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死後，在他的兒子奧爾汗統治時期，對不同政治集團的人採取了不同的統治手段。

奧斯曼人，就是奧斯曼的統治階級，按照其內部的封建法管理。

土耳其人，就是非統治階層的穆斯林，就按照伊斯蘭宗教團體的習慣法體系進行自治。

除此之外還有一部分人，就是被奧斯曼征服，但仍沒有改信伊斯蘭的原東正教臣民。

這些人主要是大城市的有產階級，那麼這些人應該如何統治呢？

因為我們之前講過，突厥人進攻拜占庭時是繞開大城市，只搶一些周邊的鄉鎮。

到了奧爾汗時期，當這些大城市落到了奧斯曼人的手中，奧斯曼人像西班牙發現美洲銀礦一樣，發了一大筆財。

西班牙是如何走向絕對君主的，就是因為這些金銀，讓哈布斯堡王朝走向霸權。

沒有這筆錢，西班牙可能仍然是封建君主制，甚至整個歐洲的絕對君主都不會出現。

這就說明一個問題，你不能讓國王有錢，國王有錢了就想為所欲為。

亞歷山大征服了波斯，發了一大筆財，馬其頓貴族馬上發現，他也想把自己變成波斯的專制君主，也就是亞歷山大死得早。

忽必烈透過鹽鐵和賦稅撈到一大筆錢，他也想像金國和宋國皇帝，當一把專制君主。

奧斯曼帝國蘇丹也是這樣。

如果他沒有得到拜占庭的這筆財富，很可能就像是奧斯曼本人，或者是沒征服埃及的羅馬執政官一樣。

得到了這筆錢，他就成為了皇帝，就成了蘇丹，對那些貴族和封建領主依賴性就小了，於是就更加的為所欲為了。

奧爾汗的錢已經非常多了，但奧斯曼帝國佔領拜占庭各大城市，是在穆拉德時代。

奧爾汗及其繼承人穆拉德一世，就是奧斯曼帝國由封建向專制的一個起點，關鍵就是因為蘇丹有錢了。

第二個原因，就是對這些被征服者的管理問題上。

我們之前講過，在奧斯曼初期，蘇丹對於領主分配戰利品是無法插手的，誰搶得多就是誰的。

儘管蘇丹會分一部分，通常是五分之一，但誰知道你究竟獲得了多少戰利品，蘇丹又沒有專業的財務管理機構，你說撈多少就是多少了。

雖然蘇丹肯定要比下面的人撈得多，但差距肯定不會特別大。

但是佔領了大城市以後，首先是錢多了，同時這筆收入不再是一次性的了。

以前是搶了戰利品就走，現在征服了這些東正教順民後，那麼應該如何管理這群人？

拜占庭帝國，把事務全部集中到了吏治國家手中。

這樣專制的後果，就更難產生自發秩序了，你越是把更多的事交給吏治國家，就越難自發生成秩序。

就像歐美福利社會，越多發福利，人就越廢一樣。

征服拜占庭帝國後，這群被征服者需要管理，那奧斯曼這群武士是肯定的管不了的。

武士們打完仗，搶完戰利品就回家炫耀去了，所謂富貴不還鄉，如錦衣夜行，他不會長期留在那些城市裡。

既然這些城市已經佔領下來，蘇丹肯定就不會還給拜占庭皇帝了，而且這個城市意味著持續性的收入，那麼該由誰管理呢？我怎樣持續地獲得稅收呢？

因此就需要一個管理機制。

能夠管理的，就只能是官僚機構，武士肯定是無法擔任的。

而且奧斯曼帝國也沒出過有創意的政治家，沒出現過像商鞅、王安石這樣的人物。

他們一般就是走一步看一步，我佔領了城市，需要有人管理，而舊的封建體系下沒有管理的人才。

那我再去想怎麼辦，實在不行的話，就用老辦法湊合。

這個老辦法，就是早在奧斯曼人出現之前，伊朗萬王之王統治時期，在伊朗壟斷行政官僚的那個階級。

因為這些國家，都沒有產生類似隋唐的科舉制度，那麼官吏就是以師徒傳授的方式產生的。

奧斯曼在封建時代當然不需要他們，直到征服了拜占庭，奧斯曼帝國大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就要用到這些管理人才了。

於是奧斯曼帝國就把這些人才請來，給他們官做，讓他們管理帝國。

吏治國家的產生，對任何一個地方都意味著封建的削弱和專制的加強。

不過我們講，你是封建還是專制，是要取決於你站在誰的視角下。

對於奧斯曼帝國來說，此時的專制程度就相當於隋唐之前的狀態，遠沒達到明清帝國的專制程度。

奧斯曼官吏培養體制，就類似於舉孝廉。

那麼舉孝廉舉薦上來的人，我們也都清楚，不排除的確會有能力出眾的人才。

但時間久了，舉薦上來的就成了三親六故的關係，於是整個官場就被壟斷了。

蘇丹任用這些官僚，擺脫了原先蘇丹無法控制的兩股力量。

首先就是封建領主的力量，因為我們上一篇講過，那些領主武士，很多都是東正教叛教徒，或者是一些落魄武士集團。

這些人與其說是認同伊斯蘭和蘇丹，不如說還是認同原先的部族，和戰利品分配體制。

沒有人是真正完全相信神的，他們可能在某個階段信仰上帝的存在，但生活畢竟還是世俗的。

到了戰場上，無論你是信上帝、真主還是佛祖，腦袋掉了肯定是要死的。

至於“天堂”，誰也沒見過，而且人死復生這種事，聽起來也不是那麼靠譜。

想送敵人去見上帝，而不是自己去見上帝，那就必須按照人世間的客觀規律行事。

所以你會看到即便是同一個宗教下，很多人仍然會以宗教的名義互相殘殺。

蘇丹擺脫的另一股力量就是斯蘭宗教團體的教法學家穆夫提。

這些穆夫提發揮的作用很像是公知，因為這些人大多數都很有名望，“粉絲”很多。

於是就成了主要輿論製造者，而這些輿論多半是對蘇丹或哈里發不利的。

比如穆夫提說，先知說要公平正義，穆斯林同胞應該團結友愛，但是蘇丹和那些大臣完全不遵守教義，欺壓穆斯林同胞，總是找我們要這要那。

所以蘇丹和哈里發是不喜歡這些穆夫提的，但你又不能把他們怎麼樣。

你真把他們殺了，不就說明你心虛了，他們說的是對嗎？

當然你可以任命這幫公知當你的大臣，讓他們閉嘴，但這樣他們就會覺得他的力量來自於粉絲。

而那些官吏，他們不是公知，只是技術人員，學習的也只是管理技術，能力好壞放一邊，反正不會因為他幹活幹得好而收穫粉絲。

所以這些官吏要比那些公知聽話，別看那些公知罵起人來一套一套的，但幹活的能力其實很差。

蘇丹得到這些管理人才，就像是滿清皇帝得到了一批科舉選出來的儒生一樣。

皇帝在這些人面前是絕對的主人，但是在滿洲和蒙古各部只是一個領袖。

就像原來蘇丹在貝伊長老面前是一個領袖，但在這些官吏面前是完全的主人，可以隨意裁撤一樣。

其實這些人的工作能力好壞並不重要，最要的是要和皇權形成天然盟友。

像是科舉制選出來的舉子，手不能提，肩不能抗，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但這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一種共鳴，一種認同。

考試考什麼，並不重要，哪怕考茴香豆的四種寫法，毫無使用意義。

但重要的是，你花費大量的時間去“備考”，然後再冒著小機率“中榜”。

中榜之後，你能幹什麼，會什麼，也不重要。

甚至可以說，你只背高考題庫，除了考試，屁也不懂，這群人就是皇權的最好擁護者。

皇帝選官吏的目的是什麼？當然是希望江山永固，社稷長存。

那麼這一群忠誠，而且沒有能力的“進士”，就是最佳的選擇。

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進士學的“四書五經”，除了朝廷，別無第二個買家。

“進士”就是皇權最好的擁護者，也就是說，如果沒有科舉，你壓根就不應該讀書。

奧斯曼人在獲得了拜占庭帝國大城市後，就是利用這些官吏，得到了大筆的穩定收入。

從此以後，蘇丹就有了自己的行政機構，這個機構，就是後來國務會議的起源。

征服拜占庭給奧斯曼帝國帶來了一批東正教的順民，本來我征服了這些地方，我可以把你的財產全部沒收，甚至殺了你都可以。

但是我沒有殺你，那你就必須絕對服從我。

這樣看，即便是從東方視角下，奧斯曼帝國都是絕對的專制的。

但我們看奧斯曼帝國，不用說奧斯曼本人統治時期，到了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1444~1446在位）時代，蘇丹與領主和教法學家的關係還不是這樣。

大多數情況下，蘇丹還是要容忍這些人按照自己的習慣辦事，只有對這些拜占庭帝國的被征服者，蘇丹是可以為所欲為的。

穆拉德之後的蘇丹權力大大增加了，也是因為征服拜占庭之後啟用官吏的原因。

專制與封建對於法律的觀點是不一樣的。

像是伊朗，明清或者拜占庭的法律觀念，伊朗萬王之王或者拜占庭的皇帝，是受命於天無所不能的，法律就是政治的延伸。

臣民得到的一切都是皇帝的恩惠。

羅馬對於稅收的定義是什麼，就是皇帝所需要的東西。

但是封建下對於法律的觀念不一樣，國王只是法律的執行者。

法律是神聖的，不可更改的，像白天黑夜這種自然法則一樣，是一種客觀的存在。並非是國王能夠隨意更改和制定的。

這就是封建的日耳曼蠻族習慣法，和專制的羅馬普通法下法律不同的觀念。

封建下的蠻族是自由的，他可以自發產生秩序，而且領主與國王之間是契約的關係，附庸不是屬於王國，因此領主的習慣法不是國王能夠改變的。

而專制下的順民，是不能有武力的，因此在武力和秩序上完全依賴於國王。

所以順民就認為，法律無非是國王意志的體現，他可以隨意改變法律。

在奧斯曼人征服了專制的地區，他們原有的體制也向著專制的方向發展。

奧爾汗和他的兒子穆拉德一世是奧斯曼帝國的一個轉折點。

早期的奧斯曼人就像日耳曼人一樣，扮演的是一個野蠻而自由的封建蠻族征服者角色。

而在穆拉德一世後，奧斯曼人就向著專制方向發展了。

首先就是穆拉德時期出現的官僚體制，最後形成了國務會議和宰相體制。

另一個就是奴隸禁衛軍體制。

奴隸禁衛軍實際上就是因為奧斯曼帝國征服拜占庭大城市後，蘇丹有了一大筆錢。

有了這筆錢，蘇丹就要招一批非封建性的軍隊。

因為封建貴族和騎士團是要回家的，戰利品拿走了一大部分，而且也不太聽話。

想要穩定自己的權力，還是要文武一起來。

文的就是官吏，武的就是禁衛軍。

皇帝沒有自己的軍隊那還是皇帝嗎？那他只是封建領主的領袖，所以他要一隻完全聽從他的軍隊。

最聽話的，當然就是奴隸了。

於是穆拉德從被征服者中，選出了最強壯、最優秀的青年，組成了屬於他自己的奴隸禁衛軍。

這樣可以分散被征服者的勢力，讓他們缺乏反抗的力量。

這些禁衛軍和近代常備軍一樣，必須是身體素質好，智力合格，家庭背景乾淨的這些人。

當了兵之後，還要定期的訓練，所以軍隊本身也是一個學校。

在這個禁衛軍體制成熟之後，還起到了一個仲裁的作用。

因為伊斯蘭，當然這裡並不單純指伊斯蘭，包括基督教也常見的那種，宗教教派、教法學家和各領主之間沒完沒了的爭議。

這就類似於黨爭的意義一樣，如果你從局外人看，一個國家有活力，正是因為有黨派之間不斷地糾紛。

這就像明朝東林黨和閹黨之間，或者拜登和特朗普之間一樣。

但如果你是當事人，你就會覺得這些黨派糾紛太煩了，最好有一個機構能處理這些糾紛。

這個機構最好是和各方沒有利害關係，能夠保持絕對公正，同時還比較有能力。

什麼人能夠做到公正呢？

那就是外來人，但外來人如果混時間長了，也會和原社會產生各種聯絡，那什麼人可以完全切斷聯絡，就是奴隸禁衛軍。

這些人又能打仗，具有執法能力，而且在軍隊這個學校受過專業的訓練。

對臣民而言，他是一個絕對的外人，不偏袒任何一方，比教法學家、部落武士、長老貴族們要公正得多。

而且這些人是絕對依附於蘇丹的奴隸，他的一切都是蘇丹賞賜給他的，沒有蘇丹他就什麼也不是。他們沒有自己的家人，甚至連結婚都不能結。

這些人對蘇丹的服從是絕對的，而那些官吏、教法學家還是部落領主，他們都有自己的階級，有自己的共同體，他們不必依附於蘇丹，因此也不會完全服從蘇丹。

那像這種奴隸禁衛軍，既服從，又能打，對臣民還公正，你上哪找這種公務員去？

那如今無論哪個國家的公務員，他都有自己的社群，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種族膚色，他們是不可能做到完全公正和沒有偏見的。

他們可能會對共同體之外的人公正，但是對自己的社群、父母、妻兒等私人利益上，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公正。

那這些奴隸禁衛軍，可以說，對世界上任何人都是公平的。

但是有一點，就是不能背叛自己的兄弟會。

奴隸禁衛軍組織繼承了軍事兄弟會的宗教團體特性，宗教的紐帶使同一個團體的禁衛軍變成了相互信賴的兄弟。

只有這點是不能背叛的，你背叛了你應該信任的兄弟，那你就等於是一個叛徒，在死後的世界是一個叛教徒。

只有這兩點是不能背叛的。

全世界對於他們都是陌生人，即便是蘇丹。

雖然說他們依賴於蘇丹的賞賜，但是說如果蘇丹不給他們賞賜的話，他們大機率也是會謀殺蘇丹的。

那麼穆拉德和奴隸禁衛軍對奧斯曼帝國產生了什麼影響呢？

我們下次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