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灃，身份是大清攝政王，溥儀的親爹，道光帝的孫子。

溥儀6歲登基，當然沒法參與政治事務，實際上清朝滅亡前，是載灃在掌權，載灃是滿清政權最後的掌舵者。

載灃從掌權到溥儀退位，僅僅3年就丟掉了大清江山，很多人以為是大清積重難返，不管換誰掌權都獨木難支，難以給大清續命，然後我們重新細細審視那段歷史，卻發現並不是這樣。

歷史給了載灃機會，而且也為載灃為大清續命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但是，如同所有的二代一樣，載灃也有二代的致命弱點，就是志大才疏，他跟明朝崇禎有點像，兩人都抱有中興大清的志向，也都不是不學無術之輩，否則滿清權貴也不會推他上臺，但是隻用了三年就把大清搞沒了，也是能耐。

我們先從載灃的上臺說起，慈禧為何傳位載灃作為接班人。

宣統三年是辛亥年，正月初一（1911年1月30日），北京大雪紛飛，下了一整天，足有一尺厚。這天，載灃入宮給皇帝、太后賀年、行禮，隨後又回府行禮、受禮如例。他的心情似乎不錯，日記中有“風從艮來為上歲。瑞雪大降，永珍一新”之句。

此時，包括最高領導人載灃在內，“北京所有掌權的人們，沒有一個想到他們快完蛋了。我看到那個時代掌握大權的人留下來的日記，包括他們的回憶、他們的書信，沒有一個人在10月10日之前想過大清朝快完蛋了，從上到下都沒有。他們的日記整天記錄的就是吃飯送禮，看上去似乎真是繁華的盛世。街上到處是燈紅酒綠，衚衕裡的生意好極了，澡堂裡的生意好極了……”（學者傅國湧語）。

的確如此。

從載灃的日記裡，也清楚地反映出了這一點——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意識到了政權將被顛覆。

可以說，進入辛亥年，載灃並沒有絲毫危機意識。

照例，像載灃這樣的人物，過年是不放假的，所以他每天還要“上門”。但畢竟是過年，皇帝、太后賞賜不斷。正月初二，分別賞賜祭肉各一方。初五是載灃的生日，此前一天皇帝、太后即賞賜壽物，生日這天隆裕太后賞綢緞八端、銀裸一千兩，並賞吃壽麵；回府後，行禮、受禮如例。初六，受賞湯圓一盒。初七，受賞春餅。初八，受賞銀三千兩、綢緞五端、活計一匣。初十，受賞餚饌、果品。初十，日記中記有“祥雲瑞藹大賁”之語，似乎載灃的自我感覺不錯。

回到1909年，宣統元年，載灃上臺一個半月。

此前在慈禧統治中國的最後一年裡，局勢複雜，改革派不斷髮起請願運動，革命黨接連起事，慈禧最後一年是在憂心忡忡中度過的，最後時刻煞費苦心推了載灃作為接班人。

平心而論，載灃作為接班人他的身份和口碑是合格的，甚至是優秀。

作為道光帝的孫子，根正苗紅。20多歲便遠渡重洋，在歐洲各國處理外交事務，也受到西方列強的一直認可，和德國政治高層建立了良好的私人關係。為人低調謙和，而且形象清正難得，在其他貴族子孫抓緊撈錢的時候，他居然操守相當不錯。

“財也大，產也大，後來兒孫禍也大。借問此理是若何？子孫錢多膽也大，天樣大事都不怕，不喪身家不肯罷。財也少，產也少，後來兒孫禍也少。若問此理是若何？子孫錢少膽也小，些微產業知自保，儉使儉用也過了。”這是載灃父親醇親王懸掛於堂的治家格言。

格言裡有兩層意思值得重視：一是戒奢靡；二是戒貪腐。

這是很有針對性的。 伴隨著國勢衰弱，大清帝國特權階層卻驕奢淫逸，醉生夢死；權勢者私慾膨脹，貪墨成風，政權已墮入體制性腐敗深淵。能夠明確提出並用以訓誡子孫戒奢靡、戒貪腐，已屬罕見的清醒者。

當然說一套做一套也是腐敗體制下常見的現象，能夠言行一致者可謂鳳毛麟角。 第一代醇親王是清醒者，也是其格言的踐行者。終其一生，從來沒有招致這方面的物議。 這個家風，載灃承襲下來了。

不妨看幾個細節。 載灃從德國回國後，奉旨到開封迎駕。在臨啟程北上前，“宋軍門賂餘，卻之”。這是載灃日記裡記載的。 宋軍門即宋慶，這是位年過八旬的老將，參加過鎮壓太平天國和捻軍，也參加過甲午戰爭和抗擊八國聯軍之戰。宋慶賄賂載灃，可能僅僅按照“潛規則”行事，聯絡感情，並沒有什麼事情要求他。接受宋慶的賄賂，對載灃來說也沒有任何風險，但是載灃卻拒絕了。從這件事可以看出，載灃不是一個貪財的人，是知道克己的。

還有一件事：據載灃日記記載，光緒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德商勞賀來礦務一函，覆函辭卻之，宣告不干預此事”。 我們知道，透過德國“道歉”之旅，載灃與德國各界建立了特殊關係。在對外開放的環境下，各國商人來華做生意者不少，德國人也很積極。由於大清政權體制性腐敗，疏通關係成為常例。當然，請人出面疏通關係，不會沒有“表示”，或大筆酬金，或奉送“乾股”，都是慣常做法。 德商請載灃出面幫助，大體是這樣的背景。

勞賀（載灃日記裡時用勞賀也用勞河）其人，載灃並不陌生，甚至可以說關係相當密切。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時，載灃在北京與日本、德國佔領當局交往頻繁，其中與德國駐華公使穆德、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的交往，勞賀是中間人，經常代表穆公使和瓦統帥與載灃聯絡，還曾經派人給載灃修理腳踏車。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這樣一位“老朋友”求到載灃時，他卻毫不含糊地“卻之”，而且旗幟鮮明地表明態度“不干預此事”。

次年七月二十一日，載灃日記又有“嚴斥不干預都爾蓀礦務”之句。很可能是在載灃這裡碰壁後，勞賀又轉而請醇王府中的人出面疏通，載灃得知後“嚴斥”，禁止身邊人員參與。

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在清廉問題上，載灃是堅持原則的。

在普遍性貪腐、奢靡的政治生態中，能夠保持一份清醒，堅守廉潔底線，是很不容易的；

唯其如此，這樣的人就格外受人尊重，形象就格外正面。尤其是，與同為親王、軍機大臣的奕劻相比，載灃的形象更是格外清新。 說載灃形象清新，還不止清廉這一點。 載灃眼界開闊。他出過國，見過世面。按制，王公不得輕易離開京城，遑論出國？載灃能夠出使德國，無疑得以大開眼界。在舉國都認為應該向西方學習的潮流下，載灃的這段經歷，差不多等於給他鍍了金。

基於以上兩個方面，載灃給人留下了形象清新的印象。這對於一個暮氣沉沉的老大帝國來說，是稀缺的，也是很有象徵意義的。

這種背景下，載灃上臺掌權，各方面寄予厚望。

載灃，大清國最後的掌舵人

載灃作為外交特使，出使歐洲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