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王朝繼承北朝民族融合的文化血脈，加上絲綢之路的暢通與繁榮，使其對異域地理、文化的認知程度和範圍較之前代大大拓展。唐朝不僅延續了隋朝的對外開放政策，更是發展出了“愛之如一”的先進理念。在開放政策與理念的推動下，唐朝的商旅往來也異常繁榮，長安城裡隨處可見突厥人、波斯人、大食人、林邑人、天竺人、粟特人等，他們或經商、或定居，甚至可以做官。

敦煌壁畫描繪外國王子悼念太宗的悲痛心情，反映出大唐非比尋常的國際影響力

彼時，唐朝為弘揚盛唐文化，使來唐的外國人能夠認同大唐文化、親善大唐子民，積極鼓勵外國留學生、歸化外國貴族參加科舉，成為大唐官員。因此從那時起，外國人參加科舉、高中進士，甚至位極人臣的現象屢見不鮮。

“賓貢進士”的及第榮耀

據《資治通鑑》記載，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長安國子監增築學舍並增加學員，“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聖堂講筵者至八千餘人。”這其中有不少優秀的留學生成為了大唐官僚隊伍中的成員。根據唐代對留學生的管理辦法，在國子監順利畢業的留學生可以參加特設的科舉考試，及第者可以在唐朝政府為官。

那麼，何為特設的科舉考試？長慶元年（821年），唐穆宗下詔為留學生專門設定了“賓貢進士”。留學生唯有參加這一考試，才能為官。此處“賓貢”含義有三：一為賓服納貢，指周邊國家歸順納貢；二為賓禮貢士，指地方向朝廷推舉人才，待以賓禮，貢於京師；三為“賓貢進士”，特指由外邦推舉而來的人才應舉及第者。

“賓貢進士”在考試難度、錄取比例上與本土“國子進士”“鄉貢進士”有所區別，一是難度較低，二是錄取比例較華人進士要高。因為其目的是透過讓外國人參加科舉考試擴大大唐的政治和文化影響力。雖然賓貢進士與華人進士科不同，但競爭依然激烈。根據錢易《南部新書》記載：“大中以來，禮部放榜，歲取三二人。”可見錄取之嚴。正因為錄取嚴格，不易考取，所以及第者被視為“登仙籍”，極其榮耀。

有唐一代，留唐學生之所以熱衷於參加科舉考試，為進士及第胼手砥足，懸樑刺股，一方面是可以得到留在“天朝上邦”臣侍天子的榮耀，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遣其來華的國家，十分看中這些在大唐留學生，故其回國之後往往得到重用。如7世紀初，新羅衣冠子弟薛罽頭以出身非骨品（一種按照血緣劃分等級，決定爵位官職大小的制度）決心赴唐遊學以改變現狀，稱：

“新羅用人論骨品，苟非其族，雖有鴻才傑功， 不能逾越。我願西遊中華國，奮不世之略，立非常之功，自致榮路，備簪紳佩劍，出入天子之側足矣。”

—金富軾《三國史記》

再如，新羅元聖王五年（788年）九月， 準備擢升一個叫子玉的人為楊根縣小守，有人提出異議，認為“子 玉不以文籍出身，不可委分憂之職。”但是侍中稱“雖不以文籍出身，曾入大唐為學生，不亦可用耶？”，新羅王最後聽從了侍中的意見。可見新羅對於大唐留學生的重視。

除賓貢進士，外國人也有其他途徑在唐朝做官。如：“卑路斯，波斯王子，國亡來唐，高宗時官拜右武衛將軍，中宗時又拜左威衛將軍，卒於唐”。當然這種對波斯王子的禮遇，是利用其號召力抵禦阿拉伯勢力的情況，實屬個例。絕大部分外國人要想在大唐朝廷幹一番事業，必須透過科舉考試。

唐代在華為官的朝鮮人

朝鮮、日本一衣帶水，種族相同、文化同源，也是參加唐代留學生科舉考試的主要人群。他們其中的代表如崔志遠、阿倍仲麻呂在中國家喻戶曉。

崔志遠

懿宗鹹通九年（公元868年），11歲的新羅人崔致遠肩負著父親對他“十年不第，非吾子”的期望，渡海來唐求學，於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17歲時成為賓貢進士及第，隨即被授以江南西道宣州溧水縣尉。後崔致遠自薦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諸道行營兵馬都統高駢的幕下做官。高駢唯才是舉，任命崔致遠先擔任掌書記之職，“凡表狀文告，皆出其手”。不久，黃巢起義爆發，震驚天下，崔致遠執筆撰寫了檄文《討黃巢書》，檄書中一句“不惟天下之人皆思顯戮，抑亦地中之鬼已議陰誅”，言辭之凌厲，令一代豪傑黃巢都心生怯意。

中和四年（公元884年），崔致遠因思鄉情切，向高駢遞交了辭職書。不僅高駢以加封名銜和豐厚賞賜為他送行，朝廷又授他唐朝“國信使”，委託他承擔起加強新羅與唐朝交流的重任。歸國後，崔志遠任侍講兼翰林學士，官至武城太守。然而新羅此時也是多事之秋，王位頻繁更迭，政局瞬息萬變，官僚腐化墮落。崔致遠仕途一波三折，屢遭排擠，一心改革的他發表了《時務策十餘條》，欲重振新羅，但未得到採納，極度失望的他便攜家人隱居於江陽郡之伽倻山以終。

崔致遠以儒學為基礎解決社會問題的思想，雖然在新羅時代沒有被政府認可，卻在後來的高麗王朝時期華麗綻放，在高麗王朝國家體制以及社會秩序形成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而他在唐朝學習、為官的經歷無疑對其思想的形成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除了官員身份，崔志遠還是一位名揚天下的詩人，他被唐朝文壇譽為“文童”，並且以著名晚唐詩人的身份被載入中國文學史冊，以至於很多中國人都不知道他其實是一個朝鮮人。

唐代在華為官的日本人

唐中宗嗣聖十五年（698年），阿倍仲麻呂出生於日本大和國（今奈良縣），他的家族是孝元天皇之後裔。19歲時，阿倍被選拔為遣唐留學生，於開元五年抵達唐，九月入長安太學學習。

遣唐使乘船來華遣唐使乘船來華

阿倍仲麻呂經過數年寒窗，參加科舉考試，以優異成績考中進士。據日本學者木宮彥泰的《日中文化交流史》記載，阿倍仲麻呂是日本存有遣唐使制度的200多年間，唯一在華人科舉中及第的人。當然，這並非是日本留學生愚鈍，而是科舉制度中，進士是高等文官仕補，對詩文的要求極高，即使對中國人而言，考中進士者也是鳳毛麟角。

考中進士後，阿倍仲麻呂被朝廷任命為洛陽司經校書，負責典籍整理，並陪同皇太子研習學問，其後逐年升遷，歷任左拾遺、左補闕，甚至秘書監，能經常在唐玄宗身旁侍奉，可謂榮耀之至。阿倍仲麻呂的中文名“晁衡”就是玄宗皇帝親自所起。

阿倍仲麻呂影視形象《妖貓傳》

與崔志遠主要在地方任職不同，阿倍仲麻呂生活在長安，與李白、王維、儲光羲等著名詩人交往十分頻繁，特別與李白有著深厚的友誼。

阿倍在唐為官近二十年，與崔致遠一樣思念祖國，因此上書唐玄宗請求回國。唐玄宗愛才，不捨得其離去，於是一直拖到他在唐為官36年。55歲時，他才得以東歸。為表彰他的功績，玄宗將其官職升為從三品，並任命其為唐朝回聘日本使節，並特寫贈別御詩：

日下非殊俗，天中嘉會朝。

念餘懷義遠，矜爾畏途遙。

漲海寬秋月，歸帆駛夕飆。

因驚彼君子，王化遠昭昭。

但是，天不遂人願，阿倍仲麻呂的船隨風漂到了越南，並遭遇了當地土人的襲擊，死了一百七十多人，僅有阿倍仲麻呂等十餘人生還。訊息傳回中國，長安皆以為阿倍仲麻呂遇難，李白萬分悲痛寫了《哭晁卿衡》一詩來悼念他的日本好友：

日本人繪李白與阿倍仲麻呂

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

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

所幸，阿倍仲麻呂沒有真的遇難。不過，他失去了返回日本的最後機會，只好再次輾轉回長安，並決心仕唐終生。重返仕途後，在大唐面對安史之亂的危難局面之際，阿倍先後得到肅宗及代宗信任，歷任要職，由左散騎常侍至安南都護、安南節度使，最後官至光祿大夫、兼御史中丞、北海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公元770年1月，阿倍仲麻呂在長安病逝，葬在長安，唐代宗追贈他“璐州大都督”的稱號，以紀念他為唐朝奉獻終生的功績。

唐代在華為官的阿拉伯人

阿巴斯王朝與大唐

大中二年（公元848）李彥升以非留學生的身份參加了科舉。結果自學成才的李彥升所撰論文賦體之妙、策問對答之熟，竟非同一般，令滿朝公卿唐為之折服。與崔志遠，阿倍仲麻呂與中國種族相近不同。安史之亂後，唐代社會對於胡人多有怨氣，並有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說。李彥升身為阿拉伯人種族，樣貌自然與中國人大不相同。據《全唐文·華心說》記載，反對者都認為李彥升有身份問題，質疑他參加科舉的動機，以及對朝廷的忠心。他們相信，李彥升若躋身高位，難以保證他不會成為安祿山、史思明第二，所以不少人認為應該取消李彥升進士資格。

面對非議，盧鈞就在唐宣宗面前稱李彥升雖是蕃客，但是“形夷而心華”，比起很多不知禮義廉恥的中國人更像中國人，朝廷應當破格重用他，唯此才能體現帝國開放及包容。最終唐宣宗還是力排眾議，欽點李彥升為翰林學士。由此，李彥升成為中國史上唯一一個阿拉伯人進士。遺憾的是由於史料記載缺漏，導致他後來的經歷一片空白。

彩繪胡人文官俑

賓貢科制的影響

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唐代科舉制度不僅是中國讀書人改變命運，實現人生抱負的重要平臺，對於中華文化圈其他國家計程車子來說更是一個讓他們鯉魚跳龍門，改變自身社會階級的唯一途徑。因此，參加科舉考試的外國留學生主要來自新羅，其次日本。這些留學生在返回母國之後，往往成為中華文化的積極傳播者和踐行者。

譬如新羅國學就是在歸國留堂學生的組織下建立起來的。

新羅國學

“教授之法，以《周易》《春秋左氏傳》《文選》，分而為之業，博士若助教一人，或以《禮記》《周易》《論語》《孝經》；或以《春秋左氏傳》《毛詩》《論語》《孝經》；或以《尚書》《論語》《孝經》《文選》授之。諸生讀書以三品出身，讀《春秋左氏傳》 若《禮記》若《文選》，而能通其義，兼明《論語》《孝經》者為上；讀《曲禮》《論語》《孝經》者為中；讀《曲禮》《孝經》者為下。若能兼通五經、三史、諸子百家書者，超擢用之。”

—金富軾《三國史記》

由此可見，賓貢科舉制度在促進中華文化傳播方面作出的突出貢獻。

除朝鮮半島、日本外，還有部分長期居留於中土的大食、波斯人（唐人將“姓氏稀僻”的塞外人、西域人稱為諸色目人，或單稱為“色目人”，大食人就是色目人之一）參與了科舉考試。這些西域人士，雖然沒有朝鮮半島、日本留學生一般的強大影響力，卻也在客觀上促進了阿拉伯與中華兩個偉大文明之間的文化交流與互鑑。

唐朝之後，五代、宋、元、明皆置有此科，專門供外國人在中國獲取功名。繼續發揮著其傳播中華文化，增進中外交流和睦鄰友好的歷史作用。

唐代官員選拔體系的對外開放，不僅為朝廷選拔了人才，更展示了中華文明海納百川的氣象，促進了中華文化圈的形成。正所謂“近悅遠來”“和而不同”，唐代中國人透過讓外國人參加科舉展示了自己文化的魅力和大國氣象。這些留學生無論是回國還是留在中國，都熱愛中國文化，致力於本國與中國的友好交流，客觀上推進了中華文明的進步和交融。宋代以後，賓貢科制度雖然延續了下來，但隨著唐宋變革以來，中華文化從相容幷蓄轉向繼承內省，從對外開放轉向自我封閉，以及嚴防夷夏民族思潮的濫觴，唐代賓貢進士的盛況不再，外國人在華為官的現象也就自然成為了歷史。

老年阿倍仲麻呂

今日的中國日益自信，當有海納百川之氣概，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唐代外國人選拔制度所代表的包容精神，應當被代代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