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在《歷史的困境界與破局》前幾章，我們淺述了太平天國起義的緣由以及清王朝日益加重的社會危機，大致地向讀者描繪了一個亂世的景象。那麼作為儒家知識分子的曾國藩，在面對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軍時，會採取什麼樣的策略去平息呢？非武將出身他又會怎麼去練兵呢？湘軍的組建又對推進中國社會的近現代化起到什麼作用呢？在這一章，筆者會做個解答。

太平軍群像

風雲初起：

咸豐元年（1851年）至咸豐三年（1853年），太平天國起義如火如荼地在南中國地區蔓延開來，洪楊起義軍先是攻克武昌，後沿江直下取江寧（今南京），接連打亂了清廷在整個江南地區的軍事部署，兵鋒強盛。文宗皇帝眼見事態趨於惡化，心急如焚，寢食難安，隨即釋出詔令，命令匪亂地區的各地士紳官員自辦鄉勇團練，以抵抗匪軍進犯。參考趙爾巽老先生所撰的《清史稿》：

十一月丁未朔，日有食之。丁巳，賊陷嶽州。戊午，起琦善署河南巡撫。辛酉，詔徐廣縉分兵防守武昌、漢陽、荊州，陸建瀛、蔣文慶各就地勢扼要嚴防。癸亥，以賊近湖北，敕琦善嚴防河南邊境，詔張芾嚴防沿江要隘。甲子，以文慶為戶部尚書。癸酉，賊陷漢陽，命陸建瀛馳赴上游防堵。乙亥，復向榮提督銜。詔在籍侍郎曾國籓督辦團練。調福珠洪阿為江南提督。

十二月丁丑，敕各省紳士在籍辦理團練。

此時的曾國藩正在家中為母丁憂，雖然在回鄉的途中他早已知道太平軍在攻打湖南各州縣，但礙於家中喪事，他只得視而不見，繼續著自己為人子的職責。當文宗皇帝的敕令發至他的府邸，這位飽讀詩書的大儒，趕忙向時任巡撫張亮基陳述自己不能出山辦團練的理由，請求其為自己代奏。不過曾國藩也不是真的想在家中丁憂，他深知湖南一旦被全境攻陷，即使他想守在棺材旁為母服喪也無法做到，閉門不出只是糾結於讀書人的繁文縟節，他的內心已經開始動搖了。歷史的必然性總是存在的，他的好友郭嵩燾去往他家弔唁時受了縣令朱孫詒的囑託，力勸曾國藩出山，還一度拉動曾父加入勸說的行列，這下子曾國藩才極為勉強地答應了。

然而就在他決定出山辦團練時，兩大難題難住了他。一個是他不知兵事，另一個是缺糧缺餉。這兩個難題一度讓這個立志匡扶天下的男人躊躇不決，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在他給內兄歐陽秉銓寫的信中就可見一斑，信中寫道：

所辦之事亦難尋頭緒，若其認真督辦，必須遍走各縣，號召紳耆，勸其捐資集事，恐為益僅十之二，而擾累者十之八；若不甚認真，不過安坐省城，使軍需局內多一項供應，各官多一處應酬而已。

事情並沒有像曾國藩想的那樣繼續僵持下去，很快迎來了轉機 —— 厘金局的創立。

先前曾國藩向朝廷奏請籌銀八萬兩，但效果甚微，直至咸豐九年，由朝廷官方募集的協餉還不及十萬兩白銀。朝廷態度如此，曾國藩肯定不能坐以待斃。他的幕僚郭嵩燾向湖南巡撫駱秉章建議開設厘金局， 駱深以為然，於咸豐五年四月設立厘金局 , 並選派紳士分赴各府州縣會同地方官次第試行 , 開辦百貨厘金、鹽釐和茶釐等。根據謝羽先生在《湘軍軍餉籌措的途徑及其特點》一文裡的考證，厘金制度的建立有效地緩解了湘軍軍餉的吃緊，成體系的厘金機構在東南省份紛紛建立起來。

咸豐五年 , 胡林翼在“籌餉難於將兵”的情況下認識到厘金收入是軍餉籌措的關鍵。他啟用地方士紳 , 辦理厘金 , 由在籍士紳王家璧、胡大任等人聯絡主持 , 湖北省釐局設定達四百八十處。湖北厘金收入大增 , 曾國藩對於胡林翼的成績十分欣賞 , “興辦鄂釐 , 甲於天下。鄂省賴此富強 , 至今尚蒙其利”。咸豐五年八月 , 曾國藩奏請在江西辦釐 , 以助軍餉。左宗棠也於同治元年開辦釐局於浙江。1855 年～1864年湘軍已形成三大餉源基地 , 江西牙釐、湖南東征局、廣東粵釐 ,它們一直擔負著湘軍水陸師大部分的軍餉供給。

光靠厘金是不夠的，湘軍的軍餉有一部分來源於鹽務充餉。胡林翼在湖北督辦鹽務，大力查處從四川流入湖北的私鹽，官運官銷一部分，所得全部用於軍事。到後期總計，鹽務這一塊所募得的收入達到了近一百萬兩白銀。此外，還有 “捐輸” 和 “牙貼” 兩塊大額的收入。捐輸就是讓士紳捐財物 , 朝廷對捐輸計程車紳進行增設學額、官職或其他方面的嘉獎。截至同治六年三月止 , 靠捐輸一項得餉二百餘萬兩 , 錢五百六十五萬串。牙貼則是戶部頒發的營業執照，商人必須要靠買牙貼的方式才能合法經營，後靠胡林翼整頓，也募得不少銀兩。

圖為厘金局

組建湘軍：

朝廷給地方大員頒佈的敕令是讓他們自行組建團練，保衛鄉里，抵抗起義軍。然而曾國藩對此並不認同，他認為 “團練二字須分看。團，即保甲之法，清查戶口，不許容留匪人，一言盡之矣；練，則簡兵請師，制械造旗，為費頗多，故鄉民不肯舉行。本部堂每與各州縣道及，宜鄉間團而不練，城廂練而不團，庶幾有益而易行 ”。此種散漫的練兵制度，在面對如猛虎般的起義軍時肯定是難堪大用的，於是曾國藩便心生他法。他在給文宗皇帝的《議汰兵疏》中說：“明臣戚繼光練金華兵三千人，遂以蕩平倭寇。臣書生愚見，以為今日論兵，正宜法此。” 曾國藩取法戚繼光的練兵韜略，正是看重戚家軍的軍紀嚴明和訓練有素。腐敗的綠營和八旗兩種正規軍，早已不堪大用，只有練成 “呼吸相顧，痛癢相關，赴火同行，蹈湯同往，勝則舉杯酒以讓功，敗則出死力以相救” 的軍隊才能剿滅叛亂。

在選將和募兵的原則上，曾國藩同樣有自己的一套辦法。士兵主要招募年輕力壯、樸實無華、具有農夫氣質的人。油頭滑面，有市井氣者，有衙門氣者，一律摒棄。軍官與將領主要招募士紳、文人，政治、思想和身體條件都有一定要求。根據遲雲飛先生所撰的《曾國藩大傳》中記載：

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

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則諸勇必不悅服，不勤則營務細巨皆廢弛不治，故第一要務在此。不怕死則臨陣當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為名利而出者保舉稍遲則怨，稍不如意再怨，與同輩爭薪水，與士兵爭毫釐，故又次之。身體羸弱過勞則病，精神乏短者久用則散，故又次之。

只有達到這四條標準，湘軍的大門才會為你敞開。所招募的兵士、軍官不一定都是經天緯地之才，但普遍都是忠孝節義、血氣方剛的漢子。據羅爾綱的《湘軍兵志》研究統計，湘軍的統帥、統領、分統等指揮系統官員，主要以書生出身的居多，只有營官武途出身的較書生為多。總計在可考的179人中，書生出身的104人，武途75人。由此可見，湘軍建軍之初，雖然戰鬥力並不是很強（缺乏實戰經驗），但是精神氣質還是可圈可點的。精神上的高度凝聚必將帶來一系列的蝴蝶效應，湘軍的成事只是時間問題。

此外，曾國藩還對湘軍的餉銀製度做出了調整。原清朝綠營兵一個月的餉銀大概是在一兩至二兩之間，但經常因為有長官貪汙的原因，所以往往發到手上的錢糧只有兩三成。而湘軍每月給銀兩四兩五錢，而且全部足額，這樣一來去湘軍任職就變成了很多底層百姓與士兵的夢想職業。畢竟當時一個農民一年的收入才十幾兩銀子，湘軍一個普通士兵的軍餉則是在家務農的農民的三四倍。待遇好了，全軍將士以及他們的親屬心裡也就都踏實了，戰鬥時自然肯流血、敢犧牲。這些士兵在離軍時，還能得到一筆遣散費，所以降低了士兵逃亡的可能性。曾文正公此舉可謂是兩全其美！

湘軍成軍圖

重塑思想：

湘軍成軍時，不僅對招募有嚴格的規定，而且對已經招募的人員也有嚴格的要求，日常的訓練斷不可荒廢。根據《曾國藩大傳》中記載，曾用禮法來訓導將領，鞏固其忠義血性。他要求將領做到：

以身作則轉移習氣。曾平生最恨“官氣”，即圓滑取巧，心竅太多，敷衍塞責，不能負巨艱，擔大 難；推崇“鄉氣”，任用久困場屋，沉淪下僚，有用世心腸而無從致用的人。這種人守著一個“拙”字，遇事能 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能忍辱負重。勤教，兢兢自持，以身作則，教人早起，自己首先早起。在批牘裡，在書信中，對身邊人，諄諄告誡，不厭其煩地教育。生平標榜“誠敬”二字，精誠所至，金石為開，鬼神也避。嚴繩，用嚴師管束弟子的方法來進行約束。大至領兵作戰，小至平日不晏起、不撒謊，自立準繩，自為守之，互相規勸。如此這般，“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時風氣”，再來訓練士兵，也就容易了。

不管這些看似教條主義的條例是否真的可以起到作用，但至少做比不做好。如果沒有這些條列，手底下的將領日積月累地肯定會沾染些舊式軍隊的習氣。一旦這種現象發生在湘軍內部，那麼即使是曾國藩親自帶兵衝鋒，也於事無補了。從這一段我們可以看出，文人出身的曾國藩在塑造軍隊紀律方面還是有一套辦法的。

說完對軍官的要求，我們來看看曾對普通士卒的要求。他曾經說：“新募之勇全在立營時認真訓練。訓有二，訓打仗之法，訓作人之道。訓打仗則專尚嚴明，須令臨陣之際，兵勇畏主將之法令，甚於畏賊之炮子；訓作人之道則全要肫誠，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人人易於感動。練有二，練隊伍，練技藝。練技藝則欲一人足御數人，練隊伍則欲數百人如一人。” 由此可以看出，曾本人對訓練二字有了明確的指示。不再像以往的綠營兵，盲目地日常出操，參與訓練。除此以外，他還將精神教育的倫理綱常寫在軍規中，編成歌謠，讓官兵傳唱。如《勸誡淺語十六條》、《營規二十二條》等。這些軍規也都是用通俗易懂的白話所寫成的。

有趣的是，由後人記錄的《曉諭新募鄉勇》中還記載了一段曾國藩對士兵的訓導：

照得本部堂招你們來充當鄉勇，替國家出力。每日給你們的口糧，養活你們，均是皇上的國帑。原是要你們學些武藝，好去與賊人打仗、拼命。你們平日如不早將武藝學得精熟，將來遇賊打仗，你不能殺他，他便殺你；你若退縮，又難逃國法。可見學的武藝，原是保護你們自己

性命的。若是學得武藝精熟，大膽上前，未必即死；一經退後，斷不得生。此理甚明，況人之生死有命存焉。你若不該死時，雖千萬人將你圍住，自有神明護佑，斷不得死；你若該死，就坐在家中，也是要死。可見與賊打仗，是怕不得的，也可不必害怕。於今要你們學習拳棍，是操練你們的筋力；要你們學習槍法，是操練你們的手腳；要你們跑坡跳坑，是操練你們的步履；要你們學習刀、矛、鈀、叉，是操練你們的技藝；要你們看旗幟、聽號令，是操練你們的耳目；要你們每日演陣，住則同住，行則同行，要快大家快，要慢大家慢，要上前大家上前，要退後大家退後，是操練你們的行伍，要你們齊心。你們若是操得筋力強健，手足伶俐，步履便捷，技藝純熟，耳目精明，而又大家齊心，膽便大了。一遇賊匪，放炮的放炮，放槍的放槍，刀、矛、鈀、叉一齊上前，見一個殺一個，見十個殺十個，哪怕他千軍萬馬，不難一戰成功。你們得官的得官，得賞的得賞，上不負皇上深仁厚澤，下即可慰本部堂一片苦心。本部堂於爾等有厚望焉。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看出，文正公練兵不但有形，而且還有骨，實為表裡如一之法。在此種強大的日復一日的精神訓導下，縱使手下士卒是愚笨的痴人，也應當知曉了為什麼而戰以及如何去戰。這種近似白話的訓誡，很容易感染士卒，而且相當地接地氣，這也就是為什麼湘軍相比起太平軍更有凝聚力的原因，即使被暫時衝散，但仍然可以恢復建制。

讓士兵明白他們存在的意義是決定戰爭勝利的基本條件。

“古人行師，先審己之強弱，不問敵之強弱。” —— 《曾胡治兵語錄》

圖為《曾胡治兵語錄》

《討粵匪檄》：

以上我們簡略地訴說了一下曾國藩與胡林翼治軍的經過，然而只靠士兵是不夠的。古人云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 筆者認為實則不然，相比起兵馬糧草，如何 “師出有名” 更為重要！凡遇大事，必先攻心為上，只有把握社會輿論的主動權才能掌握民心的主動權。我們都知道太平軍起義時，曾經頒佈了《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這個檄文。這篇檄文依照中國傳統檄文的寫法，試圖以“華夷之辨”和“夷夏大防”兩個論點為中心來動搖滿清統治中國的合法性，先後羅列了諸多罪狀（比如剃髮易服、玷辱女性、搞民族歧視、不賑災民、殘暴統治和官僚腐敗等）。檄文號召民眾同心戮力，驅逐韃虜，同享榮華。然而這篇檄文只是在起兵時得到群起響應，卻沒有起到一個持續性的作用。特別是後期諸王的窮奢極欲和天國官員的橫徵暴斂，使得治下百姓民心盡喪，不再願意為天國出力。

根據孫光耀研究員在《從“討粵匪檄” 看曾國藩對太平天國的輿論反擊》一文裡的論證，太平天國輿論戰的失敗也是導致其走向失敗的導火索。他認為原因有三：

太平軍把宗教鬥爭置於同清廷的政治和軍事鬥爭之前，但是太平軍所信仰的拜上帝教並不是先進的革命理論，它缺少進一步科學發展的方向，不足以承擔起指引革命勝利前進的重任。太平天國信仰拜上帝教，其批判孔孟的行為趕走了文人書生，自然也就拒絕了大量人才，致使反對者越來越多，其中包括科舉無望倉皇四顧計程車子，田產被收傾家蕩產的地主，爵祿遭奪懷恨在心的官吏及長期以來深受儒家思想薰陶的普通民眾，甚至部分太平軍將士也難以理解太平軍領導人對待傳統文化過於簡單和粗暴的作法。太平天國運動對綱常名教的衝擊只是停留在表面，並沒有進行深入的理論分析和批判。“洪秀全和太平天國由於缺乏新的經濟基礎作為依靠，也就提不出新的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來替代封建主義，以孔孟為代表的傳統思想就並沒有、也不可能被真正打倒或清除。

此三點正是太平軍檄文的弱點！不夠深刻，不夠有理有據。

相比起太平軍的檄文，《討粵匪檄》的境界顯得就高明瞭許多。這篇檄文固然對滿清統治者美化過度，但美化統治者只是表象，喚起讀書人和底層百姓的忠君愛國的儒家思想才是實質。它巧妙地將 “華夷之辨” 的種族之爭變為中國文化的道統之爭，這是太平軍檄文的不足之處。太平軍所倡導的拜上帝教，實則沒有深厚的群眾根基，而且排斥讀書人，等於得罪了當時所有的知識分子階層以及粗識筆墨的底層百姓。

根據《討粵匪檄》中所記，“（太平軍）荼毒生靈數百餘萬，蹂躪州縣五千餘里，所過之境……一概搶掠罄盡，寸草不留”。曾國藩首先把矛頭對準太平軍的軍紀，痛斥太平軍的殘暴不仁，以激起普通民眾的仇恨和恐懼心理，分化太平軍內部的新舊勢力。而後又說：“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 此舉則是打出勤王衛道的旗幟，痛斥起義軍破壞倫理秩序和經濟秩序的行為，將其說成是文化道統意義上的“變夏為夷”的罪魁禍首。這一說法徹底扭轉了太平軍檄文裡 “華夷之辯” 的合法性。最後，曾國藩則是自表心跡，堪比武侯的《出師表》。“本部堂……誓將臥薪嚐膽，殄此凶逆……不特紓君父宵旰之勤勞，而且慰孔孟人倫之隱痛。不特為百萬生靈報枉殺之仇，而且為上下神癨雪被辱之憾”。此句話一出，估計當時的讀書人頓時都義憤填膺，紛紛投筆從戎。而從後來公佈出的證據來看，也確實是都投奔了曾國藩。根據《湘軍軍餉籌措的途徑及其特點》一文裡的統計：

曾國藩幕府近 500 位幕友中 , 出身進士的74 人 , 舉人 73 人 , 貢監生員 154 人 , 共計 301人 , 佔其總數的 60 %。幕府中 , 近 70 位幕僚有著述傳世。

若要說太平軍是為了宗教而戰，那麼湘軍就是為了文化而戰；若要說太平軍是為了 “上帝” 而戰，那麼湘軍就是為了孔孟而戰；若要說太平軍是為了表面上的 “平等共求富貴” 而戰，那麼湘軍就是為了實質上的 “經世致用救民” 而戰。真信仰和假信仰，誰更具有號召力和戰鬥力，我想讀者們都應該心知肚明瞭吧。不管是不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者的權力，其作用肯定比肆意毀壞文化要來得合理。況且如果你不能看出統治勢力和中國文化是相輔相成的，那麼你的書就白讀了。所有的事件都是環環相扣的，而不是可以獨立存在於彼此之間的。

總體來說，曾所作的《討粵匪檄》在語言上曉暢明瞭，在氣勢上咄咄逼人，在內容上義正辭嚴，在邏輯上條理清晰。對閱讀者曉之以情，動之以理，固在輿論戰上徹底擊敗了《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這個檄文。

曾胡二人的治兵韜略，先是募集糧草，而後規定招募要求，最後釋出檄文討賊。整套流程，不慌不忙，有條不紊。糧草是穩固軍心的標準，訓練士卒是保證戰鬥力的基礎，釋出檄文則是號令天下掌控民心的手段，使得湘軍有源源不斷的優質兵員。此三者缺一不可。最終在歷經了十餘年的苦戰後，蕩平一切流寇，徹底給太平天國起義完美地畫上了一個句號。

連曾經的領袖，年輕時也不得不在《講堂錄》裡歎服曾文正的智慧。“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

圖為胡林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