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1525年出生在江陵（湖北荊州），他幼年就有神童之譽，16歲就中了舉人，23歲就取為進士。他是明朝中後期政治家、改革家，萬曆時期的內閣首輔，輔佐萬曆皇帝朱翊鈞開創了"萬曆新政"。 但他的仕途之路也是很不平坦的，甚至幾次差點被淘汰出局。

公元1554年，年僅30歲的翰林院編修張居正，突然辭職，離開錦繡之地，這令許多人大惑不解。翰林院雖然沒有實質性行政事務，但稱得上明朝最為清貴的地方，幾乎所有最重要的官員，都來自翰林院。此時的張居正年齡不大，極受內閣大學士徐階等人的器重，正是前途無量的時候。然而張居正義無反顧地離開京城，返回南方的老家江陵，理由是健康不佳。其實徐階最清楚，張居正是因為對朝政的不滿、失望和無奈而離開的。離京前，張居正給他的恩師徐階，寫了一封長信。在稱頌徐階崇高聲譽的同時，也指出徐階在國家危難之際，有太多的顧忌，不敢向皇帝直言，也不敢與權臣鬥爭，秉持公道。

公元1549年，張居正剛入翰林不久，就寫了《論時政疏》，指出了當時朝廷的政治，有五種臃腫痿痺之症。它們分別是宗室驕恣、庶官瘝曠、吏治因循、邊備未修、財用大虧，這是張居正在嘉靖年間，僅有的一道奏疏。他已洞察到當時的政治癥結，敏銳地指出朝廷弊病，希望引起皇帝的注意。然而張居正的改革建議，石沉大海，沒有起到任何作用。懷著抑鬱的心情，張居正離開了京城，踏上了回鄉之路。他雖然懷著治國平天下的抱負，無奈官場腐敗，使他無用武之地。回到家鄉後，張居正表面上過著閒適的生活，其實時時關注時局，更加意識到國家的危難。

在給朋友耿定向的信中，張居正裡露出對政治危機的深深憂患，他說："貪風不止，民怨日深，倘有奸人乘一時之釁，則不可勝諱。"這樣的局面是非常糟糕的，但糟糕的局面更需要有"磊落奇偉之士，大破常格，掃除廓清，以弭天下之大患。"張居正具有擔當天下重任的雄心壯志，所以在家鄉住了幾年後，又回到了京城，暫時逶迤於官場，耐心的等待時機。

公元1561年的一個深夜，時機來臨。一把大火將皇帝潛修學道的西苑永壽宮燒燬，如何善後？嘉靖皇帝徵詢嚴嵩的意見，嚴嵩建議皇帝暫居南苑重華宮，不小心觸犯了嘉靖皇帝的禁忌。南苑重華宮曾是景泰帝幽禁明英宗的地方，嚴嵩是何居心？嘉靖皇帝對嚴嵩起了疑心，豈不就是倒嚴的最好時機。張居正的恩師徐階，乘機以最快速度修好永壽宮，讓嘉靖皇帝搬回自己喜歡的地方，並改名萬壽宮。此後，嘉靖皇帝將大權從嚴嵩手裡轉移給徐階，嚴嵩的境況急轉直下，種種罪行迅速浮出水面，很快就被革為平民，悲慘的死去。

公元1564年，張居正40歲的時候，終於迎來了事業上的一個轉折點。在徐階的安排下，張居正充任了裕王朱載垕的講官，嘉靖皇帝晚年不立太子，裕王從順序上將繼承皇位，做裕王府的講官，意味著能接近將來的皇帝。兩年以後，嘉靖皇帝死去，臨死時主持朝政的正是內閣首輔徐階，時間非常緊急，徐階連夜召見張居正。兩人一起謀劃，起草了嘉靖皇帝的遺照，次日清晨，當朝宣佈。裕王朱載垕順利繼位，改年號為隆慶。

新上臺的隆慶皇帝重用藩邸舊臣，朝中氣象為之一新，張居正因此平步青雲，以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值內閣。不久晉升為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終於進入中央政權的核心層。

公元1568年，44歲的張居正向皇帝上了一道《陳六事疏》，從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核名實、固綱本、飭武備六個方面闡述了自己的改革主張。相比15年前的改革建議，這一次不僅指出朝政的弊病，而且也給出了相應的藥方。

隆慶6年，隆慶皇帝病逝，遺命高拱、張居正、高儀共同輔佐太子朱翊鈞，即歷史上有名的萬曆皇帝，此時只有10歲，無法處理朝政。一時間，內閣首輔高拱的權利炙手可熱，但深的太后和小皇帝信任的司禮監太監馮保也同樣手握重權。此時的張居正成為了這權利天平上，具有決定性的砝碼。

公元1572年6月16日早朝，太監捧出一道聖旨，高拱以為是驅逐馮保的詔旨，不料自己卻被貶為庶民。在這場權利鬥爭中，最終勝利是張居正。他終於成為內閣首輔，他與司禮監太監馮保結成牢固的權力聯盟，得到了皇太后和皇帝的大力支援，大刀闊斧地進行了全方位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