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覺得，程朱理學是禁錮女性自由，扭曲女性思想的根源，因而生活在宋朝的女性一定非常壓抑。實際上並非如此。程朱理學發端於宋朝，而影響的卻是後世，特別是明清兩朝。

宋朝女子的玩樂

就比如明朝的大清官海瑞就踐行了“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理”。海瑞見到自己五歲的小女兒吃了家裡男僕人給的一塊餅，因而訓斥自己的小女兒，以致女兒哭泣再也不肯進食，活活餓死。而到了清朝，不僅清代《禮部則例》規每年地方逐級都要向官府公舉節婦烈女，各級官府都要給予表彰，京師、省府、州縣各自修建"節孝祠"，矗立大牌坊。被旌表的婦女題名坊上，死後設位祠中，春秋致祭。節婦烈女的名字列入正史和地方誌。這一來，把對節婦烈女的崇尚推至極點，成千上萬的婦女以身殉夫，或自願、或被迫，此風愈演愈烈。而程朱理學並沒有對宋朝的婦女有多大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宋朝的女子還是非常有人權的，甚至有很多法律條文保護女子的權益。

貞節牌坊群

宋朝的《名公書判清明集》,又稱《清明集》是一部以訴訟判決詞為主的南宋官方文書彙編。全書十四卷,分為官吏、賦役、文事、戶婚、人倫、人品、懲惡七門,記錄南宋民間糾紛和司法裁判的真實情況,是研究南宋歷史特別是法制史的重要資料。

《清明集》中，對於女子的權益就有特別的規定，“在法：父母已亡，兒女分產，女合得男之半”，這表明了女性有自己父母的財產繼承權；又有“在法：妻家所得之財，不在分限。又法：婦人財產，並同夫為主”,也就是說夫妻二人的共有財產，妻子規定是有一半的；“不逞之民娶妻，紿取其財而亡，妻不能自給者，自今即許改適”，就是說丈夫沒有能力養活妻子，妻子就有權利離婚；“夫出外三年不歸，聽妻改嫁”，丈夫離家三年不歸的，妻子也是有權利改嫁的；“被夫同居親屬奸辱，雖未成，而妻願離者，聽”，如果妻子遭遇了夫家親屬的性侵犯，即便是未遂，也是可以離婚的。可見，《清明集》在婦女的財產分配、婚嫁自由，人身安全等方面是給了很大的權益保障。

由此可見宋朝的女子社會地位並不低，也許是受到唐朝遺風的影響，北宋的女性是非常自由的。這些自由有幾個方面：

第一、女子們有自己選擇工作的自由。唐宋以來，女性從業者排名第一的是女廚師。不僅宮中有很多的“尚食娘子”，就連宰相蔡京府裡包包子的都是女性。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很多民間的富貴人家都以聘請女廚師為風尚潮流。再者很多店鋪都是女性經營，比如幫助西門慶約潘金蓮的王婆就是開茶館的，另外專門服務女性的布莊、首飾店等都是女性從業者居多。

第二、女子有離婚的自由。 宋代的社會風氣也不以再嫁為恥，宋朝歷史上最有能力的皇后劉娥，就是改嫁的。四川婦人劉娥，原本是銀匠龔美之妻，“(龔)美攜以入京，既而家貧，欲更嫁之”。劉娥被偶爾上街遊玩的襄王趙元侃看中，收為外室。後元侃當上皇帝，是為宋真宗，後來劉氏則冊封為皇后。宋仁宗皇后曹氏也是改嫁女，所以宋朝歷史上對女子改嫁並沒有約束，反而在《清明集》中還給了女性相當大的主動權。所以宋朝離婚後再嫁是很是普遍，比如范仲淹的母親，陸游的表妹都有過兩次婚姻，而大名鼎鼎的李清照在丈夫去世後，也曾再嫁。所以，在宋朝就沒有從一而終這一說。

第三、宋朝的民間女子有著裝自由。我們以為由於程朱理學的影響，宋代女性的著裝趨於拘謹、呆板，包裹嚴實，會想到《列女傳》裡那些變態的規定，女子的胳膊被男子看到，就要斬斷胳膊以示貞烈。但實際上，如果你去看宋畫中的宋朝女性，便會發現她們的著裝比較隨意，通常都是內衣外露、酥胸微張。比如南宋劉松年那幅表現鬥茶的《茗園賭市圖》中，就有一名端著點心盒，提著茶瓶的女子。從她的衣著上看，清涼自在，哪裡有一點點包粽子的樣子？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宋代女子在穿衣的問題上，沒有更多的糾結，除了官宦人家以及世家大族的女子們要求端莊外，那些市井女子、耕織農戶等在衣著上保持了相當的自由。

《茗園賭市圖》

看了上面這些內容，接下來要說宋朝女子追男人的手段，你也就不必驚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