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多年前，也就是乾隆五十年的正月丙辰，75歲的大清皇帝在北京，“舉千叟宴禮，宴親王以下三千人於乾清宮”。

出席宴會全是65歲以上的老人，年紀最大的是漳浦人蔡新，79歲。蔡新時拜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

漳浦下布（也就是現在的大南坂下樓村林西墘）這個地方有點了得，在短短的不到30年間出了兩位進士，而且，用現在的話說，“都在中央工作”。

一位是蔡新，一位是蔡新的從叔蔡世遠。

雍正元年（1723年）蔡世遠奉詔入京，授翰林編修，入值上書房，侍諸皇子讀書。

22年後，也就是乾隆十年（1745年），蔡新奉命入值上書房，侍諸皇子講讀，並授翰林院侍講。

當叔叔的學問做得好，有《二希堂文集》傳世，官至副部級（禮部左侍郎），死後才享受正部待遇（贈禮部尚書）。

而當從侄的卻“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把中央各部的部長基本上當了個遍，歷吏、禮、兵、刑、工五部尚書，官至文華殿大學士。

雖說他的學問沒有叔叔精深，也絕非等閒之輩。

他當過《四庫全書》的總裁，這個總裁可不是一般平庸的官僚能幹得了的。

蔡新是個太平宰相（清文華殿大學士相當於宰相，正國級幹部）。

時逢盛世，朝廷典章制度基本完備，一切都有章可循，他只要恪遵成法就行了。

他的傳記實在平淡無奇。但細讀，卻又在平淡之中讀出許多“奇”來。

首先是他的心中有民。

能從老百姓的利益出發思考問題。乾隆五年，噶喇吧發生荷蘭殖民者屠殺華僑慘案，福建當局上書，建議實行海禁。

大學士方苞徵求他的意見，他說，“閩、粵洋船不下百十號，每船大者造價近萬金，小者亦四五千金，一旦禁止，則船皆無用，已棄民間五六十萬之業矣；開洋市鎮如廈門、廣州等處，所積貨物不下數百萬，一旦禁止，勢必虧折耗蝕，又棄民間數百萬之積矣；洋船往來，無業貧民仰食於此者不下千百家，一旦禁止，則以商無資，以民無產，勢將流離失所，又棄民間千百生民之食矣！此其病在目前者也，數年之後，其害更甚！”

他建議，不要馬上實行海禁，而先採取其他措施。方苞接受了他的建議。方苞時入值南書房，說話管用。

其次是他的心底無私。

乾隆四十八年七月，他以吏部尚書，充會試（考進士）正考官，會試後，皇帝接見他，說，你的兒子有否參加這次會試？

他說，我兒子是庚申科舉人，今年因臣主持會試，為了避嫌叫他迴避，所以未經入闈。封建社會學而優則仕，考上了就當官。

吏部尚書充會試正考官，大概近於現在的中組部長兼考核組長，這樣好的機會，卻把自己的兒子給刷了，有私心的人怕是很難辦到的。

第三是他的心態平和。

說來蔡新不但官大，而且和皇帝的關係很好。

乾隆皇帝把他當朋友，“年老君臣似老朋，歸來前席喜誠應”，還說，“獨新長朕四歲，或可居兄事。”

蔡新退休時，乾隆親執玉如意以賜，還送他詩，詩云，“不忍言留合令歸，及歸言別又依依。”

可以說，恩寵有加。

這樣的身份這樣的地位，要是換了別人，早不知道自己是誰了，而他卻始終“操履端謹，言行必衷於禮法。”

退休後，“家居謙慎，遇丞尉執禮必恭。”

丞和尉都是縣裡的小吏，有點像現在縣裡的秘書和警察。

一個當過宰相的人，遇到他們，“執禮必恭”，一個“恭”字，活靈活現地刻畫出他的平易謙虛，和藹可親，一個“必”字又說出他的常態。

也就是說，這種恭，不是對個別人，也不是個別場合，是對所有人和所有場合。

事雖小，卻十分的奇。

這種事不要說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就是在我們這樣一個人人平等的共和國，在那些大大小小的公僕們身上也不多見。

平時少見，電視上更少見。

就是“辦實事”“送溫暖”，也前呼後擁，唯恐天下人不知道。我想蔡新這樣做絕不是作秀，而是出自於內心。

“新學以求仁為宗，以不動心為要”。仁者愛人。

所以他能平等待人，所以他心地平和，所以嘉慶皇帝在他90歲時，賜額曰“綠野恆春”，所以他活到93歲。

蔡新已經離開我們200多年了，但讀過他的傳記和史料之後，他的音容笑影居然時時在眼前晃動。

我想，要是真有時間隧道的話，我要走進隧道，請他到一家酒店（不必太高階，他什麼酒沒喝過？）舉起酒杯對他說，來，我們乾一杯！

就是不知道，和正國級幹部在一起喝酒是什麼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