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
2021年1月5日
公元前210年7月秦二世接過秦始皇的權力棒，秦朝就立刻踏上了滅亡路，到公元前207年11月，秦朝走完滅亡路僅用了3年多的時間。這與秦朝之於中華民族眾多的開創性貢獻極不相符，與後世歷代王朝苟延殘喘、將死不死的那個漫長衰亡期更是不可相比。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巨大史學黑洞，是一個迷一樣的特例。
秦朝為什麼會驟然滅亡？兩千多年來，人們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領導個性、戰略戰術、民生細則、指導思想等多個方面給出了眾多的原因。按照產生這些原因的源頭進行分類，可分為三類：一類是胡亥和趙高這對昏君奸臣的組合導演了一系列天怒人怨的暴政。二類是始皇帝重大決策有誤，過分透支了國力。三類是法家思想治理體系僵化呆板、刻薄寡恩，不能適應統一後的新形勢。這三類觀點都很流行，但感覺還是王朝滅亡的一般性原因，並不能說明秦朝滅亡的驟然性。秦朝還需要再認識，謎團還需要再揭示。我認為：第一類觀點是正確的，但只是之一。第二類觀點有正確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倒果為因式的推理。第三類觀點壓根是不正確的，純屬倒果為因想當然。下面我就我對歷史的理解來剖析一下這三類觀點，以及史學界還忽視了那些導致秦朝驟然滅亡的原因。
先說學界流行的這三類觀點：
第一類：胡亥趙高的昏奸組合導演了一系列天怒人怨的暴政，把秦王朝送上了不歸路。這類觀點的正確性是毋庸置疑的，是秦朝由盛而衰直接原因，但不能解釋秦朝為什麼瞬間而亡。後世王朝的昏奸組合多得是，它們那種苟延殘喘、將死不死的漫長衰亡期少則幾十年，多則上百年。如東漢末年桓靈二帝與宦官組合造成了黨錮之禍和宦官弄權，進而導致黃巾大起義，但從黃巾起義算起也經歷了桓、靈、少、獻四帝84年才滅亡。西晉惠帝與妖后賈南風組合釀成了八王之亂、進而導致永嘉之亂，但也經歷了惠、懷、愍三帝26年才滅亡，其殘餘勢力更是東遷建康組建東晉王朝，又經歷103年才最終滅亡。隋朝的衰亡算是快的，但也經歷了煬、恭二帝15年才滅亡，比起秦王朝3年走完滅亡路還是長的不是一個數量級。唐朝玄宗與奸相李林甫、楊國忠的組合鼓譟出了安史之亂，但唐朝在安史之亂後又持續152年才最終滅亡。後期的宋元明清四朝也都是如此……。
難道是胡亥趙高的昏奸組合有什麼能夠導致王朝驟然滅亡的特殊性嗎？史書對整個秦朝歷史的記載雖有缺憾，但關於胡亥趙高組合的破壞性卻從不惜筆墨。胡亥趙高的惡劣手段在本質上與後世歷代昏奸組合所用手段是相同的，踐踏法治和原則、屠戮宗族和大臣、吸血民力與社稷、重用小人與酷吏等等。胡亥趙高使用過手段後世昏奸組合也都必用，沒有什麼特殊性。再說我們也不能過分高估昏奸組合的“創造力”，而低估一個政權結構本身的複雜性和穩固性。昏奸組合只是王朝滅亡的一個動因，而不能成為王朝滅亡如此迅速的全部理由。
第二類：始皇帝重大決策有誤，過分透支力國力。所謂始皇帝決策有誤也有三個方面：
（一）大軍常年征伐在外，北卻匈奴，南征百越，而地方武備不足。這個觀點認同的人還不少，但缺少必要的正向因果連線依據，沒有什麼能證明這場戰爭與秦朝的滅亡有直接因果關係，相反有太多的事例可以說明這兩戰爭與秦朝的滅亡沒有直接因果關係。如，劉邦做了漢朝皇帝后發動的征伐異姓諸侯王、以及“白登之圍”等戰爭，其規模、頻率、烈度一點也不比始皇帝的這兩場戰爭小，且漢初的國力是比不上始皇帝時期的，但大漢還是走向了強盛。況且始皇帝北卻匈奴，南征百越這兩場戰爭都是壓倒性的勝利，戰損要比劉邦小得多。至於地方武備不足，人們一直把長城軍團和嶺南軍團沒有或不及時加入消滅義軍的隊伍作為秦朝失敗理由來佐證秦朝當時地方武備不足。但一個郡守李由所率本部縣兵就可以令陳涉主力久困於滎陽；劉邦攻入關中逼近咸陽時，近在咫尺的函谷關五萬守軍並沒有選擇回援，更不用說遠在嶺南和長城的軍團。帝國的問題不是出在地方武備不足上，而是當時的“李由”太少，“趙佗”卻遍地都是。是什麼導致了這麼多的“趙佗”呢？這才是秦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後面專門作為一個方面來說。
（二）大興土木，長達幾十年的工期的萬里長城、麗山墳墓、阿旁宮工程過度透支了民力和財力。這三大工程消耗大量人力和財力是一定的，或許始皇帝在這方面是有一點責任的，因為他畢竟開了這個頭。在始皇帝死後，胡亥和趙高極大地加速了驪山墳墓和阿旁宮的工程進度，且執法環境迅速惡化，人們苦不堪言，但不能把胡亥趙高的錯誤放在始皇帝身上，這不公平。
（三）焚書坑儒，消滅文化多樣性，自己斬斷了新時代出現新文化的可能性。央視曾經播出過一部紀錄片《從秦始皇到漢武帝》，裡面講述了一個段故事：“始皇帝在國家統一後意識到新時代需要有新文化的重要性，一直在苦苦尋找統一民心、穩定國家的新文化，只是六國舊文人始終不配合，還私下百般嘲諷。始皇帝最終忍無可忍殺了400多儒生。始皇帝在找不到新文化的懊惱情緒下，無奈推動北卻匈奴、南征百越兩場戰爭來慰藉自己”。這段故事倒是給始皇帝焚書坑儒事件正名了。但仍然存在一個問題，過分強調了用新文化來解決新問題的重要性和及時性，顛倒了新問題和新文化出現的時間順序。同時也過度揣度了始皇帝對文化追尋的主動性，顛倒了群眾和皇帝在孕育文化上的主次關係。雖然都是些有名望學者參與制作的紀錄片，但不免智者千慮終有一失。縱觀整個人類史，那種文化不是在解決實際問題的過程中由優良的思路、方法和精神實質逐漸沉澱出的呢？又那種文化不是由群眾創造而後由上層建築總結表述的呢？何況關係國家民心與制度的大文化。始皇帝如此雄才偉略，解決了那麼多史無前例的難題，實施了那麼多偉大文明舉措，他不但會尊重文化的多樣性，而且也不擔心新文化不會出現，他需要是解決實際問題的時間。
始皇帝重大決策有誤，這類觀點有漢朝為了自己的合理性對始皇帝的有意黑化，也有後世學者的倒果為因想當然推理。因為你滅亡了，所以你之前做得很多事一定也不正確，要不怎麼會滅亡呢？其實這並不一定是事實。還是偉人毛澤東洞邃歷史，他寫給郭沫若一首詩用來駁這類觀點恰如其分：“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龍魂死業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第三類，法家思想治理體系僵化呆板、刻薄寡恩，不能適應統一後的新形勢。1975年發現睡虎秦簡和2002年發現的裡耶秦簡，忠實地記錄著當時秦律具體內容和執行案例，明晰而體恤，嚴謹而不暴虐。法律的初衷既是為了維護國家的運轉，同時也保證著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即使對參與南郡倉吾縣叛亂的軍官，最終也只是以刺字處罰。始皇帝清楚地知道人心認同才是他想要的。秦法在國家統一後已經做了重大調整。始皇帝即秦王位之初，他的丞相呂不韋就指出計首授爵制的缺點，並做了相應調整。秦王政十三年，在國尉繚的建議下，計首授爵又再次做了調整，把俘虜和截獲物資都算做立功，避免了秦軍過度殺戮的情況。公元前216年始皇帝又下詔，令黔首自食其田，承認六國原住民的土地佔有狀況，對軍功授田製做了根本性的改變。整個過程沒有僵化呆板、刻薄寡恩，完全是根據新形勢不斷地做著調整的。
以上三類觀點，我認為僅有昏奸組合是秦朝滅亡的必要條件，其它兩類有點倒果為因式的想當然。另外我認為還有三點是史學界忽視的，其中第一點是秦朝以來所有王朝發生暴力革命的基礎性原因，後兩點或許可以解釋秦王朝滅亡的驟然性。
一、大量擁有人身自由權的農民的出現。秦朝是中國農業社會的一個重大轉折點，夏商周三代是隸農制社會（或是農奴制社會），春秋戰國時期由於諸侯對農業生產效率和士兵積極性的強烈需求，逐步對隸農制進行了改革，開始出現擁有人身自由權的自耕農、傭耕農、租耕農。他們的出現使原本隸屬於貴族、像牛馬這類生產資料一樣的底層隸農變得對王朝的興衰有了地基般的作用，成為組成王朝地基的沙土。始皇帝在實現領土一統的同時也實現了經濟制度的一統，隸農制被徹底終結了，大量擁有人身自由權的農民的出現成為日後中國曆代王朝永恆的地基。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的，這種代表著農業社會巨大進步、助推秦國一統天下的底層力量也不例外。當苛政的殘酷壓迫或自然災害的無情吞沒逼得農民不得活時，這些擁有人身自由權的農民便會向有一口飯吃的方向自發湧動，再有組織者的登高一呼，這些力量就會匯聚成波濤洶湧的大潮，成為推動王朝更迭的暴力，於是地基開始鬆動和坍裂了，這種情況是夏商周三代是不可能出現的，因為隸農對貴族土地的過度依賴，以及當時法律對隸農的刻薄壓制使得隸農的流動性不足，也就不可能彙集形成強大的合力。大量擁有人身自由權的農民的出現使中國進入了一個農民也可以在王朝的更迭中演義力量的新時代。從這個意義上講，是始皇帝親手打開了暴力革命的大門，陳涉不過是第一個跑出的“小妖”。從這個意義上講，是始皇帝親自終結了秦王朝的贏姓血統，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提供了可能。從這個意義上講，是始皇帝創造了王朝頻繁更迭的原初動力，當中華文明出現延續危機時又注入新的領導活力。
二、秦朝對官僚階層的利益捆綁不夠，且面臨胡亥趙高的瘋狂捕殺。
商鞅變法後，官僚階層作為新的力量頂替了貴族對王權的支撐作用。這種系統對王朝的領導者本身的能力素質有較高的要求，因此維繫這種關係並不是每一個統治者都能做好的，作為第一個使用官僚系統管理國家的秦朝在二世時便突顯了這一問題，主要表現有兩點。
（一）官僚階層待遇相對不高。秦國的軍功授爵制是剝奪貴族的土地，分配給那些有戰功的底層將士，這對無產者和中產者都有巨大的吸引力，對於秦國舊貴族和六國貴族則沒有絲毫魅力，因為再怎麼封賞也不會有他們原先的土地多。功勞如白起、王翦者，他們也不能像戰國四公子那樣養得起三千門客。可能有人會說，秦國的穰侯魏冉、文信侯呂不韋門客也比較多，說明他們經濟待遇也很高。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這兩個特例的財富來源並不在秦國，穰侯的巨大封地是秦國有效掌控之外的陶邑。文信侯出身是東方鉅商，本身就富可敵國。像張儀、範睢、李斯這樣的叱吒風雲的高官，收入沒有六國貴族高，且官位又不像六國那樣有家族繼承性，不具備世代累積可能性，之所以願意在秦國奉獻，一方面是他們出身是中產者，相對可以獲得較大的經濟實惠；另一方面秦國的論能授位制度可以讓這些有指點江山夢想的大才實現自己的人身價值。至於秦國郡守以下官員根本談不上什麼封地，只是以俸祿為主兼以一般性的小地主罷了。和平時期他們還能盡職盡守，當王朝出現顛覆性危機時，他們就不會表現出六國舊貴族為保護自己龐大利益而進行的拼死抵抗和瘋狂復辟。
（二）胡亥趙高的肆意捕殺。本來支撐秦朝大廈的力量就比較單一，主要是官僚系統，兼以數量有限的皇室宗親。胡亥和趙高又瘋狂捕殺皇室宗親和高層官員，又以指鹿為馬逆淘汰賢良忠貞的朝中中層官員。於是權力的銜接出現嚴重的斷層，中下層官員和駐外將領不敢有絲毫的異動，因為任何舉動都可能成為趙高刀下之鬼的理由。在這恐怖情形下，不謀反都是對秦朝最大的忠誠了。這就解釋了前文提到的為什麼當劉邦率軍逼近咸陽時，近在咫尺的函谷關五萬守軍沒有選擇回援的深刻原因所在，同時也是嶺南軍團不願北上、長城軍團行動遲緩以及各地方縣兵開城投降的原因所在。因此陳涉攻楚、武臣攻趙、韓廣攻燕皆摧枯拉朽、勢如破竹，不是他們能征善戰，而是秦朝的大多官員壓根不想打。偶而有一兩個發揮官員天然強大組織力的就令反秦勢力舉步維艱，潰不成軍。除了前提到了三川李由，還有少府章邯，章邯不甘心只做一名生活秘書，起驪山之刑徒滅義軍、弱諸侯，幾乎熄滅了反秦勢力。然而他們只是趙高刀下的漏網之魚，死期只是今天和明天的區別。
由於秦朝對官員缺乏足夠的利益捆綁，再加胡亥趙高的肆意捕殺，他們既不會像東漢末年地方官員那樣主動組織力量消滅義軍，也不會像他們討伐董卓那樣來討伐趙高，而是集體選擇了失聲。
三、秦朝貴族的缺失和六國殘餘貴族的反撲。貴族一詞在現代人眼裡沒有太多的正面色彩，象徵著剝削和奢侈，是社會的蛀蟲和吸血鬼。但還是前面提到的那句話，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貴族是有很強經濟實力和行政影響力的，在延緩王朝國祚方面表現出來的組織力是中產者和無產者比不了的，客觀地為人類文明的進步做出過階段性貢獻。秦孝公以後歷代秦王都踐行了天下一統的理想，他們要的不僅僅是領土一統，還有對軍功授爵制的堅決推廣。因此，百餘年下來，贏姓宗室及舊貴族在朝中立足的可能性漸漸被有功者稀釋，到始皇帝時朝中已找不到幾個贏姓臣子，咸陽城裡可能最不缺少的就是贏姓，贏姓宗室及老貴族迅速平民化。當王朝出現生存危機時，他們雖對王朝有天然的情感認同，但他們已經沒有實力來組織力量拯救這個將傾的大廈。與之相反的是在秦朝剛統一的六國地區，貴族的勢力斬草未盡、蠢蠢欲動。始皇帝對原六國的大號貴族進行了大量清除，把對其殘餘勢力的徹底清除交給了時間。然而，這次歷史的時空跟始皇帝開了一個大玩笑，站在了對六國舊貴族有利的一方。公元前210年，50歲的始皇帝不幸崩於沙丘，他的繼任者破壞了他所創立的一切。那些滿懷怨恨、尚有相當的組織實力的六國舊貴族聞風而動。一場比大澤鄉下的更大的腥風血雨來臨了。這個觀點，現今提的人不多，不見的是大家忽視。可能是我們曾經進行過艱苦卓絕的無產階級革命，對於曾經壓迫過我們的貴族，情緒還在。我們在評判他們的時候本能地不願意承認他們曾經起過的正向作用。這三個觀點加上前面胡亥趙高昏奸組合觀點，是不是秦朝驟然滅亡的所有真正原因，我想也不盡然。歷史是一個常讀常新的事兒，在當前人們從中國原生態文明中尋找文化自信大背景下，秦朝驟然滅亡的所有真正原因都會逐漸露出水面。
王朝是一座上層建築，皇帝是建築的指揮中樞，貴族系統和官僚系統是支撐王朝的兩種支柱，擁有人身自由權的底層農民則是王朝矗立的地基。秦朝是一個僅有官僚系統支柱的王朝，當秦朝的地基出現鬆動坍裂，這唯一的支柱又被指揮中樞百般嫌棄和瘋狂自殘時，王朝除了驟然崩塌，又會有什麼結果呢！
今天我們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空位，我們要做的不僅僅是復興經濟、復興科技、復興軍力、復興地位，我們要做的還有復興文明、復興文化。唯有復興文明、復興文化才是最根本長久的復興。而復興文明、文化需要我們對中國原生態文明有足夠客觀深刻的認識。秦朝是中國原生態文明的開創性時代，揭示秦朝驟然滅亡的原因對於今天我們全面認知中華文明，樹立文化自信，助力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具有基礎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