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90年，為北魏鞠躬盡瘁的馮太后去世，久居人下的孝文帝拓跋巨集簡直有了“重見天日”的感覺，他用刷“存在感”的方式來宣洩這種壓抑情緒，急於擺脫馮太后“影子”的孝文帝將“漢化”和“遷都”作為他崛起的標誌，然而，誰也不曾想到，他最卓越的“成就”竟然會成為北魏歷史的“分水嶺”，不但導致了統治內部的分裂，也正式拉開了北魏滅亡的帷幕
太和十八年，孝文帝用欺騙和血腥手段，把都城從平城遷至洛陽。與此同時，他還用強腕手段改變鮮卑舊俗：禁穿胡服，改穿漢服；朝廷上禁說鮮卑語改說漢話；遷都洛陽後規定，鮮卑貴族在洛陽死後，不得歸葬平城，並改他們的籍貫為河南洛陽；改鮮卑姓為漢姓；鮮卑貴族門閥化，提高他們與漢族高門通婚。另外還要學習漢人的官律和律令。議定百官秩品，分九品，每品又分正、從。次年，又按照家世、官爵等標準，將代北以來的鮮卑貴族定為姓、族。姓為高，族次之，其中穆、陸、賀、劉、樓、於、嵇、尉八姓“皆太祖己降，勳著當世，位盡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言，一同四姓”，（四姓有兩種說法，一種是指漢族的崔、盧、李、鄭；也有人說是統指漢族甲、乙、丙、丁四種郡姓）班定姓族，使鮮卑貴族與漢人士族得以進一步結合
對於孝文帝的改革，後人評價不一，讚揚者居多，甚至可以說是好評如潮，然而改革也導致了北魏王朝的衰敗，在孝文帝死後僅30餘年，北魏政權便迅速分崩離析，走向滅亡，這不得不讓人重新將目光注視到孝文帝的改革上。事實上，對孝文帝改革持否定態度的聲音雖然很弱，但也不乏其人。古人對孝文帝遷都洛陽、推行漢化的批評聲也屢見不鮮，葉適斥其為“好名慕古而不實見國家大計”，王夫之甚至說“拓跋巨集之偽也，儒者之恥也”。
一場改革為何引起如此大的爭議？這都要從北魏崛起的原因說起
北魏崛起的原因縱觀北魏或更早的拓跋人崛起的歷程，我們就會發現，其實，漢化與傳統兩者的統一一直貫穿其中，可以說是如影隨形
一：土地改革
前面已經提到鮮卑族拓跋部能以弱勝強，一統中國北方地區，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土地改革。北魏開國皇帝拓跋珪在復國時就已實行“計口授田”、和“先貧後富”的土地和經濟政策，使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貧苦人民獲得土地、農具和耕牛，這極大地提高了他們生產、從軍的積極性，從而也提高了社會凝聚力，
二：尚武精神
鮮卑拓跋人尚武的精神也是鮮卑族崛起的原因。拓跋人為了鼓勵戰士勇猛殺敵，出臺了不少激勵措施：
一是聽憑劫獲之物歸於個人，“初來單馬執鞭，返去從車百輛”就是最形象的描述；
二是論功行賞，“班賞將士各有差”；
三是根據軍功、才幹提拔人才；
這樣的政策大大激勵了將士們打仗的興趣，個個衝鋒陷陣、爭死效命，很少發生臨陣退縮和叛逃的事件，極大地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鮮卑族拓跋人這種相對平等的激勵手段和積極進取的傳統所形成的強大凝聚力、創造力、戰鬥力，也是北魏崛起的一個原因。
三：傳統與漢化並行。
鮮卑族拓跋人認為他們也是黃帝子孫，《魏書》中記載：
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國，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其後世為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而野......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焉
（《魏書·序紀》）
可見，拓跋人認為他們是中華文明的一員，學習漢人的文化，為拓跋人發展和強盛所用，是理所當然的事。歷史文獻表明，拓跋的歷代君主積極創造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與中原文化親密接觸，事實上，漢化一直伴隨著迴歸中原的拓跋人。然而總的來說，漢化必須與拓跋傳統相適應，以有利於拓跋人的整體利益為準繩，否則將適得其反、引發眾人不滿，甚至以血腥殺戮而終結。“五胡”全面漢化後迅速滅亡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漢化雖然一直都存在，但是北魏統治者對它的態度卻很謹慎
如力微之子沙漠汗，他大概是北魏皇族最早學習漢族文化的第一人，沙漠汗先後在曹魏、西晉學習漢族文化，長達17年之久。對中原文化典籍與治國之道有著深入的了解。力微臨死之際，囑託下人將沙漠汗迎回國內，繼承大統。沙漠汗回國後，代北貴族以“太子風彩被服，同於南夏，兼奇術絕世，若繼國統，變易舊俗，吾等必不得志，不若在國諸子，習本淳樸”為由，殺害了沙漠汗。（你說他倒黴不，千里迢迢回國繼位，王位沒得逞，反而把命也搭進去了）
再看賀狄幹，這位代北生長的土著，有幸被派往後秦長安。因為長期受到中原文化的薰陶，賀狄幹精通《論語》、《尚書》諸經，舉止風流，有似儒者。返回國內後，太祖皇帝拓跋珪“見其言語衣服，有類羌俗，以為慕而習之，故忿焉，既而殺之”。
事實上，太祖拓跋珪是一個嚮往漢化的開明君主，他早年曾流於蜀地和長安，對漢文化耳染目睹、心馳神往。繼位後，立社稷、營宗廟，置國子博士，贈太學生員，可以說他對漢化是比較推崇的，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國君，竟然容不下一個徹底漢化的賀狄幹
除了他們兩人，還有一個悲劇人物就是崔浩。崔浩是北魏前期傑出的政治家，曾先後輔佐了太祖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燾，參與了三代帝王重大的軍事決策，多謀善斷，算無遺策，屢建功勳，在北魏統一中國北方的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最終拓跋燾竟以“國史備而不典”的罪名將其處死，受到株連的，還有他族內眾多親友。事實上拓跋燾也是一位比較英明的君主，他重用漢人改革官制，對於漢化也並沒有排斥。崔浩之所以引起他的不滿，是因為他不顧拓跋貴族的反對，重用漢族門閥，並試圖按照漢族世家大族的傳統思想，整理、分別、規定氏族的高下。這些使得漢族地主勢力和漢化的程度都超出北魏統治集團的允許範圍。所以才導致拓跋燾用了一個“欲加之罪”將其處死，這次事件使北魏北方土族實力受到沉重打擊，也使得北魏的漢化遭到滅頂之災。
小結可見北魏人在其崛起過程中，一直小心地在傳統和漢化之間保持平衡。前面介紹的馮太后的改革，在實施的時候也不得不考慮到這些視力的存在。然而馮太后去世後，急於想從馮太后的陰影下走出來的孝文帝，卻走上了一條激進的全面漢化改革的道路。不但動搖了北魏政權的根基，而且還造成了北魏在表面繁榮下的迅速衰敗。
遷都洛陽孝文帝過於激進的全面漢化政策，開始於將首都從平城遷往洛陽，孝文帝急於遷都洛陽的原因，個人認為有兩個：
其一：證明鮮卑族的“正統”身份。
前面說了，鮮卑族一向認為自己是黃帝之孫，但是在中原人的眼裡，鮮卑族始終都是個塞外的少數民族。孝文帝認為洛陽乃東漢、魏晉故都。北方漢人有“認廟不認神”的觀念，誰能定都洛陽，誰便是文化正統。用孝文帝的話說：
國家興自北方，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為甚難
第二：立足中原，一統全國。
經過長年戰亂，中原地區也未能倖免，但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洛陽無論是從繁華程度、還是從經濟、政治、文化發展水平上來說，還是平城無法比擬的。遷都洛陽可以更好的吸收漢文化，為統一全國打下基礎。
孝文帝的想法是好的，從長遠角度和利益來看，對北魏都十分有利。只可惜孝文帝不是馮太后，他缺乏一個成功統治者應該有的氣魄和謀略（從現代人的觀點來看，孝文帝和馮太后之間，起碼還隔著一個慈禧）。英明如馮太后之人，在做出重大決策前，也不得不將守舊貴族的利益考慮在內，可是孝文帝在遷都的問題上，卻根本不顧貴族們的反對，也沒有吸取太祖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巨集都曾想遷都鄴城而沒有成行的教訓，更沒有像馮太后那樣，做出決策前往往提前做好思想工作，所以，他的一意孤行註定要引起守舊一族的反對
禍起蕭牆孝文帝為了儘快遷都洛陽，利用自己的政治權威對幾乎整個北魏統治集團玩起“瞞天過海”的欺騙手段。公元493年7月，孝文帝以征討南齊為由，親帥30萬大軍從平城出發，一個月後到達洛陽，在洛陽卻迫使王公貴族同意遷都洛陽。雖然最終孝文帝如願以償實現了遷都洛陽的心願，然而這種略顯卑鄙的政治手段，卻激起了統治集團內部的強烈不滿
當遷都洛陽的決定傳至平城後，留在平常的保守貴族們“莫不驚駭”，為了減少遷都阻力，孝文帝對鮮卑舊族做了一定妥協，但守舊貴族的反抗並未就此罷休。孝文帝南遷時，太子元恂留在平城，當元恂要去洛陽時，元隆與元超等人密謀將其留下。雖然這個計劃最終未能成功，但鮮卑舊部對於遷都之舉的反抗情緒可見一斑。在孝文帝遷都洛陽完成以後，仍有相當大的頑固保守勢力試圖進行阻撓和反抗，於是就發生了兩件駭人聽聞的反叛事件：
事件一：
孝文帝於太和20年出遊嵩山，命元恂鎮守洛陽，元恂於是“與左右密謀，召牧馬輕騎奔平城”；“意欲跨據恆朔”，與孝文帝作對，結果事情敗露，孝文帝下詔廢太子為庶人，不久又將其賜死；
事件二：
同年冬天，鮮卑貴族中的元老穆泰等人祕密聯絡鎮北大將軍樂陵王元思譽、代郡太守元珍、陽平侯賀頭等人，共同策劃擁立朔州刺史陽平王元頤為帝，陰謀起兵，企圖另立朝廷與孝文帝對抗，最終的結果還是以失敗告終，穆泰等一大批參與謀反之人被殺。
可見在圍繞漢文帝陰謀式的遷都上，北魏內部鬥爭是異常激烈的，連一貫保持中立的大臣於烈也說“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唯中半而”，也就是說，支持者和反對者各佔一半。由此種下了“樂遷”與“戀舊”之間對立的禍根，逐漸地引發了北魏統治集團的分裂，形成了以洛陽為中心的“激進派”和以平城為中心的“保守派”兩大集團。
總之，雖然孝文帝靠自己的政治權威，用血腥手段，將遷都引發的謀亂鎮壓下去，但是這些叛亂卻揭開了北魏統治集團分裂和武裝叛亂的序幕，而孝文帝對“漢化”的推廣，無異於“火上澆油”
全面漢化一個民族的語言、服飾、姓氏是該民族的傳統和民族精神的體現，拓跋族雖然是一個少數民族，但是拓跋人也有著自己的驕傲和榮耀。拓跋族的獨特姓氏和語言是拓跋人在長期的變遷過程中形成的，這些特有的姓氏、服裝和語言，可以強化人們的同祖意識，成為民族向心力和自信力的源泉之一。對於這一點，北魏歷代皇帝都心靈意會。在維護本族語言、服飾以及傳統上，更是不遺餘力。太祖皇帝拓跋珪曾誅殺學富五車的賀狄幹，其原因就是“見其言語衣服，有類羌俗，以為慕而習之，故忿焉，既而殺之”，因此，歷史上也有這樣的論述：
案民族根柢 ，奠如語言，語言消失，未有不同化於他族者，不則一切取之於人。仍必巋然獨立為一民族，就國史觀之，往昔入居中原諸族，及久隸我為郡縣之北韓、安南。即其明證。人無不有變舊之心，有變舊之心，即無不自愛其語言者
（《魏書·咸陽王禧傳》）
孝文帝在遷都洛陽後，進行了激化的“全面漢化”政策，在孝文帝的漢化政策中，禁拓跋語、改拓跋姓、易胡服等，其目的只是在追求一種表面上的儒雅和名正言順。孝文帝採用漢姓，無非是為了表明拓跋族和漢族同類，也是“華夏正統”所在。然而民族融合並不是一蹴而就，在民族特徵和民族差別存在的情況下，想通過改用漢語、漢姓、漢服來宣揚拓跋族與漢族同根同族，這種做法只是自欺欺人罷了。這必然會損害拓跋族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從而削弱拓跋人的凝聚力和戰鬥力，孝文帝迂腐、激進的政策受到抵制也是自然而然的
結語如果說遷都洛陽已經在北魏統治內部埋下隱患的話，那對“漢化”的盲目推行無疑就將這種矛盾進一步激化，表面看，支持者和反對者基本持平，但是，這已經打破了北魏早期帝王一直小心翼翼維護的平衡，從北魏內部出現矛盾的那一刻起，北魏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優勢也開始瓦解，同時，也宣告了北魏衰敗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