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本淮右布衣，天下於我何加焉！”乞丐出身的朱重八最初可能也沒想到，自己有一天竟能從蒙古人的手裡奪得江山，一掃當年兩宋的屈辱。

事實上更令人拍手稱讚的是，這麼一位布衣天子開創的王朝，歷經276年，從來沒有送一位公主去和過親，從來不向任何番邦敵國納過貢，無論是面對沿海的倭寇、西北的蒙古騎兵還是滿清的進犯，大明王朝的底線從來都是十分明確的，那就是不割地、不賠款，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這是連一直都被華夏子民當作代名詞的漢唐都沒能做到過的壯舉！

明太祖朱元璋

靖康之變，為什麼後來被稱為靖康恥，除了徽欽二帝被擄，宋朝被迫遷都臨安，很大一個原因是金軍當時搶走了幾乎宋徽宗所有的后妃和女兒，很多人後來都是被凌辱而死的。然而這並沒能促使南宋的上到皇帝下到大儒們去反思和檢討自己的行為，反之，軍政腐敗，人民困苦，對外照樣唯唯諾諾，對內偏安一隅，苟且偷生。

可他們心裡真的是認為自己的委曲求全能換來和金人的和睦相處嗎？當然不是的。大家心裡都明白，遲早有一天，當年的靖康之變還是會再次發生的，那怎麼才能避免妻女再次被擄，而為自己家門蒙羞呢？就只能教化她們“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等思想，如遇不測便當自行了斷，以絕後患，如此可笑地論調在南宋越發盛行，以至於貞節牌坊林立、裹小腳的現象也普遍起來。

有說：纏足開始於北宋後期，興起於南宋

然而事實證明，即便是面對外族入侵，妻女盡數自盡，不思進取的南宋依然只能走上亡國的蒙羞之路。但那時，我們面對外族的進犯所採取的做法似乎已經成了定式——要麼送女人去和親，要麼割地賠款，要麼連年納貢、歲歲稱臣，要麼打不過就跑、躲得遠遠的避其鋒芒。在這一點上，其實不止是宋朝，連漢、唐這樣代表著中華文明巔峰時期的王朝，往往也是同樣的思維定式。

可就是有人不這麼幹，我們知道北京作為國都，經歷了遼金元明清五個朝代，遼金元和清是因為本身就是北方的遊牧民族，所以南下定都北京，離自己的“大本營”近一些，有利於自己的統治。

清朝宮廷侍衛和宦官

而明朝則不同，太祖朱元璋登基稱帝的時候，定都南京，但從第三代成祖朱棣起，明朝的都城就遷移到了北京，至此再也沒變過。北京是個什麼地方呢？從紫禁城到當時的邊境八達嶺長城，距離不過七八十公里，現在開車過去兩個小時就能到，放在朱棣那時候，遊牧民族策馬揚鞭地衝過來，也就是一天左右的時間，一旦北邊的長城破防，幾乎就意味著都城的淪陷。

縱觀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外族入侵華夏文明的成功案例，通常都是由北向南打的。之所以不把都城設在中原腹地，除了北京“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的地理位置，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定都北京，便能將戍邊的兵力與駐守國都的兵力合二為一，讓軍隊的戰鬥力大大增強；而且皇帝坐鎮京師，本身也能給國人和敵軍一種親臨督戰、破釜沉舟的決心，這就叫做“天子守國門”。

作為居庸關的前哨，八達嶺是明長城中最重要的一段

明朝比之漢唐時期，其實在財政、軍力上並沒有多大的優勢，況乎除了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之外，也沒出過什麼能與漢高祖、文景二帝和武帝等等這樣雄韜大略的君主，可面對北方的蒙古人、滿人和西邊的烏斯藏，從朱元璋到崇禎帝，沒有一個皇帝想過要把自己的女兒送去和親過，從不接受任何外族的割地、賠款這樣屈辱的要求，要打就打。

舉個例子朱元璋在接到沿海千餘個倭寇進犯的訊息後，第一個反應就是擬一道聖旨“告訴百姓每（們），準備好刀子，這幫傢伙來了，殺了再說。欽此。”這才叫大英雄，這才叫真豪傑！

抗倭名將戚繼光

可倘若實在打不過了，又當如何？想想三國蜀漢阿斗的“樂不思蜀”，再看看宋朝徽欽二帝被關在五國城裡的“坐井觀天”，崇禎皇帝選擇了煤山自縊，既然自己不能將祖宗的江山偉業力挽狂瀾，那麼也絕不能落入敵手任其羞辱，這就叫做“君王死社稷”！

可以說大明王朝再造了華夏千年的榮光，一雪了徽欽二帝的前恥，在立國的276年裡，於文化、科技、經濟、外交等領域都取得了傲人的成績。

崇禎帝殉國處，今北京景山公園

“朕本淮右布衣，天下於我何加焉！”然，“先帝宵衣久，憂勤為萬方；捐軀酬赤子，披髮見高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