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乾隆年間，乾隆帝命紀昀等360位大臣蒐集歷朝歷代名人著作，全部收錄於《四庫全書》之中。但乾隆帝明確指出，明朝有兩位大臣的著作，不在收錄範圍之內。這兩人分別是嚴嵩和姚廣孝。

嚴嵩是嘉靖年間的內閣首輔，是大奸大惡之徒，他的作品不收錄在《四庫全書》之中，還能理解。那姚廣孝作為“靖難之役”的第一功臣，曾幫朱棣奪取天下，為何也不受乾隆待見呢？

其實，不只是乾隆不待見姚廣孝，在許多明朝後期的官員心目中，姚廣孝的地位也很尷尬。明朝嘉靖年間，姚廣孝一度被撤銷了配享太廟的資格。

歷史上的姚廣孝，到底是正是邪？本文筆者來和大家分享明朝傳奇僧人姚廣孝，以及他在功成名就之後，為何不願意脫下僧衣。

一、一個接一個的小沙彌

元朝末年，朱元璋在父母和大哥去世之後，決定到皇覺寺做一個小沙彌。不久後，因為鬧饑荒，寺廟得不到施捨，朱元璋只有雲遊乞討，到了公元1348年（元順帝至正八年），朱元璋重回皇覺寺，此時的朱元璋，已經21歲。與此同年，一個14歲的小童也出家做了小沙彌，此人姓姚，法號道衍。若干年後，道衍協助朱棣登基，朱棣恢復他的“姚”姓，賜名姚廣孝。

姚廣孝本是蘇州人，其家族世代行醫，他的伯父曾是當地的名醫。到了姚廣孝這一輩，正值元朝末年亂世，世道不好，伯父對子侄們說：

“為學有成則仕於朝，榮顯父母，不則就學佛，為方外之樂。”

簡而言之，在戰亂年代，做一個醫者風險太大，他希望孩子們要麼做學問考功名，光宗耀祖；要麼出家為僧，做一個方外之人。

14歲的姚廣孝似乎“看破紅塵”，他選擇出家為僧。

其實，在那個年代，僧人不涉政治，寺廟的確是一個避禍的好去處。朱元璋去了，姚廣孝也去了。

事實證明，姚廣孝出家，並非一心向佛。他出家期間學過天文，又拜過著名道士席應真為師，學習道術和兵法。除此之外，他還喜歡舞文弄墨，他和明初文學家高啟成為摯友，經常在一起寫詩作曲。

自古以來，寺廟裡似乎都不缺少虔誠的佛教徒，而缺少那些博覽群書，諸事皆能的“奇僧”。此後數十年，朱元璋、陳友諒、張士誠開始爭霸，而在江湖上，有一個叫“道衍”的奇僧逐漸出名，很多方外之人爭相與之結交。

姚廣孝最著名的朋友莫過於明初著名的相士袁珙，袁珙久聞道衍之名，始終未曾一見。明朝建立後，姚廣孝遊嵩山，偶遇袁珙，袁珙看到道衍的面相後，給了道衍一個預判，《明史·姚廣孝傳》雲：

相者袁珙見之曰：“是何異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劉秉忠流也。”道衍大喜。

袁珙擅長看相，史載他“凡百算，無一誤”，他認為姚廣孝有三角目，形態如病虎，將來必將是個“異僧”，說不定會是劉秉忠之流。

劉秉忠，是元朝初年的奇僧，曾輔佐忽必烈，忽必烈的“大元”國號就是劉秉忠的建議。當時明朝已經建立，劉秉忠自然是反面角色，袁珙說姚廣孝像劉秉忠，實際上是貶義。但姚廣孝聽完後，“大喜”，他似乎很得意。後來，姚廣孝到北京後，還專門去拜謁劉秉忠之墓。

可見，姚廣孝雖然是一介僧人，但心中早有抱負，他想成為劉秉忠。

二、從南京到北京

公元1382年（洪武十五年），朱元璋的結髮妻子馬氏（孝慈高皇后）薨逝，按照禮制，僧錄司需要在全國範圍內尋找德高望重的僧人入京為馬皇后誦經。姚廣孝在這一次被選中，從天界寺來到南京皇宮。也就是在這裡，他遇到了朱元璋的第四子、燕王朱棣。

根據《明史紀事本末》記載，姚廣孝早就看出朱棣有帝王之相，於是在誦經時趁機接近朱棣，對朱棣說：

“大王使臣得侍，奉一白帽與大王戴。”

意思是說，燕王如果你把我帶到北京，我可以送一頂白帽子給你戴。“王”字上面加“白”，乃“皇”字。

朱棣聽聞後，當場很不高興，然而私下裡卻在運作這件事，後來朱棣返回北京，果然令道衍前往。

這段記載，出自《明史紀事本末》，其實，筆者認為這極有可能是後人杜撰的，因為當時朱棣剛剛當了兩年的燕王，而且太子朱標尚在，秦王朱樉、晉王朱棡都在，朱棣當時恐怕還沒有如此野心。

姚廣孝之所以能入京，應該如《明史》所說，他和朱棣“與語甚合”的緣故。

後來，姚廣孝到了北京，擔任慶壽寺主持。之後，姚廣孝頻繁出入燕王府，《明史·姚廣孝傳》雲：

（姚廣孝）出入（燕王）府中，跡甚密，時時屏人語。

一個藩王，一個僧人，兩人頻頻相見，而且屏退眾人，言私密事。至於說什麼，恐怕不會不敏感。

三、不論民心，只知天道

公元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朱標去世，朱元璋十分悲痛，曾說“燕王英武似朕，立之何如？”結果被劉三吾等大臣極力反對，朱元璋最終決定立朱標之子朱允炆為皇太孫。六年後，朱元璋駕崩，朱允炆登基，是為建文帝。

朱允炆登基後，聽信黃子澄等人的建議，立即開始削藩。一時間，周王、湘王、齊王、代王等紛紛被削，其中，周王是朱棣的同母弟，湘王更是被逼得自焚而死。遠在北京的朱棣如坐針氈。《明史》記載：

道衍遂密勸成祖舉兵。

勸朱棣起兵的人，正是道衍。當時朱棣認為，自己不過是小小的藩王，無法和朝廷抗衡，朱棣怕自己不得民心。姚廣孝雲：

“臣知天道，何論民心。”

就這樣，朱棣和姚廣孝開始了他們的“大事”。

當時，建文帝之所以沒有先動朱棣，因為朱棣“勢大難圖”，打算徐徐圖之。而這也給了朱棣充分的準備時間。《明史·姚廣孝傳》雲：

道衍練兵後苑中。穴地作重屋，繚以厚垣，密甃翎甋瓶缶，日夜鑄軍器，畜鵝鴨亂其聲。

朱棣要想造反，除了兵源戰馬外，還有兩樣東西非常重要，那就是兵器。為此，姚廣孝在燕王府的後院開始打造兵器，為了避免外人聽見聲音，他還特地在圍牆內養了大量的雞鴨鵝等家禽，利用這些家禽的叫聲來遮擋打造兵器的聲音。

建文元年六月，朱棣命部將張玉、朱能等人迅速控制了北京城，然後召開誓師大會，宣佈起兵。在誓師大會上，朱棣把自己身為太祖“嫡子”，如何忠於朝廷，朝廷又如何虧待自己說了一通，把將士們感動得稀里嘩啦，都握緊兵器準備跟朱棣南下。沒想到，接下來發生了變故。《明史紀事本末》記載“適暴風雨，簷瓦墮”。

正在燕王起勁的時候，一場暴風雨來了，把燕王府的瓦片都吹落了。朱棣心中暗叫不好，難道上天是在警示自己不該造反。不僅朱棣這樣想，他對面的將士們心裡也在嘀咕。關鍵時刻，姚廣孝出場了，姚廣孝說：

“殿下不聞乎？‘飛龍在天，從以風雨’。瓦墜，天易黃屋耳！”

姚廣孝堪稱“超級救場王”，他當著眾人的面說，因為新龍出現，所以才有風雨。瓦片墜落，是因為燕王府要換上“黃瓦”了。

在明朝，只有皇宮才能有個黃瓦，藩王只能用綠瓦。換上黃瓦，不言自明。

姚廣孝的這番解說，讓現場又沸騰起來，軍心大振。而身為統帥的朱棣，則暗自感激姚廣孝。要不是有姚廣孝，朱棣踏出造反的第一步後恐怕就沒戲了。

接下來，靖難之役爆發了。雖然建文帝派出的耿炳文、李景隆都未能取勝，但朱棣若想短時間內打敗南軍也不太可能。當時姚廣孝年事已高，留在京城輔佐世子朱高熾（後來的明仁宗），但朱棣每逢戰事，都必快馬報給姚廣孝。在東昌之戰前，姚廣孝給朱棣的信中寫下“師行必克，但費兩日”的預判。可是，這一戰朱棣打得非常辛苦，南軍中的盛庸和平安勇猛異常，朱棣麾下“靖難四名將”之一的張玉戰死，朱棣也差點被活捉。

東昌之戰的失敗，讓北軍有些懷疑人生，朱棣麾下的將士都很洩氣。這時姚廣孝告訴朱棣，我說過“師行必克，但費兩日”，東昌的“昌”字不正是兩個“日”嗎？

眾將一聽，原來老天早有安排，於是，重新振作起來。朱棣心中暗歎：關鍵時刻，還是老姚能提振軍心！

建文三年，朱棣的南下計劃仍然沒有達成，而建文帝正在集結各方兵力來對付朱棣。這時，姚廣孝認真分析局勢，給朱棣一個建議，《明史·姚廣孝傳》記載：

道衍語成祖：“毋下城邑，疾趨京師。京師單弱，勢必舉。”

姚廣孝的意思是說：此時南軍都被建文帝派到北邊來圍剿你了，而南京周邊正好空虛。我們不必在意一城一池，而應該甩掉朝廷的兵馬，直搗黃龍。

朱棣果然採納姚廣孝的建議，當年六月，朱棣從浦口攻入南京城，建文帝失蹤，朱棣登基，改元永樂。

從朱棣起兵，到朱棣奪位成功，道衍一直在朱棣的背後，用他的謀略支援著朱棣。所以，《明史》才會說：

“道衍未嘗臨戰陣，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為多，論功以為第一。”

從一介僧侶變成靖難之役的第一功臣，姚廣孝堪稱一代傳奇。

四、僧衣之下的姚廣孝

朱棣登基那年，姚廣孝已經68歲。朱棣封姚廣孝為太子少師，並賜名“姚廣孝”。

朱棣勸姚廣孝還俗，並賞賜姚廣孝良田和美女，姚廣孝卻不同意。他上朝時穿朝服，下朝後立即換上僧衣。他不住少師府，反而住在寺廟中。

姚廣孝心中既然有抱負，好不容易實現了自己的抱負，為何不再展宏圖呢？他為何堅持不脫僧衣呢？

對此，後人普遍有兩種看法：

第一種看法，姚廣孝淡泊名利，他是出家人，看淡了功名利祿，在功成名就後仍然以僧人自居，才符合他的性情。

第二種看法，姚廣孝害怕功高震主，他深知權力背後的險惡，所以選擇激流勇退，以保全自己。

其實，筆者認為，姚廣孝之所以仍穿僧衣，有上述兩個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第三個原因，那就是他看到的現實和想象的不一樣，他無法解脫自我，所以選擇另一種方式來避世。筆者之所以這麼說，可列舉三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方孝孺案。

《明史·方孝孺傳》記載：

先是，成祖發北平，姚廣孝以孝孺為託，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

建文四年，朱棣攻入南京之前，姚廣孝對朱棣說：“你攻下南京之後，方孝孺必定不願投降，你不要殺了他，如果殺了方孝孺，天下讀書人的種子就絕了！”

當時正是朱棣攻打南京的關鍵時刻，朱棣答應了方孝孺（“成祖頷之”）。可是，後來朱棣入城，讓方孝孺寫詔書，方孝孺不寫，朱棣一怒之下，殺了方孝孺，並滅其三族。這件事或許讓姚廣孝難以釋懷。

姚廣孝生於元朝末期，在明朝初年已經成名，朱元璋在位31年，但姚廣孝始終不為朱元璋效力，根本原因還是姚廣孝不喜歡朱元璋“弒殺”的性格。如今，他輔佐朱棣登基，發現朱棣竟然是另一個“朱元璋”，這對姚廣孝的內心打擊很大。

第二個例子是姚廣孝回鄉。

朱棣登基後，大功臣姚廣孝申請回鄉探親，朱棣聽聞後，備足了厚禮，派親兵送姚廣孝回蘇州。姚廣孝害怕太張揚，把親兵留在蘇州城外，隻身一人入城。他欣喜入城，卻失望而歸，《明史·姚廣孝傳》記載：

其至長洲，候同產姊，姊不納。訪其友王賓，賓亦不見，但遙語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復往見姊，姊詈之。廣孝惘然。

姚廣孝家中已無旁人，只有一個同胞姐姐。他敲姐姐家門，姐姐聽說是弟弟來了，卻故意不給他開門。姚廣孝無奈，只得去拜訪昔日的好友王賓，不料，王賓也不見他。王賓隔著很遠對姚廣孝說：“和尚誤矣！”

姚廣孝又重新來到姐姐家，結果被姐姐罵了一頓。這時，姚廣孝內心一片茫然。

也許，姚廣孝靖難之役之前，是想建功立業的，但在朱棣登基之後，他看到近四年的戰亂，導致生靈塗炭，百姓受苦，這讓他開始懷疑自己的初衷。待到他回鄉探親後，姐姐和好友的態度讓他徹底明白，他心心念唸的帝王大業，或許真的是大謬！

第三個例子，就是釋放溥洽。

公元1418年（永樂十六年），當時朱棣已經遷都北京，姚廣孝本不願北上，但朱棣幾次催促，姚廣孝最終從南京來到北京，到北京後，姚廣孝生了一場大病，最後竟然病危。

在姚廣孝彌留之際，朱棣親自來到慶壽寺看望他。《明史·姚廣孝傳》記載：

問所欲言，廣孝曰：“僧溥洽系久，願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錄僧也。

看著84歲的老夥計即將離開人世，朱棣也一陣心酸，朱棣問：“少師，你還有什麼心願？”

姚廣孝回答：“溥洽被關了16年了，希望你能赦免他！”

溥洽也是一位僧人，他曾是建文帝時期宮中的主錄僧，傳言只有他知道建文帝的去向。朱棣登基後，立即逮捕溥洽，嚴刑拷問，溥洽始終不願意透露建文帝的訊息。就這樣，溥洽被關押了16年。

這是姚廣孝最後的遺願，雖然朱棣有些為難，但他還是答應了這個求情。得知朱棣答應釋放溥洽後，姚廣孝強撐病體起身，“廣孝頓首謝”，給朱棣磕頭謝恩。

接下來，朱棣又問：“少師還有什麼心願？”

姚廣孝默不作聲，不久圓寂。

溥洽被朱棣關押了16年之久，而且這個人很敏感，姚廣孝之所以在彌留之際為他求情，是在忖度，只有在這個時候提出，朱棣才不會拒絕這個要求。

佛心慈悲，姚廣孝請求釋放溥洽，不僅僅是因為“慈悲之心”。而是他打心裡認為，溥洽之所以會淪落大獄，歸根結底還是“靖難之役”造成的。而謀劃“靖難之役”的，正是姚廣孝自己。

姚廣孝臨終之前救溥洽，是在完成心靈的自我救贖。

姚廣孝走了，留下了他許多傳奇。然而，關於他的是非功過，並沒有蓋棺定論。嘉靖（明世宗）不讓姚廣孝配享太廟，乾隆（清高宗）不讓姚廣孝的著作進《四庫全書》，就連明朝的部分官吏，也不認同姚廣孝。

明英宗時期，姚廣孝的義孫去拜訪蘇州知府，他本以為會得到蘇州知府的熱情接待，不料，蘇州知府一聽到姚廣孝三個字，就把客人拒之門外。此後數年，關於姚廣孝的爭議，一直存在。

因為在帝王（如乾隆）眼中，姚廣孝無疑篡位的始作俑者；在文人（如蘇州知府）眼中，姚廣孝是個不忠之人；在百姓（如王賓）心中，姚廣孝是個“六根不淨”的僧人。朱棣已經篡位成功了，大家不能罵朱棣，姚廣孝這個“第一功臣”於是就成了一個背鍋俠。若干年來，“妖僧”、“逆臣”的稱呼，始終圍繞著姚廣孝。

筆者看來，如何看待姚廣孝，關鍵還是如何看待靖難之役。靖難之役雖然給明朝帶來了創傷，但他和歷史上其他的皇室鬥爭一樣，站在歷史的角度來看，它並沒有是非對錯之分。建文帝當皇帝和永樂帝當皇帝，其實還是大明朝的江山。

所以，朱棣不一定是篡位者，姚廣孝也不一定是篡位的始作俑者。

所以，建文帝不一定是正統，而姚廣孝也不一定是“背鍋俠”。

至於戰爭對百姓的創傷，姚廣孝有悔過之心，就證明他和其他“功臣”不一樣，姚廣孝之心，至少值得我們去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