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 莊學本（左）與孫明經（右）在義敦相遇 1939年
1934年，一個叫做莊學本的年輕人，辭去了南京一家地產公司的職員職務，帶著一部祿來福萊克相機，將攢了四年的工資共計三百元拿出來，他要去做一件他想了很久的事情：去西藏。他的打算是以《中華》、《良友》畫報特約記者的身份，跟隨進藏拜祭的黃慕松使團，但行至成都，由於種種原因，黃慕松使團拒絕了他跟隨進藏的要求。莊學本無奈，只能進入川青交界的果洛等羌藏聚集地區，這次他一呆就是半年，拍攝了大量羌族和藏族的影像資料，才返回家鄉上海。
1936年，國民政府護送九世班禪經青海進藏，莊學本終於能夠以官方攝影師的身份進藏。但由於英國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撓，班禪病故於青海玉樹，莊學本入藏拍攝的願望再次落空。這一次，莊學本打算回家鄉時,傳來了上海淪陷的訊息，有家難歸的他，再次開始了對川康一帶的考察，這一呆就是八年。
1939年，一隊川康科考隊從重慶出發,經四川雅安開始對新成立的西康省考察。金陵大學教育電影部負責人孫明經用電影攝像機和照相機在五個多月的行程中拍攝了《西康一瞥》、《雅安邊茶》、《川康道上》、《鐵礦金礦》、《省會康定》、《草原風光》、《康人生活》、《喇嘛生活》等八部國情科考電影，並拍攝了 2000 多張科考照片。他們倆還曾經在考察圖中相遇，留下了這張珍貴的照片。
建國後，由於種種原因，他們在藏區拍攝的照片，曾經一度塵封在歷史的樓閣裡，直到1990年代後，人們再翻閱其這些照片時，不僅感慨這些照片跨越時空的巨大魅力。尤其是莊學本鏡頭下迷人的人物影像，讓觀看者會不自覺地被影像所瀰漫的莊重與高貴氛圍所吸引。
圖2 藏族婦女 莊學本攝 甘肅夏河 1936年
圖3 嘉絨少女 莊學本攝 四川理塘
圖4 藏族少年 莊學本攝 四川石渠 1937年
在莊學本重回研究視野後，許多學者都從不同角度談到莊學本的攝影具有藝術和人類學的雙重價值，尤其是在拍攝中賦予了被拍攝者以尊嚴。我覺得除了這些角度之外，如果把莊學本和孫明經的藏區影像結合起來看，他們二人更是給當時的國人提供了一種新的觀看方式。
攝影術在西方的應用從本質上來講，體現了一種強烈的觀看主體性，用攝影進行觀看和記錄的意識是攝影的主流。也即是說，現代社會主體被認為是在一定的視覺體制下、具有觀看慾望、權力和觀看手段的主體。攝影術在傳入中國後，國內的知識分子對攝影的接受是有一個轉變過程的。人們最初將其視為奇技淫巧之物加以鄙薄，後來國內攝影的主流是畫意攝影，攝影演變成為一種文人詠物傷懷的工具。國人對待攝影，缺少的是一種觀看意識。而莊學本與孫明經的觀看，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彌補了現代性觀看缺失的一環。
那麼，他們是如何觀看呢？還是先從人物肖像說起。
莊學本拍攝的邊地人民既健美質樸，又同時散發著一種沉靜安詳的氣質。這種沉靜與安詳固然與莊學本賦予了邊地人民尊嚴有關，同時也與莊學本所處的觀察者的主體意識有關。莊學本第一次進入川康地區隨著俗稱稱呼當地人為“蠻子”，不久就糾正了自己的說法。他在日記裡寫到：“‘夷人’‘蠻子’的名稱含有若干藐視的性質，我們再不能這樣稱呼他們。為各民族一律平等起見，並就其‘嘉絨’之音應儲存其古稱‘西戎’為妥。”並且讚美當地人： “相處既久，就知其快樂有趣，古風盎然，反覺其精神高潔，可敬可親。有詆同胞為‘野番’者，實為大謬”。
圖5 藏族少女 莊學本攝 青海玉樹 1937年
圖6 德榮姑娘 莊學本攝 四川德榮 1939年
圖7 善騎藏婦 莊學本攝 甘肅夏河 1936年
從“蠻子”到“同胞”的稱呼轉變，代表了莊學本一種現代性的民族意識的覺醒。事實上，現代民族國家的觀念並不是傳統中國的基本意識，而是在西方侵略過程中產生的，國人從“大漢族主義”到“五族共和”的民族意識轉變，反映的正是一種現代國家與民族意識。莊學本所拍攝的邊地少數民族正是以這種健美的形象來建構一種強國強族的夢想。來自漢地的莊學本將中國傳統的“自然”、“靜雅”等審美觀念投射於邊地人民的形象建構之中，從而塑造出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生共融的國人形象。這種國人形象既有邊地健康質樸之美，又在現代性教育的浸潤下成長。
圖8 穿漢裝的雜谷腦守備楊繼祖（藏族）四川理縣 1934年 莊學本攝
圖9 藏族男子 莊學本攝 四川 道孚 1937年
圖10 藏族男子 莊學本攝 四川 松潘 1934年
但莊學本這種美好的設定在那個年代，註定只能是個美好的願望。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之後，民族危亡的現實使得知識分子急迫地為國家民族尋找出路。莊學本第一次對無人涉足的“白地”進行考察的原初動機，皆因為相應國家號召：“‘開發西北’是‘失掉東北’後指示青年動向的標的”。孫明經所參加的西南科考團是在日軍加緊對我國進行侵略和資源掠奪的背景之下，學術界提出以開發西部作為抗戰支援的主張。但比較有意思的是，莊學本和孫明經的鏡頭中，卻則極少出現民眾之貧乏、教育之困頓。相反，他們都不約而同的拍攝了地處邊陲的西南地區的現代化足跡。
圖11 藏族小學生打棒球 莊學本攝 四川巴塘
圖12 小學生撐杆跳 莊學本攝 四川巴塘
圖13 巴安小學棒球隊 孫明經攝
莊學本在巴安縣（今巴塘縣）拍攝了“藏族小學生打棒球”（圖11） 與“小學生撐杆跳”（圖12）的影像。孫明經在經過此地時也發現了這支棒球隊，並欣喜的為他們拍下了合影 (圖13)。兩人在影像中都捕捉到了邊地的現代化：莊學本拍攝了甘南夏河縣拉卜楞寺地區藏族貴族在郊遊時聽留聲機的場景，位於前景的小桌上還擺放有一隻望遠鏡（圖14）。同時還拍攝了該地區為改良西北番地牛羊種由經濟委員會正在建設中的畜牧改良場(圖15)。孫明經則拍下了康定水力發電廠、巴安縣標註有英文“頂峰”字樣的美國最新式風力發電機（圖16）等，透過這些影像來證明現代化的器物與技術在邊地並非無跡可尋。
圖14 貴族郊遊 甘肅夏河 1936年 莊學本攝
圖15 畜牧改良場 甘肅夏河 1936年 莊學本攝
圖16 風力發電機 四川巴安 孫明經攝
對於莊學本和孫明經而言，藏區作為民族危亡時的邊疆地區，不僅是支援全民進行長期抗戰的大後方，更因為人們對邊疆民族的絕乏認知，而成為誤識中的“蠻番”，透過視覺的直觀傳達不僅可以消除民族之間的罅隙，而且可以促進全民團結一心。儘管事實上，三十四年代的中國，外遭強敵入侵，內部軍閥相爭，民族衝突也時有發生。但兩人鏡頭中的藏區確是物產富饒、民風淳樸、人民體格健壯、各族民眾雜居其中，往來無礙的景象。
莊學本和孫明經兩人的“看與不看”所建構的是尋求民族國家獨立與現代化的視覺想象，他們試圖以體質的強健來提高國民身體素質，以“想象共同體”來凝聚力量，可以說兩人的影像既是對可見的國民性的建構，也是作為觀察者的自我進行主體確認的過程。因此就不難理解兩人將正面的、積極的形象透過可見的影像的形式傳達出來，而將負面的、落後的形象往往以文字的形式進行論述，不能不說是自覺服從於現代視覺意識之中。
莊學本：《莊學本全集》，中華書局，2009年。
孫明經：《定格西康:科考攝影家鏡頭裡的抗戰後方》，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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