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漸慕“胡“風：“帝國“神話與”東方“正規化的破滅

在伊麗莎白一世與詹姆斯一世統治之下，英格蘭的殖民事業與海上貿易開始迅速發展：地中海貿易為王室帶來了巨大的收入，而以沃爾特·雷利為代表的探險家也成功地在美洲建立了殖民地。上世紀的英國曆史學家們也因此將這一時代稱為“探索時代”，無形間將這一時期的成就與日後大英帝國的海上霸權建立了聯絡。然而這一時期的英格蘭真的能算作是日後“帝國”的雛形嗎？隨著後殖民主義的發展，這種歐洲中心主義的結論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挑戰。

隨著對外擴張的進展，與“帝國“相關的措辭開始頻繁地出現於英格蘭的官方記載當中。對於統治者來說，它甚至構成了統治形態的一部分：伊麗莎白虛構了一個由英格蘭為主導甚至是軀幹的新教共同體；而詹姆斯一世則將自己治下的三國共主邦聯粉飾成一個多元帝國。然而正如丹尼爾·維特克斯（DanielVitkus）所指出的那樣：儘管這一時期的文獻記錄中體現了英格蘭海外擴張的野心以及對於帝國形態的憧憬，但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表明英格蘭人已經預見到了未來的”大英帝國“的誕生。對於當時的英格蘭人來說，對於帝國的憧憬更像是一種帶有符號意義的宣傳策略。儘管我們相對於當年的英格蘭人擁有了幾百年歷史的資訊優勢，然而這樣的優勢也會使我們更容易落入某種先入為主的思維陷阱：在對待過往的歷史時只留意到符號，而忽視了具體的歷史。

根據丹尼爾·戈夫曼（DanielGoffman）的觀點：儘管英格蘭“帝國“的意識形態萌芽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紀或十七世紀初，但真正意義上的帝國主義的誕生顯然最早只能推至十七世紀末，將生活在伊麗莎白與詹姆斯統治下的英國人稱為帝國主義者並不合乎歷史。當我們重新審視”探索時代“的所謂成績時便不難發現，伊麗莎白與詹姆斯兩朝所取得的成果也並沒有那麼喜人：對愛爾蘭的殖民受到了強烈的抵抗，即便是在愛爾蘭戰爭結束之後，詹姆斯一世也沒能建立絕對有效的統治；沃爾特·雷利1587年建立的弗吉尼亞殖民地最終失敗，在英屬蓋亞那的殖民也受到了重重阻力。在布魯斯·倫曼（BruceLenman）看來，伊麗莎白在愛爾蘭的殖民活動並沒有取得比亨利八世時期更好的成果，反而見證了所謂的”伊麗莎白時代帝國主義“的流產。

早期的後殖民研究往往把研究視角放在英格蘭與“新世界”的關係上，因此也產生了一系列的誤讀：其中最著名的當屬《暴風雨》的發生地之爭。儘管這一時期英格蘭的戲劇作品熱衷於描寫異域題材，“新世界”也因此成了熱門的選擇，但除了“新世界“之外，劇作家們同樣熱衷於描繪以地中海區域為背景的異域戲劇。傑裡·布羅頓（JerryBrotton）在爭論《暴風雨》的發生地時用”被遺忘的前線“來形容故事中所提到的幾個地中海區域的重要地點，他認為這幾個地中海貿易的重要節點（突尼西亞、阿爾及爾和那不勒斯）在十七世紀的政治與文化中所起到的影響被嚴重忽視了。布羅頓將研究視域重新拉到了地中海之上，而研究地中海貿易（尤其是英土貿易）也因此成為了研究這一時代歷史的一大熱點。

（伊麗莎白時代的政治勢力地圖）

在我們接觸這段歷史之前，需要破除的不僅僅只有英格蘭的“帝國”神話，還需要破除賽義德式的機械、僵硬的“東方”正規化。十六、七世紀的地中海的環境具有極高的流動性與多樣性。地中海貿易的參與者顯然不僅僅有幾個基督教大國與奧斯曼帝國，那些伊斯蘭小國與猶太掮客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文明顯然不是機械地由一方流向另一方，在這樣的環境中，不同族群的身份與文化認同也在發生著改變。此外，奧斯曼帝國的存在使得地理意義上的”東方“變得失去了意義：殖民與被殖民的物件並非永遠是自西向東，作為地理”東方“的奧斯曼帝國同樣在”西方“擁有大量的殖民地。作為一個極為強大的政體，奧斯曼帝國不僅僅在政治、經濟上，同樣也在文化對”西方“施加著影響。

在這一時期英國旅行家亨利·布朗特爵士（HenryBlount）的遊記中，奧斯曼帝國不僅僅被描述成一個散播著恐怖的戰爭機器，商人們還對帝國的財富與強大的行政體制表示了豔羨之情。根據傑拉德·麥克林（GeraldMaclean）的看法，布朗特對奧斯曼帝國體制的讚美體現出了英格蘭當時急於尋找可以效法的帝國體制的社會症候。這種覬覦心態體現了“尚未成為帝國卻已經建立了這樣一套意識形態”的英格蘭的文化自卑感，這樣的自卑感最終將體現為一種焦慮與不安全感，並在文學中作品中加以體現。在這一時期的英國異域題材戲劇中，改信成為了這些戲劇的一大主題：在宗教情節上，土耳其人是被刻意疏離的”他者“，只有極少數可以透過改信擺脫這樣的身份，而土耳其人也不遺餘力地試圖使基督徒改信伊斯蘭教，接受”改信“的前基督徒與猶太人仍舊被當作這樣的”他者“看待。然而在宗教態度上的敵對之外，英國戲劇中又潛移默化地受到了來自土耳其人的影響：在《理查二世》中，亨利四世被有意地影射為奧斯曼蘇丹；《威尼斯商人》中出現了求婚者摩洛哥王子；而《奧賽羅》的主角則是一個效忠於威尼斯政府的摩爾人。

維特克斯狡黠地選擇了這一時期進入英語詞彙中的一個短語”Turning Turk”來形容這一文化現象：英格蘭人在抗拒土耳其人的同時，又在無形之中接受了土耳其人的影響。這個直譯為“變成土耳其人”的短語在當時有三個意思：其一是改信伊斯蘭教；其二是背叛；其三則是失去理智。在《奧賽羅》的最後，莎士比亞用了這一短語的第三條詞義來形容陷入了狂怒的奧賽羅。而反諷的是，奧賽羅自殺之前所回憶的卻是自己殺死土耳其武士來擺脫奴隸身份的往事。一個至死也不願與土耳其人有所牽扯的武士卻在被疏離的過程中“變成了土耳其人”。而英格蘭人在文化上的處境，與奧賽羅也如出一轍。

二 、英格蘭最初的外交嘗試：與波斯帝國的接觸

在伊麗莎白女王登基之前，英格蘭商人就已經在東歐和北非留下了自己的足跡：早在1551年，英國航海家就已經抵達了巴巴里海岸；1554年，英格蘭探險家休·威洛比（Hugh Willoughby）和理查德·錢塞勒(Richard Chancellor)從伊凡雷帝的手中獲得了貿易許可，英格蘭在次年成立了著名的莫斯科公司。

然而這時的英格蘭在東歐與地中海上還沒有建立穩定的貿易航線。莫斯科公司剛一成立就面臨著倒閉的危機：威洛比在拉普蘭探險時意外被凍死，他的副手錢塞勒也在返程時遭遇風暴溺水而亡，公司的主要負責人塞巴斯蒂安·卡波特（SebastianCabot）也於1557年逝世，到了伊麗莎白女王登基之時，莫斯科公司已經只剩下一位有經驗的探險家可以承擔重任了，他的名字叫安東尼·詹金森（AnthonyJenkinson）。儘管這時的詹金森只有二十七歲，他已經遊歷過了莫斯科、大馬士革甚至是遙遠的布哈拉，莫斯科公司的投資人因此也將他看作是值得託付重任的老練冒險家。在大馬士革的時候，詹金森曾經親眼目睹了蘇萊曼大帝出征波斯的大軍，大馬士革繁華的貿易也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這座城市的貿易主要掌握在義大利與猶太商人手中，英格蘭還沒有參預地中海貿易的實力與資本。1560年，詹金森被女王從布哈拉召回倫敦，並賦予了他新的任務：明面上他是莫斯科公司的貿易代表，但女王希望藉由詹金森的外交手腕，她能夠同遙遠的異教勢力建立同盟關係。

（詹金森在當時所使用的地圖）

儘管在1559年，英格蘭、西班牙同法國簽訂了卡託-康佈雷齊和約，英、西、法三國實現了短暫的和平。但關鍵的英格蘭國教問題並沒有被解決，隨著伊麗莎白採取了一系列推行新教的宗教舉措，英格蘭與法、西兩國的關係也開始變得微妙。在這樣的背景下，與天主教以外的政治勢力結盟也就成了必要。此外，亨利八世以及瑪麗一世的對法戰爭為英格蘭王室留下了高達三十萬英鎊的債務，盈利頗豐的海外貿易能夠幫助英格蘭儘快地擺脫財政赤字，也為將來或許會發生的宗教戰爭提供了資金。然而，與異教統治者開展貿易以及發展外交關係顯然不是什麼容易的事情。奧斯曼帝國的海外貿易市場已經被義大利人和法國人所把控，與喜怒無常的奧斯曼蘇丹建立外交關係顯然會受到這些國家使節的阻撓。於是，伊麗莎白開始把眼光放到了伊凡雷帝與塔赫瑪斯普一世身上。

（伊凡雷帝）

1561年，詹金森從倫敦啟程前往莫斯科。他的前任所遭遇的乖戾命運最終沒有降臨到他身上，他的旅途可以說是一帆風順。然而新的問題又出現了，伊凡雷帝剛剛迎娶了第二任妻子瑪利亞·捷姆魯戈夫娜（MariaTemryukovna）,沉浸於新婚氣氛的伊凡雷帝拒絕接見遠道而來的英格蘭使節。直到第二年四月，他才受到伊凡的接見。根據詹金森所述，“沙皇本人對他表現出了格外的恩寵和信任。他不僅被承認為莫斯科公司的代理人與伊麗莎白女王的大使，沙皇甚至允許他作為自己的代表與塔赫瑪斯普一世進行外交協商。

當詹金森一行抵達波斯帝國境內的希爾萬（Shirvan）的時候，波斯沙阿的寵臣阿卜杜拉汗（Abdullah-Khan Ustajl）隆重地接待了詹金森。當阿卜杜拉詢問英格蘭與奧斯曼帝國的關係時，詹金森狡黠地迴應道：“英格蘭與奧斯曼帝國並沒有任何盟約，相反地，正是由於奧斯曼帝國和他們的盟友威尼斯人阻斷了英格蘭與亞洲的航路，英格蘭人才無法與可敬的波斯人建立起友誼。而當阿卜杜拉問起宗教相關的問題時，詹金森則開始閃爍其詞，並試圖將對方引回到“開放貿易與自由通行權”的話題上。總的來說，阿卜杜拉汗對詹金森的回答非常滿意，不僅盛情招待了英格蘭使臣，還提供了保障詹金森一行人旅途安全的親筆文書。

（波斯沙阿，塔赫瑪斯普一世）

當詹金森終於獲准覲見塔赫瑪斯普一世的時候，他卻不無苦澀地發現自己的好運氣已經用完了。首先擺在詹金森面前的難題是文化上的障礙：由於英格蘭對波斯帝國缺乏最基本的瞭解，伊麗莎白在寫給塔赫瑪斯普一世的國書試圖透過稱引聖經中居魯士的神話來拉近與對方的距離。其次，由於並不熟悉對方的語言，伊麗莎白的國書使用了拉丁語、希伯來語與義大利語，然而塔赫瑪斯普一世的宮廷中並沒有人能讀懂這三種語言，甚至他們從未聽說過這個叫英格蘭的國家的存在。當塔赫瑪斯普一世向詹金森問起英格蘭所信奉的宗教時，詹金森在阿卜杜拉汗處使用的搪塞技巧這次卻並沒有奏效：蘇丹執意要問出英格蘭人究竟是穆斯林還是不信者，在獲知了對方不是穆斯林之後，詹金森被強行驅逐出了宮殿。

驚魂未定的詹金森受到了阿卜杜拉汗的庇護。根據阿卜杜拉汗的說辭，詹金森受到的冷遇與奧斯曼使節有關：波斯帝國剛剛與奧斯曼帝國簽訂了和約，得知了詹金森存在的奧斯曼使節以打破和約為威脅，迫使塔赫瑪斯普一世拒絕了詹金森的提議。對於奧斯曼帝國來說，讓波斯增加新的基督教盟友總歸是對自己不利的。而對於塔赫瑪斯普一世來說，剛剛取得的和約同樣不能輕易放棄：他以處決逃亡而來的巴耶濟德王子為條件換取了有利於波斯的和約內容，與英格蘭結盟無疑也會給奧斯曼帝國新的口實。在阿卜杜拉汗的斡旋之下，塔赫瑪斯普一世最終回贈了詹金森禮物並將其禮送出境，然而伊麗莎白所心心念唸的與異教帝國的盟約暫時也就化為了泡影。

三 、在動盪中發展的巴巴里貿易：英土外交的開端

1551年，隨著瓦塔斯王朝對於巴巴里海岸地區影響力的削弱，英格蘭商人開始在摩洛哥南部進行織物貿易。英國商人用羊毛與亞麻換取在歐洲非常珍貴的杏仁、甜棗和摩洛哥食糖。英格蘭商人很快就受到了來自於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阻力。對於葡萄牙人來說，整個巴巴里海岸是他們專屬的貿易區域，英格蘭商人的存在無疑冒犯了他們的壟斷特權。此外，英格蘭商人向穆斯林販賣的不僅僅是織物，同樣還有武器與盔甲，一直覬覦突尼西亞和阿爾及爾的西班牙人顯然也有足夠的理由表示出不滿。在瑪麗一世與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聯姻之後，英格蘭一度對葡萄牙的抗議有所妥協。然而隨著伊麗莎白一世的登基，英格蘭已經沒有必要再迎合葡萄牙與西班牙的願望。急切地希望透過巴巴里貿易改善自己財政狀況的伊麗莎白對葡萄牙大使的抗議採取了敷衍的政策：她一邊在口頭上譴責任何協助異教徒對抗基督教的商業活動，另一方面卻縱容著英格蘭的商人在與摩洛哥的貿易中攫取鉅額的利潤。1571年，已經被教皇革除教籍的伊麗莎白終於不再遮掩自己的真實意圖：她以“摩洛哥並不是葡萄牙的屬地”為由正式回絕了葡萄牙人關於限制巴巴里貿易的請求。

伊麗莎白的被革除教籍意外地為英格蘭的地中海貿易以及對奧斯曼外交提供了新的契機。隨著與教皇正式轉入敵對，英格蘭在對穆斯林貿易中將不再受到羅馬教廷的限制。此外，在勒班陀海戰的敗北之後，奧斯曼帝國也開始改變自己的外交策略，開始和“敵對天主教“的其他異教徒勢力進行接觸。然而英格蘭在地中海貿易中並沒有自己的代理人，這也使得接觸到蘇丹極為困難。奧斯曼帝國的特殊政治環境導致基督教世界與奧斯曼帝國開展外交嚴重地依賴蘇丹的寵臣與心腹官僚。而作為這個自閉環境中的後來者，英格蘭顯然沒有”門路“與奧斯曼帝國展開外交。

1574年，女王派遣埃德蒙·霍根（Edmund Hogan）與新即位的摩洛哥蘇丹阿布·阿卜杜拉·穆罕默德二世（Abu Abdallah Muhammad II）商討貿易並建立外交關係。然而阿卜杜拉·穆罕默德對此興趣寥寥，英格蘭來的亞麻與羊毛製品並不能滿足蘇丹的需求。蘇丹向伊麗莎白女王給出了新的提議：他願意用硝石來交換戰爭所需要的鐵礦。霍根帶著蘇丹給予的硝石樣品回到了英格蘭，女王的謀臣們對硝石的優質印象深刻。但當霍根帶著女王的答覆回到摩洛哥時，阿卜杜拉·穆罕默德蘇丹已經被奧斯曼軍隊所擊敗，奧斯曼帝國扶持了親土耳其的阿布·阿爾·馬利克一世（Abdal-MalikI）作為新的蘇丹。霍根決定到新的蘇丹那裡去碰碰運氣，寄希望於能在不諳政事的蘇丹那裡取得有利條件。如果我們相信霍根給女王的回信的話：阿爾·馬利克對英格蘭和新教事業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對於英格蘭購買硝石的請求他欣然應允。

在霍根的影響下，女王的謀臣們從阿爾·馬利克的態度中看到了新的契機。女王的情報總管弗朗西斯·沃辛厄姆（Francis Walsingham）認為英格蘭可以透過跟摩洛哥的貿易深入奧斯曼帝國的腹地，最終建立一條直達伊斯坦布林的商路。在霍根所取得的進展的鼓舞下，英格蘭也開始了進一步的商業試探。1577年，英格蘭商人托馬斯·柯戴爾（Thomas Cordell）在法國的名義下取得了在的黎波里—亞歷山大港—伊斯坦布林航線間販賣布料、錫、鉛和鋼鐵的貿易許可。

（女王的情報總管，沃辛厄姆爵士）

然而沃辛厄姆的計劃被突如其來的戰爭所打破，葡萄牙國王塞巴斯蒂安一世突然對摩洛哥宣戰。在著名的馬哈贊河之戰中，塞巴斯蒂安戰死，而他的敵手阿爾·馬利克也在會戰結束的第二天暴病身亡。當蘇丹去世的訊息傳到倫敦，伊麗莎白的謀臣們決定放棄以摩洛哥為跳板的策略，轉而嘗試直接與奧斯曼帝國建立聯絡。

四、名大於實的英土“同盟”

在對摩洛哥的政治投資破產之後，沃辛厄姆決定招募得力的間諜來開啟通向穆拉德三世的“門路“，而這個被沃辛厄姆選中的年輕人名叫威廉·哈本（WilliamHarborne）。為了避開西班牙人和威尼斯人的視線，哈本取道德國、波蘭進入了奧斯曼帝國。當時恰逢奧斯曼帝國與波蘭重新簽訂和約，哈本便跟隨著奧斯曼使節的車隊進入了伊斯坦布林。

在到達了伊斯坦布林之後，哈本命令他在利沃夫的手下將攜帶的貨物運到自己身邊。然而在哈本的手下抵達伊斯坦布林附近時，價值一千七百鎊的貨物被強盜劫走，哈本的手下也死於非命。憤怒的哈本直接找到了大維齊爾索庫魯·穆罕默德（Sokollu Mehmed）控訴，並要求他為自己的損失提供賠償。儘管這一千七百鎊的損失在當時算得上是非常大的（在當時一艘商船所能搭載的貨物總值一般在七千鎊左右），然而與哈本接下來的收穫相比，這筆錢也算不上是什麼了。

（主政三朝的大維齊爾索庫魯·穆罕默德）

藉由貨物被劫一案，哈本成功地與大維齊爾建立了聯絡。藉由向索庫魯獻上了“夠做三件長袍的英格蘭上好布料”，哈本成功地取得了在奧斯曼帝國境內的通商權。令人驚訝的是，哈本的行賄不僅僅為英格蘭打開了奧斯曼帝國境內的商路，也叩響了蘇丹宮廷的大門。在索庫魯的授意下，奧斯曼帝國的宮廷翻譯“代筆“了伊麗莎白女王寫給穆拉德三世的國書。1579年3月，穆拉德三世回函伊麗莎白女王，承諾”保障英格蘭臣民在奧斯曼進行貿易的權利“。然而，現有的資料表明，因為穆拉德的原始國書是用土耳其文字書寫的，哈本在翻譯穆拉德的回函時，加入了大量自己創作的內容。為了避免觸怒女王，哈本改動了穆拉德對於女王的稱謂使其看起來更對等。此外，哈本還在信件中添加了一些段落用以證明蘇丹對於英格蘭的“格外重視”。事實上在原信件中，穆拉德試圖用對不同基督教國家一視同仁的包容氣度來展示一種帝國的優越感。

在蘇丹的使者穆斯塔法（MustafaBeg）的信件中，穆斯塔法提到了由英格蘭和奧斯曼組建聯盟對抗天主教世界的可能性，這正中伊麗莎白和她的謀臣的下懷。可惜的是，這種說法更多地只是一種外交策略。當時的奧斯曼帝國並沒有把英格蘭太放在眼裡。相較於女王和她的謀臣，蘇丹本人對於這種所謂的聯盟並不是特別在意。

（穆拉德三世）

伊麗莎白女王很快寫好了給穆拉德三世的回信，在其中她請求蘇丹釋放兩年前在阿爾及爾被擄的英格蘭船員。女王的請求得到了迴應，然而這一請求也為英格蘭結下了新的敵人：奧斯曼的海軍統帥阿里帕夏（Qilich Ali Pasha）。作為這批奴隸的主人，阿里帕夏認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犯，在接下來的日子裡他將不遺餘力地阻撓英格蘭與奧斯曼之間的外交關係。

到了1580年，穆拉德終於簽下詔書，給予了英格蘭商人在奧斯曼境內的完整貿易權。然而新的風波早已悄然而至。1579年10月，為哈本充當保護傘的大維齊爾穆罕默德·索庫魯被波斯尼亞刺客刺殺，而認為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害的法國與威尼斯商人也開始展開報復，暗中破壞哈本在奧斯曼宮廷的影響力。1581年，一名名叫彼得·貝克（PeterBaker）的英格蘭船長打著商船名義劫掠了奧斯曼帝國希臘正教徒臣民的商船。對英格蘭早已懷恨在心的阿里帕夏要求蘇丹拘捕哈本，並收回賜予英格蘭的貿易特權。害怕的哈本丟棄了自己在伊斯坦布林的職責，灰溜溜地逃回了英格蘭。

憂心於彼得·貝克一案影響的伊麗莎白不得不放下身段，親自向穆拉德三世寫信致歉，在信中她寫道：“（我）非常遺憾於此事影響了英格蘭的信仰、權威與過往書信中的忠實之詞在您心中的地位…請您不要收回曾賜予我們的恩寵，也不要讓我們的臣民無法踏上您帝國的道路。”為了維護岌岌可危的地中海貿易，伊麗莎白不得不自降姿態來試圖取悅穆拉德三世。作為一個自詡為“新教信仰守護者”的女王，伊麗莎白對於向異教徒低頭恐怕充滿了不甘。然而女王的妥協終於獲得了回報：奧斯曼帝國做出了讓步，只要女王正式派遣一名外交使節，英格蘭就可以和帝國恢復過去的關係。這一事件也促成了黎凡特公司的誕生：伊麗莎白女王意識到，對奧斯曼的貿易必須在政府的監管下才能夠進行。

1583年，帶著女王的正式任命，哈本回到了伊斯坦布林。吸取了經驗教訓的他第一時間向大維齊爾跟阿里帕夏送上了賄賂。在向蘇丹獻上了豐厚的禮物之後，穆拉德三世恢復了賜予英格蘭的貿易特權。法國大使與威尼斯大使很快就發現，他們過去的阻撓如今已經不再奏效，大維齊爾公開地對英格蘭人表示歡迎。而更糟的是，得到了沃辛厄姆支援的哈本開始在整個地中海沿岸發展自己的代理人網路。到了1588年，英格蘭已經在阿勒頗、大馬士革、亞歷山大港、開羅、阿爾及爾、突尼西亞以及兩個的黎波里（敘利亞和北非）都建立了自己的使館。

（索庫魯的繼任者，大維齊爾科卡·錫南帕夏）

與經濟上的擴張相對應，英格蘭與土耳其的軍事同盟卻並沒有取得任何進展。1585年，剛剛與西班牙開戰的伊麗莎白女王在寫給穆拉德三世的信件中重提了建立軍事同盟一事，卻並沒有得到蘇丹的明確迴應。到了1588年，哈本又再次請求蘇丹出動海軍牽制無敵艦隊的入侵，但卻得到了奧斯曼人禮貌而堅決的拒絕。儘管關於英土同盟的幻想在這之後一直沒有消失，但奧斯曼在英格蘭外交政策中的角色也開始發生了改變。伊麗莎白女王在對奧斯曼外交的重心從利用奧斯曼制衡西班牙，變成了與法國的博弈。當亨利四世試圖遊說奧斯曼對神聖羅馬帝國開戰時，伊麗莎白則堅決反對以防止亨利四世趁機做大。

五、尾聲

1603年，伊麗莎白女王去世。她的繼任者詹姆斯一世迅速與西班牙籤訂了和約，伊麗莎白曾經不惜自降姿態來維持的英土同盟如今已經顯得不再那麼有必要。此外，詹姆斯一世比起他的前任有著更深的宗教和道德熱忱。他在即位之初的佈道中就公開宣稱：“即便是為了維護商人的利益，我也不會做有違基督教君主身份的事情。”儘管在黎凡特公司的商人們向國王展示了地中海貿易帶來的巨大利潤之後，國王在對土貿易上有所妥協，但英格蘭與土耳其的外交關係還是冷淡了下來，英格蘭君主的國書不會再那樣殷切地傳到蘇丹的宮廷。

隨著與西班牙的和解，皇家海盜也永遠地變成了歷史。詹姆斯一世收回了海盜們的皇家執照，英格蘭的船長如今被禁止劫掠其他國家的商船。以約翰·沃德（JohnWard）為代表的一批海盜拒絕接受詹姆斯一世的法令，轉而投靠奧斯曼帝國以求繼續海盜生涯。沃德的背教激起了舉國的憤怒，一時間英格蘭戲劇中出現了大量描寫“背教者”題材的戲劇。在這些戲劇中，以沃德為原型的海盜或受到奧斯曼人的背叛死於非命，或者幡然悔悟重新皈依基督教。然而歷史上沃德的結局卻並沒有這樣的戲劇性，他在阿爾及爾港自然去世，死前仍受蘇丹的恩寵。

英格蘭人現在開始憂心起奧斯曼人的“文化入侵”，他們害怕有更多像沃德這樣的人為了利益而改信伊斯蘭教。這樣的憂慮也不是全然沒有根據：為了應對越來越多的基督教奴隸為了贖身而改信伊斯蘭教的狀況，查理一世一朝的宮廷牧師開始在佈道中宣揚苦難與殉教要遠好於背教帶來的悲慘懲罰。在克里斯托弗·馬洛寫下《馬耳他的猶太人》的時代，奧斯曼帝國還被描述成某個只要基督教世界齊心合力就能被輕易擊敗的存在。但在羅伯特·達本（RobertDaborne）和菲利普·梅辛哲（PhillipMassinger）的“背教者”戲劇中，他們開始創作基督徒透過自己的信仰和智慧從強大的土耳其人手中脫險的故事。英格蘭對於奧斯曼帝國的態度從從宗教上的敵視已經轉化成了某種複雜的情感：幻想成為帝國的英格蘭對於奧斯曼經濟、軍事上的強盛抱有著崇敬之心，但同時它又警惕著奧斯曼倚藉著這種優勢實行文化入侵的可能性。然而奧斯曼帝國的文化給英格蘭帶來的也不僅僅是負面的影響，在維特克斯看來，這種警惕強化了英格蘭的民族身份，而在對奧斯曼帝國的仰視中，英格蘭也開始向真正的帝國轉變。

然而刺激了英格蘭人想象的奧斯曼帝國正在逐漸失去它的海上力量，在勒班陀海戰後重建的帝國艦隊在和平中走向了廢弛。比起警惕的英格蘭人，蘇丹更樂於享用跨國貿易為自己帶來的福利。在奧斯曼帝國開放的貿易政策下，來自英格蘭、法國與尼德蘭的貨物大量地湧入了帝國的市場。由尼德蘭引入的菸草更是讓土耳其人為之狂熱。儘管穆夫提也像焦慮的英格蘭人一樣警惕著這些“使人墮落“的外國商品，但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裡，菸斗”幾乎就成為了土耳其的國家象徵“。在這片表面的繁榮景象下，奧斯曼帝國早已陷入了停滯。

參考文獻

Daniel Vitkus, Turning Turk:English Theater and the Multicultural Mediterranean, 1570-1630

JerryBrotton, The Sultan andThe Queen

帕特里克·貝爾福，《奧斯曼帝國六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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