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和陳獨秀

1920年2月，臨近舊曆年關的一個凌晨，一輛帶篷的騾車，從北京朝陽門駛出，急匆匆南下而去。

車上有兩個人，坐在車篷裡的那位，頭戴氈帽，身上的背心油光光的，看上去像個“掌櫃的”。坐在車把上的這位，微胖的臉龐蓄著八字鬍，戴著副眼鏡，拿著幾本賬簿，像是隨掌櫃收賬的“賬房先生”。

一路上，遇到打尖兒住店的事，“掌櫃的”幾乎不說話，全由操著一口樂亭話的“賬房先生”應酬。這二位身份可不一般，“掌櫃的”是41歲的陳獨秀，“賬房先生”則是31歲的李大釗。路上，他們商談了籌建中國共產黨的事情，由此流傳下“南陳北李，相約建黨”一段佳話。

陳獨秀、李大釗兩個人祕商如此機密的事情，外人又是如何知曉的呢？

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英勇就義。24天后，5月22日下午，北京大學教授高一涵在武昌中山大學“追悼南北死難烈士大會”上，對著學生、教職員和各界群眾代表，充滿感情地發表了《報告李守常事略》：“······時陳獨秀先生因反對段祺瑞入獄三月，出獄後，與先生同至武漢講演，北京各報均登載其演辭，先生亦因此大觸政府之忌。返京後則化裝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則計劃組織中國共產黨事。”

有人根據《胡適遺稿及密藏書信》考證，1920年2月高一涵正在日本，他怎麼會知道“南陳北李，相約建黨”這件事呢？

原來，高一涵與陳獨秀、李大釗的關係非同一般。

他和陳獨秀都是安徽人。民國初年，在日本他倆同是《甲寅》雜誌編輯。陳獨秀創辦《新青年》後，高一涵是主要撰稿人之一。兩人交往密切，相知甚深。高一涵與李大釗都是留日學生，曾共建“神州學會”，同為《民彝》雜誌編輯。入職北京大學後，兩人都是政治學教授，曾聯手開設“現代政治”講座，可謂過從甚密，志趣相投。

1963年，高一涵回憶說：“李大釗回京後，等到陳獨秀從上海來信，才向我們報告此行的經過。”可見，“相約建黨”之事，是李大釗事後不久告訴高一涵的。

不能簡單地說孤證不能為憑。當年北京大學學生會主席、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朱務善，在新中國成立後也曾回憶說，李大釗護送陳獨秀離京，“路上，大釗同志也與他商討了有關建黨的問題”。

從1920年陳獨秀、李大釗文章書信往來，特別是後來李大釗推薦共產國際代表去上海面見陳獨秀，張國燾在陳獨秀、李大釗之間傳遞資訊，以及上海、北京兩地遙相呼應的建黨歷史來看，“南陳北李，相約建黨”這段建黨佳話是可信的。當年就曾有人賦詩讚曰：

北大紅樓兩巨人，紛傳北李與南陳；

獨秀孤鬆如椽筆，日月雙懸照古今。

責編：金蕾蕾

網編：宋瑩

監製：方丹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