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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給我的信裡說:“令姑母蔭榆先生也是人們熟知的人物,我們也想了解她的生平。蔭榆先生在日寇陷蘇州時罵敵遇害,但許多研究者只知道她在女師大事件中的作為,而不了解她晚節彪炳,這點是需要糾正的。如果您有意寫補塘先生的傳記,可一併寫入其中。”

楊蔭榆是我的三姑母,我稱“三伯伯”。我不大願意回憶她,因為她很不喜歡我,我也很不喜歡她。她在女師大的作為以及罵敵遇害的事,我都不大知道。可是我聽說某一部電影裡有個楊蔭榆,穿著高跟鞋,戴一副長耳環。這使我個禁啞然失笑,很想看看電影裡這位姑母是何模樣。認識她的人愈來愈少了。也許正因為我和她感情冷漠,我對她的了解倒比較客觀。我且盡力追憶,試圖為她留下一點比較真實的形象。

我父親兄弟姊妹共六人。大姑母最大,出嫁不久因肺疾去世。大伯父在武備學校因試炮失事去世。最小的三叔叔留美回國後肺疾去世,二姑母(蔭枌)和三姑母都比我父親小,出嫁後都和夫家斷絕了關係,長年住在我家。

聽說我的大姑母很美,祖父母十分疼愛。他們認為二姑母三姑母都醜。兩個姑母顯然從小沒人疼愛,也沒人理會;姊妹倆也不要好。

我的二姑夫名裘劍岑,是無錫小有名氣的“才子”,翻譯過麥考萊(T.B.Macaulay)的《約翰生傳》(Life ofJohnson)這個譯本鍾書曾讀過,說文筆很好。據我父親講,二姑母無聲無息地和丈夫分離了,錯在二姑母。我聽姐姐說,二姑母嫌丈夫肺病,夫婦不和。反正二姑母對丈夫毫無感情,也沒有孩子,分離後也從無煩惱。她的相貌確也不美。

三姑母相貌和二姑母完全不像。我堂姐楊保康曾和三姑母同在美國留學,合照過許多相片,我大姐也曾有幾張三姑母的小照,可惜這些照片現在一張都沒有了。三姑母面板黑黝黝的,雙眼皮,眼睛炯炯有神,笑時兩嘴角各有個細酒渦,牙也整齊。她臉型不錯,比中等身材略高些,雖然不是天足,穿上合適的鞋,也不像小腳娘。我曾注意到她是穿過耳朵的,不過耳垂上的針眼早已結死,我從未見她戴過耳環。她不令人感到美,可是也不能算醜。

我聽父母閒話中講起,祖母一次當著三姑母的面,拿著她的一張照片說:“瞧她,鼻子向著天。”(她鼻子有上仰的傾向,卻不是“鼻子向天”。)三姑母氣呼呼地說:“就是你生出來的!就是你生出來的!!就是你生出來的!!!”當時家裡人傳為笑談。

我覺得三姑母實在有理由和祖母生氣。即使她是個醜女兒,也不該把她嫁給一個低能的“大少爺”。當然,定親的時候只求門當戶對,並不知對方的底細。據我父親的形容,那位少爺老嘻著嘴,露出一顆顆紫紅的牙肉,嘴角流著哈拉子。三姑母比我父親小六歲,甲申(一八八四)年生,小名申官。她是我父親留學日本的時期由祖母之命定親結婚的。我母親在孃家聽說過那位蔣家的少爺,曾向我祖母反對這門親事,可是白捱了幾句訓斥,祖母看重蔣家的門戶相當。

我不知道三姑母在蔣家的日子是怎麼過的。聽說她把那位傻爺的臉皮都抓破了,想必是為自衛。據我大姐轉述我母親的話,她回了孃家就不肯到夫家去。那位婆婆有名的厲害,先是抬轎子來接,然後派老媽子一同來接,三姑母只好硬給接走。可是有一次她死也不肯再回去,結果婆婆親自上門來接。

三姑母對婆婆有幾分怕懼,就躲在我母親的大床帳子後面。那位婆婆不客氣,競闖入我母親的臥房,把三姑母揪出來。逼到這個地步,三姑母不再示弱,索性拍破了臉,宣告她怎麼也不再回蔣家。她從此就和夫家斷絕了。

那位傻爺是獨子,有人罵三姑母為“滅門婦”;大概因為她不肯為蔣家生男育女吧?我推算她在蔣家的日子很短,因為她給婆婆揪出來的時候,我父親還在日本。一九零二年我父親回國,在家鄉同朋友一起創立理化會,我的二姑母三姑母都參加學習。據說那是最早有男女同學的補習學校;尤其兩個姑母都不坐轎子,步行上學,開風氣之先。三姑母想必已經離開蔣家了。那時候,她不過十八週歲。

三姑母由我父親資助,在蘇州景海女中上學。我親戚家有一位小姐和她同學。那姑娘有點“著三不著兩”,無錫土話稱為“開蓋”(略似上海人所謂“十三點”,北方人所謂“二百五”)。她和蔣家是隔巷的街坊,可是不知道我三姑母和蔣家的關係,只管對她議論蔣家的新娘子:“有什麼好看呀!狠巴巴的,小腳鞋子拿來一剁兩段。”末一句話全無事實根據。

那時候的三姑母還很有幽默,只笑著聽她講,也不點破,也不申辯。過了些時候,那姑娘回家弄清底裡,就對三姑母罵自己:“開蓋貨!原來就是你們!”我記得三姑母講的時候,細酒渦兒一隱一顯,樂得不得了。

她在景海讀了兩年左右,就轉學到上海務本女中,大概是務本畢業的。我母親那時曾在務本隨班聽課。我偶爾聽到她們談起那時候的同學,有一位是章太炎夫人湯國梨。

三姑母一九零七年左右考得官費到日本留學,在日本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現“茶水女子大學”的前身)畢業,並獲得獎章。我曾見過那枚獎章,是一隻別針,不知是金的還是銅的。那是在一九一三年。她當年就回國了,因為據蘇州女師的校史,我三姑母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曾任該校教務主任,然後就到北京工作。

我聽父親說,三姑母的日文是科班出身。日本是個多禮的國家,婦女在家庭生活和社交裡的禮節更為繁重;三姑母都很內行。我記得一九二九年左右,蘇州市為了青陽地日本租界的事請三姑母和日本人交涉,好像雙方對她都很滿意。那年春天三姑母和我們姐妹同到青陽地去看櫻花,路過一個日本小學校,校內正開運動會。我們在短籬外略一逗留,觀看小學生賽跑,不料貴賓臺上有人認識三姑母,立即派人把我們一夥人都請上貴賓臺。我看見三姑母和那些日本人彼此頻頻躬身行禮的樣兒,覺得自己成了挺胸凸肚的野蠻人。

三姑母一九一四年到北京,大約就是在女高師工作。我五週歲(一九一六年)在女高師附小上一年級,開始能記憶三姑母。她那時是女高師的“學監”,我還是她所喜歡的孩子呢。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小學生正在飯堂吃飯,她帶了幾位來賓進飯堂參觀。頓時全飯堂肅然,大家都專心吃飯。我背門而坐,飯碗前面掉了好些米粒兒。

三姑母走過,附耳說了我一句,我趕緊把米粒兒揀在嘴裡吃了。後來我在家聽見三姑母和我父親形容我們那一群小女孩兒,背後看去都和我相像,一個白脖子,兩橛小短辮兒;她們看見我揀吃了米粒兒,一個個都把桌上掉的米粒兒揀來吃了。她講的時候笑出了細酒渦兒,好像對我們那一群小學生都很喜歡似的。那時候的三姑母還一點也不怪僻。

女高師的學生有時帶我到大學部去玩。我看見三姑母忙著寫字,也沒工夫理會我。她們帶我打鞦韆,登得老高,我有點害怕,可是不敢說。有一次她們開懇親會,演戲三天,一天試演,一天請男賓,一天請女賓,借我去做戲裡的花神,把我的牛角小辮兒盤在頭頂上,插了滿頭的花,衣上也貼滿金花。

又一次開運動會,一個大學生跳繩,叫我鑽到她身邊像衛星似的繞著她周圍轉著跳。老師還教我說一套話。運動場很大,我站在場上自覺渺小,細聲兒把那套話背了一遍,心上只愁跳繩絆了腳。那天總算跳得不錯。事後老師問我:“你說了什麼話呀?誰都沒聽見。”

我現在回想,演戲借我做“花神”,運動會叫我和大學生一同表演等等,準是看三姑母的面子。那時候她在校內有威信,學生也喜歡她。我決不信小學生裡只我一個配做“花神”,只我一個靈活,會鑽在大學生身邊圍繞著她跳繩。

一九一八年,三姑母由教育部資送赴美留學。她特叫大姐姐帶我上車站送行。大姐姐告訴我,三伯伯最喜歡我。可是我和她從來不親。我記得張勳復辟時,我家沒逃離北京,只在我父親的一個英國朋友波爾登(Bolton)先生家避居幾天。我母親給我換上新衣,讓三姑母帶我先到波爾登家去,因為父親還沒下班呢。

三姑母和波爾登對坐在他書房裡沒完沒了地說外國話,我垂著短腿坐在旁邊椅上,看看天色漸黑,不勝焦急,後來波爾登笑著用北京話對我說:“你今天不回家了,住在這裡了。”我看看外國人的大菱角鬍子,看看三姑母的笑臉,不知他們要怎麼擺佈我,愁得不可開交,幸虧父母親不久帶著全家都到了。我總覺得三姑母不是我家的人,她是學校裡的人。

那天我跟著大姐到火車站,看見三姑母有好些學生送行。其中有我的老師。一位老師和幾個我不認識的大學生哭得抽抽噎噎,使我很驚奇。三姑母站在火車盡頭一個小陽臺似的地方,也只顧拭淚。火車叫了兩聲(汽笛聲),慢慢開走。三姑母頻頻揮手,頻頻拭淚。

月臺上除了大哭的幾人,很多人也在擦眼淚。我雖然早已乘過多次火車,可是我還小,都不記得。那次是我記憶裡第一次看到火車,聽到“火車叫”。我永遠把“火車叫”和哭泣連在一起,覺得那是離別的叫聲,聽了心上很難受。

我現在回頭看,那天也許是我三姑母生平最得意、最可驕傲的一天。她是出國求深造,學成歸來,可以大有作為。而且她還有許多喜歡她的人為她依依惜別;據我母親說,很多學生都送禮留念;那些禮物是三姑母多年來珍藏的紀念品。

三姑母一九二三年回蘇州看我父親的時候,自恨未能讀得博士,只得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碩士學位,我父親笑說:“別‘博士’了,頭髮都白了,越讀越不合時宜了。”我在旁看見她頭上果然有幾莖白髮。

一九二四年,她做了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校長,從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條“落水狗”。我記得她是一九二五年冬天到蘇州長住我家的。我們的新屋剛落成,她住在最新的房子裡。後園原有三間“旱船”,形似船,大小也相同。新建的“旱船”不在原址,面積也擴大了,是個方廳(蘇州人稱“花廳”),三面寬廊,靠裡一間可充臥房,後面還帶個廂房。那前後兩間是父親給三姑母住的。除了她自買的小綠鐵床,傢俱都現成。

三姑母喜歡綠色,可是她全不會佈置。我記得陰曆除夕前三四天,她買了很長一幅白“十字布”,要我用綠線為她繡上些竹子做帳圍。“十字布”上繡花得有“十字”花的圖樣。我堂兄是繪畫老師。他為三姑母畫了一幅竹子,上面還有一彎月亮,幾隻歸烏。

我不及把那幅畫編成圖案,只能把畫紙釘在佈下,照著畫隨手繡。“十字布”很厚,我得對著光照照,然後繡幾針,很費事;她一定要在春節前繡好,怕我趕不及,扯著那幅長布幫我亂繡,歪歪斜斜,針腳都不刺在格子眼兒裡,許多“十”字只是“一”字,我連日成天在她屋裡做活兒,大除夕的晚飯前恰好趕完。三姑母很高興,獎了我一支自來水筆。可惜那支筆寫來筆劃太粗。背過來寫也不行。我倒並不圖報,只是看了她那歪歪扭扭的手工不舒服。

她床頭掛一把綠色的雙劍——一個鞘裡有兩把劍。我和弟弟妹妹要求她舞劍,她就舞給我們看。那不過是兩手各拿一把劍,擺幾個姿勢,並不像小說裡寫的一片劍光,不見人影。我看了很失望。那時候,她還算是喜歡我的,我也還沒嫌她,只是並不喜歡她,反正和她不親。

我和二姑母也不親,但比較接近。二姑母上海啟明女校畢業,曾在徐世昌家當過家庭教師,又曾在北京和吉林教書。我家房子還沒有全部完工的時候,我曾有一二年和她同睡一屋。她如果高興,或者我如果問得乖巧,她會告訴我好些有趣的經驗;不過她性情孤僻,只顧自己,從不理會旁人。

三姑母和她不一樣。我記得小時候在北京,三姑母每到我們家總帶著一幫朋友,或二三人,或三四人,大夥兒熱鬧說笑。她不是孤僻的。可是一九二五年冬天她到我們家的時候,她只和我父親有說不完的話。我旁聽不感興趣,也不大懂,只覺得很煩。她對我母親或二姑母卻沒幾句話。大概因為我母親是家庭婦女,不懂她的事,而二姑母和她從來說不到一塊兒。她好像願意和我們孩子親近,卻找不到途徑。

有一次我母親要招待一位年已半老的新娘子。三姑母建議我們孩子開個歡迎會,我做主席致辭,然後送上茶點,同時演個節目助興。我在學校厭透了這一套,可是不敢違拗,勉強從命。新娘是蘇州舊式小姐,覺得莫名其妙,只好勉強敷衍我們。我父親常取笑三姑母是“大教育家”,我們卻不愛受教育,對她敬而遠之。

家庭裡的細是細非確是“清官難斷”,因為往往只是個立場問題。三姑母愛惜新房子和新漆的地板,叫我的弟弟妹妹脫了鞋進屋,她自己是“解放腳”,脫了鞋不好走路,況且她的鞋是乾淨的。孩子在後園玩,鞋底不免沾些泥土,而孩子穿鞋脫鞋很方便,可是兩個弟弟不服,去問父親:“爸爸,到旱船去要脫鞋嗎?”我父親不知底裡,只說“不用”。弟弟便嘀咕:“爸爸沒叫我們脫鞋,她自己不脫,倒叫我們脫!”他們穿著鞋進去,覺得三姑母不歡迎,便乾脆不到她那邊去了。

三姑母總覺得孩子不如小牲口容易親近。我父親愛貓,家裡有好幾只貓。貓也各有各的性格。我們最不喜歡一隻金銀眼的純白貓,因為它見物不見人,最無情;好好兒給它吃東西,它必定作勢用爪子一搶而去。我們稱它為“強盜貓”。

我最小的妹妹楊必是全家的寶貝。她最愛貓,一兩歲的時候,如果自個兒一人乖乖地坐著,動都不動,一臉稱心滿意的樣兒,準是身邊偎著一隻貓。一次她去撫弄“強盜貓”,捱了貓咪一巴掌,鼻子都抓破,氣得傷心大哭。從此“強盜貓”成了我們的公敵。

三姑母偏偏同情這隻金銀眼兒,常像抱女兒似的抱著它,代它申訴委屈似的說:“咱們頂標緻的!”她出門回來,便抱著“強盜貓”說:“小可憐兒,給他們欺負得怎樣了?”三姑母就和“強盜貓”同在一個陣營,成了我們的敵人。

三姑母非常敏感,感覺到我們這群孩子對她不友好。也許她以為我是頭兒,其實我住宿在校,並未帶頭,只是站在弟弟妹妹一邊。那時大姐在上海教書,三姐病休在家,三姑母不再喜歡我,她喜歡三姐姐了。

一九二七年冬,三姐訂婚,三姑母是媒人。她一片高興,要打扮“新娘”。可是三姑母和二姑母一樣,從來不會打扮。我母親是好面板,不用脂粉,也不許女兒搽脂抹粉。我們姐妹沒有化妝品,只用甘油搽手搽臉。我和三姐剛剛先後剪掉辮子,姐妹倆互相理髮,各剪個童化頭,出門換上“出客衣服”,便是打扮了。但訂婚也算個典禮,並在花園飯店備有酒席。

訂婚禮前夕,三姑母和二姑母都很興頭,要另式另樣地打扮三姐。三姑母一手拿一支管子,一手拿個梳子,把三姐的頭髮挑過來又梳過去,挑出種種幾何形(三姑母是愛好數理的):正方形、長方形、扁方形、正圓形、橢圓形,還真來個三角形,末了又繞上一個桃兒形,好像要梳小辮兒似的。挑了半天也不知怎麼辦。

二姑母拿著一把剪子把三姐的頭髮修了又修,越修越短。三姐乖乖地隨她們擺佈,毫不抗議,我母親也不來干涉,只我站在旁邊乾著急。姐姐的頭髮實在給剪得太短了;梳一梳,一根根直往上翹。還虧二姑母花樣多。當時流行用黑色閃光小珠子釘在衣裙的邊上,或穿織成手提袋。二姑母教我們用細銅絲把小黑珠子穿成一個花箍,箍在發上。幸虧是三姐,怎麼樣兒打扮都行。她戴上珠箍,還頂漂亮。

三姐結婚,婚禮在我家舉行,新房也暫設我家。因為姐夫在上海還沒找妥房子。鋪新床按老規矩得請“十全”的“吉利人”,像我兩位姑母那樣的“畸零人”得迴避些。我家沒有這種忌諱。她們倆大概由於自己的身世,對那新房看不順眼,進去就大說倒黴話。二姑母說窗簾上的花紋像一滴滴眼淚。三姑母說新床那麼講究,將來出賣值錢。事後我母親笑笑說:“她們算是慪我生氣的。”

我母親向來不尖銳,她對人事的反應總是慢悠悠的。如有誰當面損她,她好像不知不覺,事後才笑說:“她算是罵我的。”她不會及時反擊,事後也不計較。

我母親最憐憫三姑母早年嫁傻子的遭遇,也最佩服她“個人奮鬥”的能力。我有時聽到父母親議論兩個姑母。父親說:“扮官(二姑母的小名)‘莫知莫覺’(指對人漠無感情),申官‘細膩噁心’(指多心眼兒)。”母親只說二姑母“獨幅心思”,卻為三姑母辯護,說她其實是賢妻良母,只為一輩子不得意,變成了那樣兒。我猜想三姑母從蔣家回孃家的時候,大約和我母親比較親密。她們在務本女中也算是同過學。

我覺得母親特別縱容三姑母。三姑母要做襯衣——她襯衣全破了,我母親怕裁縫做得慢,為她買了料子,親自裁好,在縫衣機上很快的給趕出來。三姑母好像那是應該的,還嫌好道壞。她想吃什麼菜,只要開一聲口,母親特地為她下廚。菜端上桌,母親說,這是三伯伯要吃的,我們孩子從不下筷。

我母親往往是末後一個坐下吃飯,也末後一個吃完;她吃得少而慢。有幾次三姑母飯後故意回到飯間去看看,母親忽然聰明說:“她來看我吃什麼好菜呢。”說著不禁笑了,因為她吃的不過是剩菜。可是她也並不介意。

我們孩子總覺得兩個姑母太自私也太自大了。家務事她們從不過問。三姑母更有一套道理。她說,如果自己動手抹兩回桌子,她們(指女傭)就成了規矩,從此不給抹了。我家傭人總因為“姑太太難伺候”而辭去,所以我家經常換人,這又給我母親添造麻煩。我們孩子就嘀嘀咕咕,母親聽見了就要訓斥我們:“老小(小孩子)勿要刻薄。”

有一次,我嘀咕說,三姑母欺負我母親。母親一本正經對我說:“你倒想想,她,怎麼能欺負我?”當然這話很對。我母親是一家之主(父親全聽她的),三姑母只是寄居我家。可是我和弟弟妹妹心上總不服氣。

有一次,我們買了一大包燙手的糖炒熱栗子。我母親吃什麼都不熱心,好的要留給別人吃,不好的她也不貪吃,可是對這東西卻還愛吃。我們剝到軟而潤的,就偷偷兒揣在衣袋裡。大家不約而同地“打偏手”,一會兒把大包栗子吃完。二姑母並沒在意,三姑母卻精細,她說:“這麼大一包呢,怎麼一會兒就吃光了?”我們都呆著臉。

等兩個姑母回房,我們各掏出一把最好的栗子獻給母親吃。母親責備了我們幾句,不過責備得很溫和。她只略吃幾顆,我們樂呵呵地把剩下的都吃了,絕沒有為三姑母著想。她準覺得吃幾顆栗子,我們都聯著幫擠她。我母親訓我們的話實在沒錯,我們確是刻薄了,只覺得我們好好一個家,就多了這兩個姑母。而在她們看來,哥哥的家就是她們自己的家,只覺得這群侄兒女太驕縱,遠不像她們自己的童年時候了。

二姑母自己會消遣,很自得其樂。她獨住一個小院,很清靜。她或學字學畫,或讀詩看小說,或做活兒,或在後園拔草種花。她有方法把雞冠花夾道種成齊齊兩排,一棵棵都杆兒矮壯,花兒肥厚,顏色各各不同,有洋紅、橘黃、蘋果綠等等。她是我父親所謂“最沒有煩惱的人”。

三姑母正相反。她沒有這種閒情逸致,也不會自己娛樂。有時她愛看個電影,不願一人出去,就帶著我們一群孩子,可是隻給我們買半票。轉眼我十七八歲,都在蘇州東吳大學上學了,她還給買半票。大弟長得高,七妹小我五歲,卻和我看似雙生。這又是三姑母買半票的一個理由,她說我們只是一群孩子。我們寧可自己買票,但是不敢說。電影演到半中間,查票員命令我們補票,三姑母就和他爭。我們都窘得很,不願跟她出去,尤其是我。

她又喜歡聽說書。我家沒人愛“聽書”,父親甚至笑她“低階趣味”。蘇州有些人家請一個說書的天天到家裡來說書,並招待親友聽書。有時一兩家合請一個說書的,輪流做東。三姑母就常到相識的人家去聽書。有些聯合作東的人家並不歡迎她,她也不覺得,或是不理會。她喜歡趕熱鬧。

她好像有很多活動,可是我記不清她做什麼工作。一九二七年左右她在蘇州女師任教。一九二九年,蘇州東吳大學聘請她教日語,她欣然應聘,還在女生宿舍要了一間房,每週在學校住幾天。那時候她養著幾隻貓和一隻小狗,狗和貓合不到一處,就把小狗放在宿舍裡。這可激怒了全宿舍的女學生,因為她自己回家了,卻把小狗鎖在屋裡。狗汪汪地叫個不停,鬧得四鄰學生課後不能在宿舍裡溫習功課,晚上也不得安靜。

寒假前大考的時候,有一晚大雪之後,她叫我帶她的小狗出去,給它“把屎”。幸虧我不是個“抱佛腳”的,可是我實在不知道怎樣“把屎”,只牽著狗在雪地裡轉了兩圈,回去老實說小狗沒拉屎。三姑母很不滿意,忍住了沒說我。

管女生的舍監是個美國老姑娘,她到學期終了,請我轉告三姑母:宿舍裡不便養狗。也許我應該叫她自己和我姑母打交道,可是我覺得這話說不出口:我不記得自己是怎樣傳話的,反正三姑母很惱火,把怨都結在我身上,而把所傳的話置之不理。春季開學不久,她那隻狗就給人毒死了。

不久學校裡出了一件事。大學附中一位美國老師帶領一隊學生到黑龍潭(一個風景區)春遊,事先千叮萬囑不許下潭游泳,因為水深湍急,非常危險。有個學生偷偷跳下水去,給捲入急湍。老師得知,立即跳下水去營救。據潭邊目擊的學生說:教師揪住溺者,被溺者拖下水去;老師猛力掙脫溺者,再去撈他,水裡出沒幾回,沒有撈到,最後力竭不支,只好掙扎上岸。

那孩子就淹死了,那位老師是個很老實的人,他流涕自責沒盡責任,在生死關頭一剎那間,他想到了自己的妻子兒女,沒有捨生忘死。當時輿論認為老師已經盡了責任,即使賠掉性命,也沒法救起溺者。

校方為這事召開了校務會議,想必是商量怎甍向溺者家長交代。參與會議的大多是洋人,校方器重三姑母,也請她參加了。三姑母在會上卻責怪那位老師沒捨命相救,會後又自覺失言。捨生忘死,只能要求自己,不能責求旁人;校方把她當自己人,才請她參與會議,商量辦法,沒要她去苛責那位惶恐自愧的老師。

她懊悔無及,就想請校委會的人吃一頓飯,大概是表示歉意。她在請客前一天告訴我母親“明天要備一桌酒”,在我家請客;她已約下了客人。一桌酒是好辦的,可是招待外賓,我家不夠標準。我們的大廳高大,棟樑間的積塵平日打掃不到,後園也不夠整潔。

幸虧我母親人緣好,她找到本巷“地頭蛇”,立即僱來一群年富力強的小夥子,只半天工夫便把房子前前後後打掃乾淨。一群洋客人到了我家,對我父母大誇我;回校又對我大誇我家。我覺得他們和三姑母的關係好像由緊張又緩和下來。

三姑母請客是星期六,客散後我才回家,走過大廳後軒,看見她一人在廳上兜兜轉,嘴裡喃喃自罵:“死開蓋!”“開蓋貨!”罵得咬牙切齒。我進去把所見告訴母親。母親嘆氣說:“嗐!我叫她請最貴的,她不聽。”原來三姑母又嫌菜不好,簡慢了客人。其實酒席上偶有幾個菜不如人意,也是小事。說錯話、做錯事更是人之常情,值不當那麼懊惱。

我現在回頭看,才了解我當時看到的是一個傷殘的心靈。她好像不知道人世間有同情,有原諒,只覺得人人都盯著責備她,人人都嫌棄她,而她又老是那麼“開蓋”。

學校裡接著又出一件事。有個大學四年級的學生自稱“怪物”,有意幹些怪事招人注意。他穿上戲裡紈絝少爺的花緞袍子,鑲邊馬褂,戴著個紅結子的瓜皮帽,跑到街上去挑糞;或叫洋車伕坐在洋車上,他拉著車在鬧市跑。然後又招出一個“二怪物”;“大怪物”和大學的門房交了朋友,一同拉胡琴唱戲。他違犯校規,經常夜裡溜出校門,半夜門房偷偷放他進校。學校就把“大怪物”連同門房一起開除。三姑母很可能吃了“怪物”灌她的“米湯”而對這“怪物”有好感,她認為年輕人胡鬧不足怪,四年級開除學籍就影響這個青年的一輩子。她和學校意見不合,就此辭職了。

那時我大弟得了肺結核症。三姑母也許是怕傳染,也許是事出偶然,她“典”了一個大花園裡的兩座房屋,一座她已經出租,另一座楠木樓留著自己住。我母親為大弟的病求醫問藥忙得失魂落魄,卻還為三姑母置備了一切日常用具,而且細心周到,還為她備了煤油爐和一箱煤油。

三姑母搬入新居那天,母親命令我們姐妹和小弟弟大夥兒都換上漂亮的衣服送搬家。我認為送搬家也許得幫忙,不懂為什麼要換漂亮衣裳。三姑母典的房子在婁門城牆邊;地方很偏僻。聽說原來的園主為建造那個花園慘淡經營,未及竣工,他已病危,勉強坐了轎子在園內遊覽一遍便歸天去了。花園確還像個花園,有亭臺樓閣,有假山,有荷池,還有個湖心亭,有一座九曲橋。園內蒼松翠柏各有姿致,相形之下,才知道我們後園的樹木多麼平庸。

我們回家後,母親才向我們講明道理。三姑母是個孤獨的人,脾氣又壞——她和管園產的經紀人已經吵過兩架,所以我們得給她裝裝場面,讓人家知道她親人不少,而且也不是貧寒的。否則她在那種偏僻的地方會受欺,甚至受害。

三姑母搬出後,我們才知道她搬家也許還是“怪物”促成的。他介紹自己的一個親戚叫“黃少奶”為三姑母管理家務。三姑母早已買下一輛包車,又僱了一個車伕,一個女傭,再加有人管家,就可以自立門戶了。她竭力要拼湊一個像樣的家,還問我大伯母要了一個孫女兒。她很愛那個孩子,孩子也天真可愛,可是一經她精心教育,孩子變成了一個懂事的小養媳婦兒。不巧我嬸母偶到三姑母家去住了一夜,便向大伯母訴說三姑母家的情況,還說孩子瘦了。大怕母捨不得,忙把孩子討回去。

三姑母家的女傭總用不長,後來“黃少奶”也辭了她。我母親為她置備的煤油爐成了她的要緊用具。她沒有女傭,就坐了包車到我家來吃飯。那時候我大弟已經去世。她常在我們晚飯後乘涼的時候,忽然帶著車伕來吃晚飯。天熱,當時連沒有冷藏裝置,廚房裡怕剩飯剩菜餿掉,儘量吃個精光。

她來了,母親得設法安排兩個人的飯食。時常特地為她留著晚飯,她又不來,東西都餿掉。她從不肯事先來個電話,彷彿故意搗亂。所以她來了,我和弟弟妹妹在後園躲在花木深處,黑地裡裝作不知道。大姐姐最識體,總是她敷衍三姑母,陪她說話。

她不會照顧自己,生了病就打電話叫我母親去看她。母親帶了大姐姐同去伺候,還得包半天的車,因為她那裡偏僻,車伕不肯等待,附近也叫不到車。一次母親勸她搬回來住,她病中也同意,可是等我母親作好種種準備去接她,她又變卦了。她是好動的,喜歡坐著包車隨意出去串門。我們家的大門雖然有六扇,日常只開中間兩扇。她那輛包車特大,門裡走不進——只差兩分,可是門不能擴大,車也不能削小。她要是回我們家住,她那輛車就沒處可放。

她有個相識的人善“灌米湯”,常請她吃飯,她很高興,不知道那人請飯不是白清的。他陸續問我三姑母借了好多錢,造了新房子,前面還有個小小的花園。三姑母要他還錢的時候,他就推委不還,有一次晚上三姑母到他家去討債,那人滅了電燈,放狗出來咬她。三姑母吃了虧,先還不肯對我父母親講,大概是自愧喝了“米湯”上當,後來忍不住才講出來的。

她在一箇中學教英文和數學,同時好像在創辦一箇中學叫“二樂”,我不大清楚。我假期回家,她就抓我替她改大疊的考卷;瞧我改得快,就說,“到底年輕人做事快”,每學期的考卷都叫我改。她嫌理髮店髒,又抓我給她理髮。父親常悄悄對我說:“你的好買賣來了。”三姑母知道父親袒護我,就越發不喜歡我,我也越發不喜歡她。

一九三五年夏天我結婚,三姑母來吃喜酒,穿了一身白夏布的衣裙和白皮鞋。賀客詫怪,以為她披麻戴孝來了。我倒認為她不過是一般所謂“怪僻”。一九二九年她初到東吳教課,做了那一套細夏布的衣裙,穿了還是很“帥”的。可是多少年過去了,她大概沒有添做過新衣。我母親為我大弟的病、大弟的死。接下父親又病,沒心思觀她。她從來不會打扮自己,也瞧不起女人打扮。

我記得那時候她已經在盤門城河邊買了一小塊地,找匠人蓋了幾間屋。不久她退掉典來的花園房子,搬入新居。我在國外,她的情況都是大姐姐後來告訴我的。日寇髦佔蘇州,我父母帶了兩個姑母一同逃到香山暫住。香山淪陷前夕,我母親病危,兩個姑母往別處逃避,就和我父母分手了。

我母親去世後,父親帶著我的姐姐妹妹逃回蘇州,兩個姑母過些時也回到蘇州,各回自己的家(二姑母已抱了一個不認識的孩子做孫子,自己買了房子)。三姑母住在盤門,四鄰是小戶人家,都深受敵軍的蹂躪。據那裡的傳聞,三姑母不止一次跑去見日本軍官,責備他縱容部下姦淫擄掠。軍官就勒令他部下的兵退還他們從三姑母四鄰搶到的財物。街坊上的婦女怕日本兵挨戶找“花姑娘”,都躲到三姑母家裡去。

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兩個日本兵到三姑母家去,不知用什麼話哄她出門,走到一座橋頂上,一個兵就向她開一槍,另一個就把她拋入河裡。他們發現三姑母還在游泳,就連發幾槍,見河水泛紅,才揚長而去。鄰近為她造房子的一個木工把水裡撈出來的遺體入殮。棺木太薄,不管用,家屬領屍的時候,已不能更換棺材,也沒有現成的特大棺材可以套在外面,只好趕緊在棺外加釘一層厚厚的木板。

一九三九年我母親安葬靈巖山的繡谷公墓。二姑母也在那公墓為三姑母和她自己合買一塊墓地。三姑母和我母親是同日下葬的。我看見母親的棺材後面跟著三姑母的奇模怪樣的棺材,那些木板是倉卒間合上的,來不及刨光,也不能上漆。那具棺材,好像象徵了三姑母坎坷彆扭的一輩子。

我母親曾說:“三伯伯其實是賢妻良母。”我父親只說:“申官如果嫁了一個好丈夫,她是個賢妻良母。”我覺得父親下面半句話沒說出來。她脫離蔣家的時候還很年輕,儘可以再嫁人。

可是據我所見,她掙脫了封建家庭的栓桔,就不屑做什麼賢妻良母。她好像忘了自己是女人,對戀愛和結婚全不在念。她跳出家庭,就一心投身社會,指望有所作為。她留美回國,做了女師大的校長,大約也自信能有所作為。可是她多年在國外埋頭苦讀,沒看見國內的革命潮流;她不能理解當前的時勢,她也沒看清自己所處的地位。現在她已作古人;提及她而罵她的人還不少,記得她而知道她的人已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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