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給我的信裡說：“令姑母蔭榆先生也是人們熟知的人物，我們也想了解她的生平。蔭榆先生在日寇陷蘇州時罵敵遇害，但許多研究者只知道她在女師大事件中的作為，而不了解她晚節彪炳，這點是需要糾正的。如果您有意寫補塘先生的傳記，可一併寫入其中。”
楊蔭榆是我的三姑母，我稱“三伯伯”。我不大願意回憶她，因為她很不喜歡我，我也很不喜歡她。她在女師大的作為以及罵敵遇害的事，我都不大知道。可是我聽說某一部電影裡有個楊蔭榆，穿著高跟鞋，戴一副長耳環。這使我個禁啞然失笑，很想看看電影裡這位姑母是何模樣。認識她的人愈來愈少了。也許正因為我和她感情冷漠，我對她的了解倒比較客觀。我且盡力追憶，試圖為她留下一點比較真實的形象。
我父親兄弟姊妹共六人。大姑母最大，出嫁不久因肺疾去世。大伯父在武備學校因試炮失事去世。最小的三叔叔留美回國後肺疾去世，二姑母（蔭枌）和三姑母都比我父親小，出嫁後都和夫家斷絕了關係，長年住在我家。
聽說我的大姑母很美，祖父母十分疼愛。他們認為二姑母三姑母都醜。兩個姑母顯然從小沒人疼愛，也沒人理會；姊妹倆也不要好。
我的二姑夫名裘劍岑，是無錫小有名氣的“才子”，翻譯過麥考萊（T.B.Macaulay）的《約翰生傳》（Life ofJohnson）這個譯本鍾書曾讀過，說文筆很好。據我父親講，二姑母無聲無息地和丈夫分離了，錯在二姑母。我聽姐姐說，二姑母嫌丈夫肺病，夫婦不和。反正二姑母對丈夫毫無感情，也沒有孩子，分離後也從無煩惱。她的相貌確也不美。
三姑母相貌和二姑母完全不像。我堂姐楊保康曾和三姑母同在美國留學，合照過許多相片，我大姐也曾有幾張三姑母的小照，可惜這些照片現在一張都沒有了。三姑母面板黑黝黝的，雙眼皮，眼睛炯炯有神，笑時兩嘴角各有個細酒渦，牙也整齊。她臉型不錯，比中等身材略高些，雖然不是天足，穿上合適的鞋，也不像小腳娘。我曾注意到她是穿過耳朵的，不過耳垂上的針眼早已結死，我從未見她戴過耳環。她不令人感到美，可是也不能算醜。
我聽父母閒話中講起，祖母一次當著三姑母的面，拿著她的一張照片說：“瞧她，鼻子向著天。”（她鼻子有上仰的傾向，卻不是“鼻子向天”。）三姑母氣呼呼地說：“就是你生出來的！就是你生出來的！！就是你生出來的！！！”當時家裡人傳為笑談。
我覺得三姑母實在有理由和祖母生氣。即使她是個醜女兒，也不該把她嫁給一個低能的“大少爺”。當然，定親的時候只求門當戶對，並不知對方的底細。據我父親的形容，那位少爺老嘻著嘴，露出一顆顆紫紅的牙肉，嘴角流著哈拉子。三姑母比我父親小六歲，甲申（一八八四）年生，小名申官。她是我父親留學日本的時期由祖母之命定親結婚的。我母親在孃家聽說過那位蔣家的少爺，曾向我祖母反對這門親事，可是白捱了幾句訓斥，祖母看重蔣家的門戶相當。
我不知道三姑母在蔣家的日子是怎麼過的。聽說她把那位傻爺的臉皮都抓破了，想必是為自衛。據我大姐轉述我母親的話，她回了孃家就不肯到夫家去。那位婆婆有名的厲害，先是抬轎子來接，然後派老媽子一同來接，三姑母只好硬給接走。可是有一次她死也不肯再回去，結果婆婆親自上門來接。
三姑母對婆婆有幾分怕懼，就躲在我母親的大床帳子後面。那位婆婆不客氣，競闖入我母親的臥房，把三姑母揪出來。逼到這個地步，三姑母不再示弱，索性拍破了臉，宣告她怎麼也不再回蔣家。她從此就和夫家斷絕了。
那位傻爺是獨子，有人罵三姑母為“滅門婦”；大概因為她不肯為蔣家生男育女吧？我推算她在蔣家的日子很短，因為她給婆婆揪出來的時候，我父親還在日本。一九零二年我父親回國，在家鄉同朋友一起創立理化會，我的二姑母三姑母都參加學習。據說那是最早有男女同學的補習學校；尤其兩個姑母都不坐轎子，步行上學，開風氣之先。三姑母想必已經離開蔣家了。那時候，她不過十八週歲。
三姑母由我父親資助，在蘇州景海女中上學。我親戚家有一位小姐和她同學。那姑娘有點“著三不著兩”，無錫土話稱為“開蓋”（略似上海人所謂“十三點”，北方人所謂“二百五”）。她和蔣家是隔巷的街坊，可是不知道我三姑母和蔣家的關係，只管對她議論蔣家的新娘子：“有什麼好看呀！狠巴巴的，小腳鞋子拿來一剁兩段。”末一句話全無事實根據。
那時候的三姑母還很有幽默，只笑著聽她講，也不點破，也不申辯。過了些時候，那姑娘回家弄清底裡，就對三姑母罵自己：“開蓋貨！原來就是你們！”我記得三姑母講的時候，細酒渦兒一隱一顯，樂得不得了。
她在景海讀了兩年左右，就轉學到上海務本女中，大概是務本畢業的。我母親那時曾在務本隨班聽課。我偶爾聽到她們談起那時候的同學，有一位是章太炎夫人湯國梨。
三姑母一九零七年左右考得官費到日本留學，在日本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現“茶水女子大學”的前身）畢業，並獲得獎章。我曾見過那枚獎章，是一隻別針，不知是金的還是銅的。那是在一九一三年。她當年就回國了，因為據蘇州女師的校史，我三姑母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曾任該校教務主任，然後就到北京工作。
我聽父親說，三姑母的日文是科班出身。日本是個多禮的國家，婦女在家庭生活和社交裡的禮節更為繁重；三姑母都很內行。我記得一九二九年左右，蘇州市為了青陽地日本租界的事請三姑母和日本人交涉，好像雙方對她都很滿意。那年春天三姑母和我們姐妹同到青陽地去看櫻花，路過一個日本小學校，校內正開運動會。我們在短籬外略一逗留，觀看小學生賽跑，不料貴賓臺上有人認識三姑母，立即派人把我們一夥人都請上貴賓臺。我看見三姑母和那些日本人彼此頻頻躬身行禮的樣兒，覺得自己成了挺胸凸肚的野蠻人。
三姑母一九一四年到北京，大約就是在女高師工作。我五週歲（一九一六年）在女高師附小上一年級，開始能記憶三姑母。她那時是女高師的“學監”，我還是她所喜歡的孩子呢。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小學生正在飯堂吃飯，她帶了幾位來賓進飯堂參觀。頓時全飯堂肅然，大家都專心吃飯。我背門而坐，飯碗前面掉了好些米粒兒。
三姑母走過，附耳說了我一句，我趕緊把米粒兒揀在嘴裡吃了。後來我在家聽見三姑母和我父親形容我們那一群小女孩兒，背後看去都和我相像，一個白脖子，兩橛小短辮兒；她們看見我揀吃了米粒兒，一個個都把桌上掉的米粒兒揀來吃了。她講的時候笑出了細酒渦兒，好像對我們那一群小學生都很喜歡似的。那時候的三姑母還一點也不怪僻。
女高師的學生有時帶我到大學部去玩。我看見三姑母忙著寫字，也沒工夫理會我。她們帶我打鞦韆，登得老高，我有點害怕，可是不敢說。有一次她們開懇親會，演戲三天，一天試演，一天請男賓，一天請女賓，借我去做戲裡的花神，把我的牛角小辮兒盤在頭頂上，插了滿頭的花，衣上也貼滿金花。
又一次開運動會，一個大學生跳繩，叫我鑽到她身邊像衛星似的繞著她周圍轉著跳。老師還教我說一套話。運動場很大，我站在場上自覺渺小，細聲兒把那套話背了一遍，心上只愁跳繩絆了腳。那天總算跳得不錯。事後老師問我：“你說了什麼話呀？誰都沒聽見。”
我現在回想，演戲借我做“花神”，運動會叫我和大學生一同表演等等，準是看三姑母的面子。那時候她在校內有威信，學生也喜歡她。我決不信小學生裡只我一個配做“花神”，只我一個靈活，會鑽在大學生身邊圍繞著她跳繩。
一九一八年，三姑母由教育部資送赴美留學。她特叫大姐姐帶我上車站送行。大姐姐告訴我，三伯伯最喜歡我。可是我和她從來不親。我記得張勳復辟時，我家沒逃離北京，只在我父親的一個英國朋友波爾登（Bolton）先生家避居幾天。我母親給我換上新衣，讓三姑母帶我先到波爾登家去，因為父親還沒下班呢。
三姑母和波爾登對坐在他書房裡沒完沒了地說外國話，我垂著短腿坐在旁邊椅上，看看天色漸黑，不勝焦急，後來波爾登笑著用北京話對我說：“你今天不回家了，住在這裡了。”我看看外國人的大菱角鬍子，看看三姑母的笑臉，不知他們要怎麼擺佈我，愁得不可開交，幸虧父母親不久帶著全家都到了。我總覺得三姑母不是我家的人，她是學校裡的人。
那天我跟著大姐到火車站，看見三姑母有好些學生送行。其中有我的老師。一位老師和幾個我不認識的大學生哭得抽抽噎噎，使我很驚奇。三姑母站在火車盡頭一個小陽臺似的地方，也只顧拭淚。火車叫了兩聲（汽笛聲），慢慢開走。三姑母頻頻揮手，頻頻拭淚。
月臺上除了大哭的幾人，很多人也在擦眼淚。我雖然早已乘過多次火車，可是我還小，都不記得。那次是我記憶裡第一次看到火車，聽到“火車叫”。我永遠把“火車叫”和哭泣連在一起，覺得那是離別的叫聲，聽了心上很難受。
我現在回頭看，那天也許是我三姑母生平最得意、最可驕傲的一天。她是出國求深造，學成歸來，可以大有作為。而且她還有許多喜歡她的人為她依依惜別；據我母親說，很多學生都送禮留念；那些禮物是三姑母多年來珍藏的紀念品。
三姑母一九二三年回蘇州看我父親的時候，自恨未能讀得博士，只得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碩士學位，我父親笑說：“別‘博士’了，頭髮都白了，越讀越不合時宜了。”我在旁看見她頭上果然有幾莖白髮。
一九二四年，她做了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校長，從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條“落水狗”。我記得她是一九二五年冬天到蘇州長住我家的。我們的新屋剛落成，她住在最新的房子裡。後園原有三間“旱船”，形似船，大小也相同。新建的“旱船”不在原址，面積也擴大了，是個方廳（蘇州人稱“花廳”），三面寬廊，靠裡一間可充臥房，後面還帶個廂房。那前後兩間是父親給三姑母住的。除了她自買的小綠鐵床，傢俱都現成。
三姑母喜歡綠色，可是她全不會佈置。我記得陰曆除夕前三四天，她買了很長一幅白“十字布”，要我用綠線為她繡上些竹子做帳圍。“十字布”上繡花得有“十字”花的圖樣。我堂兄是繪畫老師。他為三姑母畫了一幅竹子，上面還有一彎月亮，幾隻歸烏。
我不及把那幅畫編成圖案，只能把畫紙釘在佈下，照著畫隨手繡。“十字布”很厚，我得對著光照照，然後繡幾針，很費事；她一定要在春節前繡好，怕我趕不及，扯著那幅長布幫我亂繡，歪歪斜斜，針腳都不刺在格子眼兒裡，許多“十”字只是“一”字，我連日成天在她屋裡做活兒，大除夕的晚飯前恰好趕完。三姑母很高興，獎了我一支自來水筆。可惜那支筆寫來筆劃太粗。背過來寫也不行。我倒並不圖報，只是看了她那歪歪扭扭的手工不舒服。
她床頭掛一把綠色的雙劍——一個鞘裡有兩把劍。我和弟弟妹妹要求她舞劍，她就舞給我們看。那不過是兩手各拿一把劍，擺幾個姿勢，並不像小說裡寫的一片劍光，不見人影。我看了很失望。那時候，她還算是喜歡我的，我也還沒嫌她，只是並不喜歡她，反正和她不親。
我和二姑母也不親，但比較接近。二姑母上海啟明女校畢業，曾在徐世昌家當過家庭教師，又曾在北京和吉林教書。我家房子還沒有全部完工的時候，我曾有一二年和她同睡一屋。她如果高興，或者我如果問得乖巧，她會告訴我好些有趣的經驗；不過她性情孤僻，只顧自己，從不理會旁人。
三姑母和她不一樣。我記得小時候在北京，三姑母每到我們家總帶著一幫朋友，或二三人，或三四人，大夥兒熱鬧說笑。她不是孤僻的。可是一九二五年冬天她到我們家的時候，她只和我父親有說不完的話。我旁聽不感興趣，也不大懂，只覺得很煩。她對我母親或二姑母卻沒幾句話。大概因為我母親是家庭婦女，不懂她的事，而二姑母和她從來說不到一塊兒。她好像願意和我們孩子親近，卻找不到途徑。
有一次我母親要招待一位年已半老的新娘子。三姑母建議我們孩子開個歡迎會，我做主席致辭，然後送上茶點，同時演個節目助興。我在學校厭透了這一套，可是不敢違拗，勉強從命。新娘是蘇州舊式小姐，覺得莫名其妙，只好勉強敷衍我們。我父親常取笑三姑母是“大教育家”，我們卻不愛受教育，對她敬而遠之。
家庭裡的細是細非確是“清官難斷”，因為往往只是個立場問題。三姑母愛惜新房子和新漆的地板，叫我的弟弟妹妹脫了鞋進屋，她自己是“解放腳”，脫了鞋不好走路，況且她的鞋是乾淨的。孩子在後園玩，鞋底不免沾些泥土，而孩子穿鞋脫鞋很方便，可是兩個弟弟不服，去問父親：“爸爸，到旱船去要脫鞋嗎？”我父親不知底裡，只說“不用”。弟弟便嘀咕：“爸爸沒叫我們脫鞋，她自己不脫，倒叫我們脫！”他們穿著鞋進去，覺得三姑母不歡迎，便乾脆不到她那邊去了。
三姑母總覺得孩子不如小牲口容易親近。我父親愛貓，家裡有好幾只貓。貓也各有各的性格。我們最不喜歡一隻金銀眼的純白貓，因為它見物不見人，最無情；好好兒給它吃東西，它必定作勢用爪子一搶而去。我們稱它為“強盜貓”。
我最小的妹妹楊必是全家的寶貝。她最愛貓，一兩歲的時候，如果自個兒一人乖乖地坐著，動都不動，一臉稱心滿意的樣兒，準是身邊偎著一隻貓。一次她去撫弄“強盜貓”，捱了貓咪一巴掌，鼻子都抓破，氣得傷心大哭。從此“強盜貓”成了我們的公敵。
三姑母偏偏同情這隻金銀眼兒，常像抱女兒似的抱著它，代它申訴委屈似的說：“咱們頂標緻的！”她出門回來，便抱著“強盜貓”說：“小可憐兒，給他們欺負得怎樣了？”三姑母就和“強盜貓”同在一個陣營，成了我們的敵人。
三姑母非常敏感，感覺到我們這群孩子對她不友好。也許她以為我是頭兒，其實我住宿在校，並未帶頭，只是站在弟弟妹妹一邊。那時大姐在上海教書，三姐病休在家，三姑母不再喜歡我，她喜歡三姐姐了。
一九二七年冬，三姐訂婚，三姑母是媒人。她一片高興，要打扮“新娘”。可是三姑母和二姑母一樣，從來不會打扮。我母親是好面板，不用脂粉，也不許女兒搽脂抹粉。我們姐妹沒有化妝品，只用甘油搽手搽臉。我和三姐剛剛先後剪掉辮子，姐妹倆互相理髮，各剪個童化頭，出門換上“出客衣服”，便是打扮了。但訂婚也算個典禮，並在花園飯店備有酒席。
訂婚禮前夕，三姑母和二姑母都很興頭，要另式另樣地打扮三姐。三姑母一手拿一支管子，一手拿個梳子，把三姐的頭髮挑過來又梳過去，挑出種種幾何形（三姑母是愛好數理的）：正方形、長方形、扁方形、正圓形、橢圓形，還真來個三角形，末了又繞上一個桃兒形，好像要梳小辮兒似的。挑了半天也不知怎麼辦。
二姑母拿著一把剪子把三姐的頭髮修了又修，越修越短。三姐乖乖地隨她們擺佈，毫不抗議，我母親也不來干涉，只我站在旁邊乾著急。姐姐的頭髮實在給剪得太短了；梳一梳，一根根直往上翹。還虧二姑母花樣多。當時流行用黑色閃光小珠子釘在衣裙的邊上，或穿織成手提袋。二姑母教我們用細銅絲把小黑珠子穿成一個花箍，箍在發上。幸虧是三姐，怎麼樣兒打扮都行。她戴上珠箍，還頂漂亮。
三姐結婚，婚禮在我家舉行，新房也暫設我家。因為姐夫在上海還沒找妥房子。鋪新床按老規矩得請“十全”的“吉利人”，像我兩位姑母那樣的“畸零人”得迴避些。我家沒有這種忌諱。她們倆大概由於自己的身世，對那新房看不順眼，進去就大說倒黴話。二姑母說窗簾上的花紋像一滴滴眼淚。三姑母說新床那麼講究，將來出賣值錢。事後我母親笑笑說：“她們算是慪我生氣的。”
我母親向來不尖銳，她對人事的反應總是慢悠悠的。如有誰當面損她，她好像不知不覺，事後才笑說：“她算是罵我的。”她不會及時反擊，事後也不計較。
我母親最憐憫三姑母早年嫁傻子的遭遇，也最佩服她“個人奮鬥”的能力。我有時聽到父母親議論兩個姑母。父親說：“扮官（二姑母的小名）‘莫知莫覺’（指對人漠無感情），申官‘細膩噁心’（指多心眼兒）。”母親只說二姑母“獨幅心思”，卻為三姑母辯護，說她其實是賢妻良母，只為一輩子不得意，變成了那樣兒。我猜想三姑母從蔣家回孃家的時候，大約和我母親比較親密。她們在務本女中也算是同過學。
我覺得母親特別縱容三姑母。三姑母要做襯衣——她襯衣全破了，我母親怕裁縫做得慢，為她買了料子，親自裁好，在縫衣機上很快的給趕出來。三姑母好像那是應該的，還嫌好道壞。她想吃什麼菜，只要開一聲口，母親特地為她下廚。菜端上桌，母親說，這是三伯伯要吃的，我們孩子從不下筷。
我母親往往是末後一個坐下吃飯，也末後一個吃完；她吃得少而慢。有幾次三姑母飯後故意回到飯間去看看，母親忽然聰明說：“她來看我吃什麼好菜呢。”說著不禁笑了，因為她吃的不過是剩菜。可是她也並不介意。
我們孩子總覺得兩個姑母太自私也太自大了。家務事她們從不過問。三姑母更有一套道理。她說，如果自己動手抹兩回桌子，她們（指女傭）就成了規矩，從此不給抹了。我家傭人總因為“姑太太難伺候”而辭去，所以我家經常換人，這又給我母親添造麻煩。我們孩子就嘀嘀咕咕，母親聽見了就要訓斥我們：“老小（小孩子）勿要刻薄。”
有一次，我嘀咕說，三姑母欺負我母親。母親一本正經對我說：“你倒想想，她，怎麼能欺負我？”當然這話很對。我母親是一家之主（父親全聽她的），三姑母只是寄居我家。可是我和弟弟妹妹心上總不服氣。
有一次，我們買了一大包燙手的糖炒熱栗子。我母親吃什麼都不熱心，好的要留給別人吃，不好的她也不貪吃，可是對這東西卻還愛吃。我們剝到軟而潤的，就偷偷兒揣在衣袋裡。大家不約而同地“打偏手”，一會兒把大包栗子吃完。二姑母並沒在意，三姑母卻精細，她說：“這麼大一包呢，怎麼一會兒就吃光了？”我們都呆著臉。
等兩個姑母回房，我們各掏出一把最好的栗子獻給母親吃。母親責備了我們幾句，不過責備得很溫和。她只略吃幾顆，我們樂呵呵地把剩下的都吃了，絕沒有為三姑母著想。她準覺得吃幾顆栗子，我們都聯著幫擠她。我母親訓我們的話實在沒錯，我們確是刻薄了，只覺得我們好好一個家，就多了這兩個姑母。而在她們看來，哥哥的家就是她們自己的家，只覺得這群侄兒女太驕縱，遠不像她們自己的童年時候了。
二姑母自己會消遣，很自得其樂。她獨住一個小院，很清靜。她或學字學畫，或讀詩看小說，或做活兒，或在後園拔草種花。她有方法把雞冠花夾道種成齊齊兩排，一棵棵都杆兒矮壯，花兒肥厚，顏色各各不同，有洋紅、橘黃、蘋果綠等等。她是我父親所謂“最沒有煩惱的人”。
三姑母正相反。她沒有這種閒情逸致，也不會自己娛樂。有時她愛看個電影，不願一人出去，就帶著我們一群孩子，可是隻給我們買半票。轉眼我十七八歲，都在蘇州東吳大學上學了，她還給買半票。大弟長得高，七妹小我五歲，卻和我看似雙生。這又是三姑母買半票的一個理由，她說我們只是一群孩子。我們寧可自己買票，但是不敢說。電影演到半中間，查票員命令我們補票，三姑母就和他爭。我們都窘得很，不願跟她出去，尤其是我。
她又喜歡聽說書。我家沒人愛“聽書”，父親甚至笑她“低階趣味”。蘇州有些人家請一個說書的天天到家裡來說書，並招待親友聽書。有時一兩家合請一個說書的，輪流做東。三姑母就常到相識的人家去聽書。有些聯合作東的人家並不歡迎她，她也不覺得，或是不理會。她喜歡趕熱鬧。
她好像有很多活動，可是我記不清她做什麼工作。一九二七年左右她在蘇州女師任教。一九二九年，蘇州東吳大學聘請她教日語，她欣然應聘，還在女生宿舍要了一間房，每週在學校住幾天。那時候她養著幾隻貓和一隻小狗，狗和貓合不到一處，就把小狗放在宿舍裡。這可激怒了全宿舍的女學生，因為她自己回家了，卻把小狗鎖在屋裡。狗汪汪地叫個不停，鬧得四鄰學生課後不能在宿舍裡溫習功課，晚上也不得安靜。
寒假前大考的時候，有一晚大雪之後，她叫我帶她的小狗出去，給它“把屎”。幸虧我不是個“抱佛腳”的，可是我實在不知道怎樣“把屎”，只牽著狗在雪地裡轉了兩圈，回去老實說小狗沒拉屎。三姑母很不滿意，忍住了沒說我。
管女生的舍監是個美國老姑娘，她到學期終了，請我轉告三姑母：宿舍裡不便養狗。也許我應該叫她自己和我姑母打交道，可是我覺得這話說不出口：我不記得自己是怎樣傳話的，反正三姑母很惱火，把怨都結在我身上，而把所傳的話置之不理。春季開學不久，她那隻狗就給人毒死了。
不久學校裡出了一件事。大學附中一位美國老師帶領一隊學生到黑龍潭（一個風景區）春遊，事先千叮萬囑不許下潭游泳，因為水深湍急，非常危險。有個學生偷偷跳下水去，給捲入急湍。老師得知，立即跳下水去營救。據潭邊目擊的學生說：教師揪住溺者，被溺者拖下水去；老師猛力掙脫溺者，再去撈他，水裡出沒幾回，沒有撈到，最後力竭不支，只好掙扎上岸。
那孩子就淹死了，那位老師是個很老實的人，他流涕自責沒盡責任，在生死關頭一剎那間，他想到了自己的妻子兒女，沒有捨生忘死。當時輿論認為老師已經盡了責任，即使賠掉性命，也沒法救起溺者。
校方為這事召開了校務會議，想必是商量怎甍向溺者家長交代。參與會議的大多是洋人，校方器重三姑母，也請她參加了。三姑母在會上卻責怪那位老師沒捨命相救，會後又自覺失言。捨生忘死，只能要求自己，不能責求旁人；校方把她當自己人，才請她參與會議，商量辦法，沒要她去苛責那位惶恐自愧的老師。
她懊悔無及，就想請校委會的人吃一頓飯，大概是表示歉意。她在請客前一天告訴我母親“明天要備一桌酒”，在我家請客；她已約下了客人。一桌酒是好辦的，可是招待外賓，我家不夠標準。我們的大廳高大，棟樑間的積塵平日打掃不到，後園也不夠整潔。
幸虧我母親人緣好，她找到本巷“地頭蛇”，立即僱來一群年富力強的小夥子，只半天工夫便把房子前前後後打掃乾淨。一群洋客人到了我家，對我父母大誇我；回校又對我大誇我家。我覺得他們和三姑母的關係好像由緊張又緩和下來。
三姑母請客是星期六，客散後我才回家，走過大廳後軒，看見她一人在廳上兜兜轉，嘴裡喃喃自罵：“死開蓋！”“開蓋貨！”罵得咬牙切齒。我進去把所見告訴母親。母親嘆氣說：“嗐！我叫她請最貴的，她不聽。”原來三姑母又嫌菜不好，簡慢了客人。其實酒席上偶有幾個菜不如人意，也是小事。說錯話、做錯事更是人之常情，值不當那麼懊惱。
我現在回頭看，才了解我當時看到的是一個傷殘的心靈。她好像不知道人世間有同情，有原諒，只覺得人人都盯著責備她，人人都嫌棄她，而她又老是那麼“開蓋”。
學校裡接著又出一件事。有個大學四年級的學生自稱“怪物”，有意幹些怪事招人注意。他穿上戲裡紈絝少爺的花緞袍子，鑲邊馬褂，戴著個紅結子的瓜皮帽，跑到街上去挑糞；或叫洋車伕坐在洋車上，他拉著車在鬧市跑。然後又招出一個“二怪物”；“大怪物”和大學的門房交了朋友，一同拉胡琴唱戲。他違犯校規，經常夜裡溜出校門，半夜門房偷偷放他進校。學校就把“大怪物”連同門房一起開除。三姑母很可能吃了“怪物”灌她的“米湯”而對這“怪物”有好感，她認為年輕人胡鬧不足怪，四年級開除學籍就影響這個青年的一輩子。她和學校意見不合，就此辭職了。
那時我大弟得了肺結核症。三姑母也許是怕傳染，也許是事出偶然，她“典”了一個大花園裡的兩座房屋，一座她已經出租，另一座楠木樓留著自己住。我母親為大弟的病求醫問藥忙得失魂落魄，卻還為三姑母置備了一切日常用具，而且細心周到，還為她備了煤油爐和一箱煤油。
三姑母搬入新居那天，母親命令我們姐妹和小弟弟大夥兒都換上漂亮的衣服送搬家。我認為送搬家也許得幫忙，不懂為什麼要換漂亮衣裳。三姑母典的房子在婁門城牆邊；地方很偏僻。聽說原來的園主為建造那個花園慘淡經營，未及竣工，他已病危，勉強坐了轎子在園內遊覽一遍便歸天去了。花園確還像個花園，有亭臺樓閣，有假山，有荷池，還有個湖心亭，有一座九曲橋。園內蒼松翠柏各有姿致，相形之下，才知道我們後園的樹木多麼平庸。
我們回家後，母親才向我們講明道理。三姑母是個孤獨的人，脾氣又壞——她和管園產的經紀人已經吵過兩架，所以我們得給她裝裝場面，讓人家知道她親人不少，而且也不是貧寒的。否則她在那種偏僻的地方會受欺，甚至受害。
三姑母搬出後，我們才知道她搬家也許還是“怪物”促成的。他介紹自己的一個親戚叫“黃少奶”為三姑母管理家務。三姑母早已買下一輛包車，又僱了一個車伕，一個女傭，再加有人管家，就可以自立門戶了。她竭力要拼湊一個像樣的家，還問我大伯母要了一個孫女兒。她很愛那個孩子，孩子也天真可愛，可是一經她精心教育，孩子變成了一個懂事的小養媳婦兒。不巧我嬸母偶到三姑母家去住了一夜，便向大伯母訴說三姑母家的情況，還說孩子瘦了。大怕母捨不得，忙把孩子討回去。
三姑母家的女傭總用不長，後來“黃少奶”也辭了她。我母親為她置備的煤油爐成了她的要緊用具。她沒有女傭，就坐了包車到我家來吃飯。那時候我大弟已經去世。她常在我們晚飯後乘涼的時候，忽然帶著車伕來吃晚飯。天熱，當時連沒有冷藏裝置，廚房裡怕剩飯剩菜餿掉，儘量吃個精光。
她來了，母親得設法安排兩個人的飯食。時常特地為她留著晚飯，她又不來，東西都餿掉。她從不肯事先來個電話，彷彿故意搗亂。所以她來了，我和弟弟妹妹在後園躲在花木深處，黑地裡裝作不知道。大姐姐最識體，總是她敷衍三姑母，陪她說話。
她不會照顧自己，生了病就打電話叫我母親去看她。母親帶了大姐姐同去伺候，還得包半天的車，因為她那裡偏僻，車伕不肯等待，附近也叫不到車。一次母親勸她搬回來住，她病中也同意，可是等我母親作好種種準備去接她，她又變卦了。她是好動的，喜歡坐著包車隨意出去串門。我們家的大門雖然有六扇，日常只開中間兩扇。她那輛包車特大，門裡走不進——只差兩分，可是門不能擴大，車也不能削小。她要是回我們家住，她那輛車就沒處可放。
她有個相識的人善“灌米湯”，常請她吃飯，她很高興，不知道那人請飯不是白清的。他陸續問我三姑母借了好多錢，造了新房子，前面還有個小小的花園。三姑母要他還錢的時候，他就推委不還，有一次晚上三姑母到他家去討債，那人滅了電燈，放狗出來咬她。三姑母吃了虧，先還不肯對我父母親講，大概是自愧喝了“米湯”上當，後來忍不住才講出來的。
她在一箇中學教英文和數學，同時好像在創辦一箇中學叫“二樂”，我不大清楚。我假期回家，她就抓我替她改大疊的考卷；瞧我改得快，就說，“到底年輕人做事快”，每學期的考卷都叫我改。她嫌理髮店髒，又抓我給她理髮。父親常悄悄對我說：“你的好買賣來了。”三姑母知道父親袒護我，就越發不喜歡我，我也越發不喜歡她。
一九三五年夏天我結婚，三姑母來吃喜酒，穿了一身白夏布的衣裙和白皮鞋。賀客詫怪，以為她披麻戴孝來了。我倒認為她不過是一般所謂“怪僻”。一九二九年她初到東吳教課，做了那一套細夏布的衣裙，穿了還是很“帥”的。可是多少年過去了，她大概沒有添做過新衣。我母親為我大弟的病、大弟的死。接下父親又病，沒心思觀她。她從來不會打扮自己，也瞧不起女人打扮。
我記得那時候她已經在盤門城河邊買了一小塊地，找匠人蓋了幾間屋。不久她退掉典來的花園房子，搬入新居。我在國外，她的情況都是大姐姐後來告訴我的。日寇髦佔蘇州，我父母帶了兩個姑母一同逃到香山暫住。香山淪陷前夕，我母親病危，兩個姑母往別處逃避，就和我父母分手了。
我母親去世後，父親帶著我的姐姐妹妹逃回蘇州，兩個姑母過些時也回到蘇州，各回自己的家（二姑母已抱了一個不認識的孩子做孫子，自己買了房子）。三姑母住在盤門，四鄰是小戶人家，都深受敵軍的蹂躪。據那裡的傳聞，三姑母不止一次跑去見日本軍官，責備他縱容部下姦淫擄掠。軍官就勒令他部下的兵退還他們從三姑母四鄰搶到的財物。街坊上的婦女怕日本兵挨戶找“花姑娘”，都躲到三姑母家裡去。
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兩個日本兵到三姑母家去，不知用什麼話哄她出門，走到一座橋頂上，一個兵就向她開一槍，另一個就把她拋入河裡。他們發現三姑母還在游泳，就連發幾槍，見河水泛紅，才揚長而去。鄰近為她造房子的一個木工把水裡撈出來的遺體入殮。棺木太薄，不管用，家屬領屍的時候，已不能更換棺材，也沒有現成的特大棺材可以套在外面，只好趕緊在棺外加釘一層厚厚的木板。
一九三九年我母親安葬靈巖山的繡谷公墓。二姑母也在那公墓為三姑母和她自己合買一塊墓地。三姑母和我母親是同日下葬的。我看見母親的棺材後面跟著三姑母的奇模怪樣的棺材，那些木板是倉卒間合上的，來不及刨光，也不能上漆。那具棺材，好像象徵了三姑母坎坷彆扭的一輩子。
我母親曾說：“三伯伯其實是賢妻良母。”我父親只說：“申官如果嫁了一個好丈夫，她是個賢妻良母。”我覺得父親下面半句話沒說出來。她脫離蔣家的時候還很年輕，儘可以再嫁人。
可是據我所見，她掙脫了封建家庭的栓桔，就不屑做什麼賢妻良母。她好像忘了自己是女人，對戀愛和結婚全不在念。她跳出家庭，就一心投身社會，指望有所作為。她留美回國，做了女師大的校長，大約也自信能有所作為。可是她多年在國外埋頭苦讀，沒看見國內的革命潮流；她不能理解當前的時勢，她也沒看清自己所處的地位。現在她已作古人；提及她而罵她的人還不少，記得她而知道她的人已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