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當韓信持鍾離昧之首到陳（今河南淮陽）謁見高祖時，劉邦如願以償地將他捕獲。至此，他才明白果真中了劉邦的誘捕之計。自投羅網的韓信滿腹委屈，憤怒地對劉邦說：“果如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死。”韓信引述春秋時越國范蠡的名言，道出了古代君臣可共患難，不可共安樂的古訓。劉邦聽後哈哈大笑，回敬韓信說：“有人告你謀反，我不得不拘你。”

劉邦將韓信帶至洛陽以後，有大夫田肯進言，含為信求赦之意，說及韓信三大功勞：一是還定三秦；二是平定齊地；三是垓下滅楚。細思起來，劉邦也覺得韓信功大過少，若將他下獄論刑，恐滋眾議，就將他赦免，但同時決定貶他為淮陽侯，留在京中加以監視。

平心而論，劉邦此時的確找不到韓信謀反的證據，因為他這時候既無謀反的思想準備，更沒有謀反的行動。包庇一個逃犯鍾離昧，在封國內簇兵招搖巡視，縱有不妥，亦構不成謀反罪。然而韓信的致命弱點就在於他的思想還停留在列國林立的時代，認為在封國之內他有權任意處置一切，對於在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條件下做一名諸侯王很不適應，因而與漢中央的矛盾和衝突就難以避免。韓信善於立功，卻不會避禍。在一些君王十分敏感或忌諱的事情上不知避嫌，政治乏智卻自恃過高，鋒芒畢露而終招殺身之禍。

劉邦未動刀兵就生擒韓信，但並未就此殺掉他，而是貶職監視起來。從當時的處境著想，韓信如能以此為轉折點，在與劉邦的關係處理上像蕭何一樣謹小慎微，且忠心到底，或像張良一樣激流勇退而明哲保身，劉邦即使想除掉他也找不到正當理由和事實根據，如此尚可頤養天年，得以善終。可惜的是他並沒吸取教訓，做出明智的選擇，相反卻委屈終日而耿耿於懷，同時在這種惡劣情緒支配下內心深處的叛逆意識反倒強烈增長。他先是採取一種消極的反抗辦法，常常“稱病不朝從”，覺得由王降為侯，地位與灌嬰、周勃、樊噲等原來的部下等同，十分難堪，心情異常鬱悶。

有一次，他來到樊噲的居處閒聊，樊噲因他曾是自己的上級，在軍中又享有頗高的威望，因此以接待君王的禮節來接待韓信，恭恭敬敬，言必稱臣，迎送時均行跪拜大禮。哪知一走出樊噲的家門，韓信卻無限感慨地自嘲說：“想不到我韓信今生竟混到與樊噲這樣的人為伍的地步了！”可見韓信是一個自視甚高、太愛面子又傲世不馴、不堪寂寞的人物。劉邦知韓信不滿，但因他權位已失，料已無甚大礙，也就不多與他計較，氣量也大了起來，有時還找他聊聊天。可此時韓信已萌發了造反的念頭，並且以“天下英雄我第一”，傲氣不減當年，時時鋒芒畢露卻並不知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