨將其斬殺於菜市口，殃及擔任同考官的那桐父親普安（又寫作浦安）也丟了性命。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戊午科場案”。父親去世後，那桐家道開始敗落，除了不捨得穿靴子外，因為生活困難，還要經常到姑姑家裡打鞋帶子賺錢。

那桐雖31歲才中舉，但憑藉滿族出身，22歲時即入仕，籤分戶部貴州司行走。他從此在戶部兜兜轉轉了21年，直至1899年1月補授正四品的鴻臚寺卿，才首度離開戶部。在戶部歷任的諸多職位中，較為引人注目的是1895年的崇文門奏派委員和1896年的銀庫郎中兩職。

崇文門稅關是京師收稅之總機關，其監督為知名肥缺。曾任崇文門幫辦委員的崇彝在《道鹹以來朝野雜記》中說，幫辦委員一年歲入可得四五千金，奏派委員所得則多出數倍。至於銀庫郎中雖只為正五品，但掌管銀庫印鑰，地位較為重要。據《清宮遺聞》載：“戶部各差，以銀庫郎中為最優。三年一任，任滿貪者可餘二十萬，至廉者亦能餘十萬。”有說法稱，朝廷擬定銀庫郎中人選時，那桐排名第二，本無希望。時任戶部尚書的翁同龢鼎力推薦，甚至不惜與軍機首輔李鴻藻鬧僵，終於讓那桐獲此肥缺。

那桐父親死後，叔父銘安對那桐視若己出，不僅將其在金魚衚衕的宅院分給那桐一半，還在1891年送給那桐高達3.5萬兩的家產。如果說，叔父所贈是那桐人生的第一桶金，那麼任職崇文門奏派委員，尤其是出任銀庫郎中，則給那桐帶來職業生涯的第一桶金。

出任戶部銀庫郎中的第二年，那桐就開始投資當鋪。據《那桐日記》，1897年9月，他買下了北新橋北大街路東的增裕當鋪作為己產，“統計領去五萬三千餘金”。1898年，又買下了燈市口北、東廠衚衕口外路東的元豐當鋪，改字號為“增長”，用銀七萬二千九百六十兩。1902年3月，他又湊了一萬兩銀子，與人合夥開辦“合興當”。僅此3家，那桐在當鋪上的投資已達13.5萬多兩。

留京處置“庚子事變”換來慈禧親賞私房錢

在戶部的前二十年，那桐官運並不佳。舉一個例子，至1896年，已經入職戶部20年的他才官至五品。鴻臚寺是掌管朝會與國家宴會贊導禮儀的機關，鴻臚寺卿為正四品。1894、1896兩年，雖經戶部保舉，但那桐兩度落選。失望之餘，他在日記中無奈寫下“無望也”三個字。直至1898年第三次保舉，那桐才補上此四品官。

但從1898年至1903年，僅僅用了5年時間，那桐即由正四品鴻臚寺卿升至從一品的戶部尚書，連升五級。1899年12月，由於榮祿的推薦，正四品的那桐直接補授從二品的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越過從三品、正三品兩級。升遷之快，堪比火箭速度。

1898年“戊戌政變”之後，榮祿成為慈禧最信任、最倚重的軍機大臣。榮祿為人極為精明，城府甚深，但有貪財的致命缺陷。保留至今的《榮祿存札》揭示，1901年6月至1903年4月，不到三年的時間，各地官員給榮祿的信函中涉及請託者就有三四百件之多。如署湖南按察使繼昌為求“逾格栽培”，一次性就送給榮祿“紋銀千金”；兩江總督劉坤一也曾一次性“匯送京平銀二千兩”。

那桐也是看準了榮祿貪財的嗜好，每逢榮祿生日，必定登門送禮。1899年補授鴻臚寺卿後，那桐給所有的上司送禮致謝。按照常規，京堂送禮，四十兩為準，而那桐卻下血本單單送給榮祿一千兩。一來二往，榮祿便把那桐視為親信，重點栽培。1900年12月，兼為會典館提調官的那桐，將編修會典所節省的銀子六萬兩返還部庫，被諭旨贊為“實屬奉公潔己，辦事認真”。榮祿藉此機會，在慈禧面前美言，終使那桐獲此逾格提拔。

平心而論，那桐辦事能力頗高。1894年為慈禧六十壽辰，翁同龢等奉旨出任總辦大臣，派那桐負責“點景”，即在京城各處佈置景點，搭建綵棚。在當年6月4日的日記中，翁同龢如此評價那桐：“此君才固可喜也”。1899年10月慈禧召見那桐時也說“我聞你頗能辦事”。

憑藉際遇和才幹跨入二品官員行列，對那桐而言，至關重要。1900年8月，八國聯軍進佔北京前夕，慈禧、光緒等西逃，時為理藩院左侍郎的那桐被派為留京辦事大臣。由於同時兼任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上行走之職，在議和全權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和總理衙門大臣奕劻尚未抵京之前，因緣際會，那桐成了與洋人交涉的核心人物。他“託總稅務司赫德見各國公使，為之代商和局”；8月28日，八國聯軍士兵穿越紫禁城，他在乾清門外等候，又在御花園伺候“喝茶、用果點”，使紫禁城得以保全。

現存的史料顯示，庚子事變中，那桐在金魚衚衕的住宅遭受了嚴重的破壞，家人被迫到親戚家中躲避了將近兩個月。1901年4月30日，在給駐德公使呂海寰的信中，那桐就說，由於家在東華門附近，所以成了八國聯軍第一批洗劫物件，“房屋佔據，財物一空……一家三十餘口，無衣無食，全恃告貸”。

這些慨赴國難的努力，這種國而後家的精神，得到慈禧的賞識。她下旨稱讚那桐等“身處危城，力維大局，洵屬可嘉”，並於1901年8月特賞私房錢銀六百兩。慈禧親賞私房錢，可謂殊恩。

此後，那桐迎來了職位的快速升遷：1900年12月因辦理辛丑和議有功被賞加尚書銜；1903年5月被任命為戶部尚書，步入一品大員的行列。1905年7月3日，慈禧在仁壽殿召見時對他說，“爾近來辦事甚歷練，將來朝廷大事全仗你了”。以筆者所見的史料，除了對庚子事變時由甘肅帶兵進京護駕的岑春煊曾說過“我母子西巡時，若不得汝照料，恐將餓死，焉有今日。我久已將汝當親人看待”之外，與臣屬如此推心置腹，在素以狠辣著稱的慈禧身上，並不多見。

結交有術，可以一個春節拜年五百多家

在得到慈禧賞識的同時，那桐對慈禧也是悉心討好。慈禧壽辰是自不必說，就是出國、出差、年節甚至是慈禧從紫禁城移駕頤和園，那桐都會進獻禮物。他1903年赴日出席大阪博覽會並考察銀行印花稅等，給慈禧帶回了七寶窯大魚花瓶、東洋綵緞等八色禮物。他10月份以戶部尚書身份赴天津出席銀錢總廠開工儀式3天，也給慈禧帶回糟魚、糟蝦、糟雞等禮物。1902年9月，慈禧、光緒移駐頤和園，那桐還進奉餑餑果子八大盒、銀十二兩。

那桐所題的“清華園”，被評為字型圓潤。字如其人，其為人也是八面玲瓏。對慈禧、恭親王奕訢、慶親王奕劻、榮祿、翁同龢等上司，他自是費心討好。就是政見相左的同僚中，他也能左右逢源。袁世凱和岑春煊在1907年的“丁未政潮”時勢若仇讎，但在那桐日記中，既有5月6日、6月10日等與岑春煊頻繁走動的記載，也有6月1日赴徐世昌六國飯店之約、9月27日給袁世凱拜壽等與袁世凱一派關係親近的舉措，可謂結交有術。

在年節等聯絡感情的好時機，那桐更是不辭勞苦。《那桐日記》記載，1898年的正月初一到初八，他前去拜年達到五百多家。毫無疑問，這是個驚人的數字。其他年份的春節，拜客數量也不在少數，如1896年110多家，1897年230多家。

那桐還透過與同僚結拜兄弟等辦法，在朝中編織自己的關係網，為自己的升遷和做官鋪路。1905年12月，他與倉場侍郎桂春義結金蘭；1907年5月19日，他與時為東三省總督的徐世昌互換蘭譜。

1911年5月，大清首屆責任內閣組建，那桐出任排名第一的內閣協理大臣，位極人臣。

與奕劻並稱“慶那公司”

很難精確統計出那桐家產的具體數額，但僅據《那桐日記》所記數條，即可窺其一斑：1897年至1902年購買當鋪13.5萬兩；1901年3月至10月在日本正金銀行、英國匯豐銀行共存銀1.7萬兩；1904年至1907年買地3.3萬兩；1902年至1906年買地基用銀超過1.3萬兩；1911年報效清廷京平銀4萬兩、購買愛國公債11.28萬元；1912年購建天津新居5.8萬兩；1922年購買崇文門蘇州衚衕宅院3.5萬元……僅這些不完全統計，就超過40萬兩。

清朝在京文武官員，一品官歲給俸銀 180 兩、俸米 90 石（一石等於十鬥）。雍正改革後，吏、戶、兵、刑、工五部尚書、侍郎發雙俸，即便如此，按照這個俸祿，那桐絕無可能擁有如此鉅額家貲，更何況其長期出任的四品官俸銀只有銀105兩。

那桐的家財是從哪裡來的呢？

首先不可否認有那桐的投資所得。如1904年8月出價2.6萬，買地十七頃，每年可收租金銀855兩；1915年入股鹽業銀行後，每年可得分紅和辦公經費兩三千元；1922年購房後出租，每年可得3600元。此外，還有入股鐵廠、入股中國電燈公司、存款於銀行生息、放高利貸等等投資所得。

但毫無疑問，更多的家財是灰色收入，其中收受前來投拜於自己名下者的進獻是重要一項。

那桐為人，並不在意清節，時人就將其與慶親王奕劻並列，有“慶那公司”之說。攝政王載灃的胞弟載濤在回憶錄中說“那桐是一個著名圓滑的官僚”、“奕劻、那桐平日貪得無厭”、“那桐亦是著名的大貪汙者，拿錢走他的門路者，大有其人”。

從1903年被任命為戶部尚書起，開始有大量的官員來拜門、求其照拂。來拜門者，多為候補道，希望那桐幫忙謀得一實缺或差事。清朝自乾隆後期起走向衰落，歷經白蓮教起義、太平天國起義、捻軍起義、義和團運動等以及西方列強的武裝入侵後，國庫日趨空虛。自咸豐朝開始，捐納、保舉日益肆濫，候補官員隊伍迅速擴大，官多缺少的矛盾日趨尖銳。有學者統計，晚清時期候補的官員常年有兩三萬之多。

這些來拜門者自然不會空手前來。據那桐日記，1905年5月14日，好友福餘庵的三個兒子“以千金為贄拜門”；1907年1月24日，郭家兩子弟“瞻敬千金來晤”。由此看來，以銀千兩作為進獻標準者，不在少數。粗略統計，1903年全年，來拜門的人數約為 53人。可以想見，隨著那桐官職的上升，來拜門者越來越多，所送贄敬也會越來越高。雖然，有少數人所送的禮金被退回，但絕大部分還是落入了那桐囊中。天長日久，當屬巨資。

潮流寓公與十足的京劇戲迷

1912年2月29日，曹錕發動“北京兵變”。兩天後，那桐一家移居天津。在天津，那桐一開始租住在德國、法國的租界。幾個月後，他投資5.8萬兩，在英租界紅牆道（今和平區新華路196號）孟家莊修建了新居，包括一大一小兩座德式洋樓，獨立院落。

或許是因為曾主管外務部的緣故，那桐對西方生活和西方事物並不排斥。早在1901年7月，他就出洋元四十元、花了兩個小時，給自己拍了一段影像。要知道，中國第一部電影《定軍山》1905年才誕生。此前4年，那桐就嘗試給自己拍類似電影的活動影像，無疑屬於嚐鮮者。移居天津後，那桐也沒有停下趕時髦的愛好。1920年四五月間，他出資四千六百元購買“美豐”牌汽車，乘車去馬場道、海河沿等地遊覽。甚至，還花了4880元給自己在天津的別墅裝上美豐暖氣管。而且，大約從1922年6月12日開始用寒暑表記載溫度，這在當時自屬時髦。

那桐愛好京劇。身為朝廷重臣，他有機會觀賞譚鑫培、楊小樓、梅蘭芳等頂級演員的演出。如1902年9月，慈禧和光緒駐蹕頤和園，那桐以左翼總兵身份隨駕，此後4天就看戲33出。

除此之外，他欣賞這些名家演出的機會也相當多：1917年11月底，中國、交通、匯業、新華、鹽業、金城六銀行借其金魚衚衕宅院宴請日本實業家大倉等諸君，那桐作陪，那次，梅蘭芳唱的《天女散花》被那桐評為“極佳”；1918年8月，友人梁士詒等14人做東，請梅蘭芳、楊小樓、劉鴻升等唱戲，為那桐祝壽等等；1919年11月15日，為了看梅蘭芳演出的《遊園驚夢》，那桐還專程由天津回北京。這齣戲，晚8點開始，12點才結束，長達4個小時。如此看來，那桐可謂十足的京劇戲迷。

那桐愛看戲、會看戲，同時也和這些京劇名家關係頗好：其1913年3月6日的日記中有“譚鑫培來談”的記載；1921年8月26日是那桐六十五歲生辰，“梅蘭芳送戲一出”表示祝賀。1917年5月10日，名伶譚鑫培病故，那桐在日記中難過地寫道：“名伶譚鑫培今日病故，失一角色可惜也”——遠比清帝遜位時沉痛。1912年移居天津後，其日記中經常有去“丹桂茶園”“天仙茶園”聽戲的記載，甚至“看京劇成為主要娛樂方式。常常帶夫人、子女，並邀請族人一起看戲，幾乎跑遍了津門的茶園戲樓，往往深夜才歸”。

升官發財折射晚年慈禧的懶政

那桐為人有念舊情的一面。叔父待其如同己出，其對叔父也情同父子。叔父所贈的3.5萬兩，隨著經濟狀況的好轉，那桐於1894年、1896年、1904年分三次還清。從1896年8月開始，每月還資助叔父銀五十兩。與叔父生活的幾十年間，他侍奉唯謹，年節、做壽一絲不苟；1911年7月，84 歲的銘安患急症病逝，從請諡到辦理喪事都主要由那桐一手操持。

對親人如此，對老師也如此。安曉峰是其參加鄉試時的座師，1894甲午戰敗後，他上折參劾李鴻章喪權辱國，被慈禧發配新疆，臨行前那桐贈銀200兩作為程儀。1920年10月，已經在天津當寓公8年的那桐，透過前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得知安曉峰已從新疆回到甘肅秦安縣，又“匯洋三百元”略表心意。

對親人、對座師如此，對遜清皇室也是如此。移居天津後，那桐自稱“前清告退少保大學士”，屬於遺老一族。1917年7月1日（陰曆五月十三）張勳復辟、擁立溥儀登基，第二天，那桐即用陰曆記日記；張勳復辟失敗兩天後的7月14日，他又改用西曆寫日記。這些細小的舉措無疑透露出這位前清舊臣的微妙心理。每逢溥儀、隆裕生日，他都會送去禮物。1922年溥儀大婚，他更是一次性進獻了一萬元。

儘管如此，就目前所見，那桐風評不佳。從流傳下來的照片看，那桐屬心寬體胖一類。他性格圓融樂觀，崇尚及時行樂，生活追新求異。作為清末一代重臣，在動盪時局中，並無治亂本事，也無政治智慧，卻結交有術、擅長納賄、精於理財。

從《那桐日記》中確實很難看到他“怨天尤人”“憂時憤世”的記載。1910年正月初一，應該說此時的清朝已是危機四伏，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發動過多次起義，但那桐在日記中寫下的是“國事極順遂”之語。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他也只是平靜地寫著“本月（日）奉懿旨三道，宣佈共和立憲政體”之語，與前功臣館總纂惲毓鼎的“嗚呼！國竟亡矣……真堪痛哭”、前直隸總督陳夔龍的“十二月廿五日遜位詔書頒出，二百六十八年之天下，從此斷送，哀何可言”形成鮮明的對比。甚至，1912年2月18日即清帝遜位後第一個大年初一這天，他的日記還寫著“風定天晴，氣象甚好”之語，完全看不出失國之痛的情緒變化。

經過那桐的苦心經營，位於金魚衚衕的七跨大宅院，自西向東依次佈置馬號、西大院、兩所宅院、怡園、東大院（今東城區金魚衚衕東口到華爾道夫飯店東牆），以“臺榭富麗，尚有水石之趣”聞名京師。怡園正房名“樂真堂”，室內有戲臺，建於光緒、宣統年間，當時屬於新式建築，聲光電一應俱全。加上地處市中心，遂成清末民初名重一時的達官貴人宴會之所，曾多次接待過孫中山、黃興、段祺瑞等顯赫人物。

那桐升官發跡的背後，我們看到了清朝吏治的腐敗和慈禧晚年的懶政。

清朝本不許官員開當鋪。道光年間兩廣總督琦善被抄家時抄出當鋪三家，每家出錢兩萬串，共計六萬串。但均非琦善之名，而是由其家僕王幅出面，“寫立公中合同”，並由王幅派人參加當鋪的管理。到慈禧時期，反對戊戌變法、率領義和團同八國聯軍開戰的兵部尚書剛毅，已敢在京城開設了三座當鋪；軍機大臣鹿傳霖在家鄉河北定興開當鋪；那桐開當鋪之事也堂而皇之地記錄在其日記中。官員則例已成具文。

那桐之外，像奕劻、袁世凱等，也不時向慈禧進貢禮物，如1902年慈禧67歲生日，袁世凱花了一萬兩銀子買了輛小汽車作為禮物進獻；1908年1月，那桐、奕劻和袁世凱“恭進馬車十輛、馬十對”等等。本來，天子富有四海，頻繁的進貢——所需錢財都是民脂民膏。可想而知，也把慈禧與臣子的關係幾乎等同於商品買賣。溥儀登基後，攝政王載灃即予以廢除也表明這些禮節不得人心。

那桐之資質，本不勝任尚書、軍機大臣之職，以慈禧之精明，豈能不知，卻竟然對其說出“將來朝廷大事全仗你了”。連溥儀都認為“慶王就是以辦理賣國外交和賣官鬻爵而出名”，慈禧卻說“奕劻太老實，是上人的當”。這樣的反常，只能說明在被圍獵之下，慈禧對奕劻、那桐等的縱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