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
公元226年6月底，魏文帝曹丕駕崩，兒子曹睿繼位為魏明帝。同年秋天，蜀漢丞相諸葛亮，給後主劉禪上了著名的《出師表》，一來表示自己忠貞不二、身許蜀漢，二來表示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奸兇、恢復漢室，還於舊都”。
第二年春天，他率領蜀軍，開始了第一次北伐曹魏的軍事行動。從那以後，“蜀漢北伐”就像無法停下來的戰車：諸葛亮在世時，“六出祁山、五度北伐”；其後，費禕、姜維先後接力，甚至直到劉禪出降、蜀漢滅亡後，還餘火不息。
這顯示出，蜀漢北伐是一場沒有退路的選擇：與東吳孫氏政權在政治上的進退自如不一樣，蜀漢政權簡直就是“過河的卒子”，只能有進無退、至死方休。
因為它有深刻的內生矛盾，以及義不容辭的政治使命。這內外種種壓力之下，蜀漢北伐曹魏，是無奈且難逃的宿命之舉。
一句話，由於蜀漢政權合法性問題，諸葛亮及其後任們，為了緩解內部矛盾、防止內部自爆，只能前赴後繼 “一路向北”，一代又一代窮兵黷武，直至覆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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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切，還得從蜀漢基業的創立說起。
我們知道，蜀漢政權創立者劉備，是漢代劉氏皇族後裔，一直以來，靠“皇叔”這個身份，標榜“仁德”，打著“安劉興漢”旗號，吸引人心、號召天下。
然而，這一切看上去並沒什麼用。劉備集團一敗再敗，立足容身之地不斷喪失，幾乎就要走投無路了。
事業的轉機，全在於劉備哥仨“三顧茅廬”後，請得諸葛亮出山。
諸葛亮的《隆中對》明確指出，劉備集團要爭奪天下、興復漢室，首先就必須佔有荊州、益州，作為復興基地。
然而，很不幸，這兩塊地盤，恰好都是同宗劉氏的。最理想的情形，莫過於以一貫樹立的“仁德形象”征服人心，使得劉表、劉璋心悅誠服、“拱手相讓”。
顯而易見，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最終，只能選擇攻佔謀奪。
號稱仁德、口稱兄弟，結果卻做出了同宗相謀、捅刀兄弟的事，這很說不過去，也很讓人齒冷。
更關鍵的是，江山易主下，川蜀大地上，新主導力量（荊州集團）和舊勢力（益州集團）的內在矛盾，因此成了難言之痛。
怎麼辦？只有高舉“安劉興漢”的大義旗幟了。否則 蜀漢立國的政治基礎，就不再穩固，荊州集團就難免被視為“外來入侵勢力”，平時掩蓋起來的內在矛盾，總會爆發。
這是因為，劉備“詐力”獲取益州，其實並不光彩，甚至有其卑劣之處，從而在蜀漢統治集團內部埋下了難以釋然的心結和矛盾。
我們來複盤下劉備取西川始末，就可以明白一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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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赤壁大捷後，在東吳首肯下，劉備集團暫時在荊州有了一塊立足之地。之後，為了推進《隆中對》的戰略實施，又開始處心積慮謀取益州。
對這樣的本質認識，當時的蜀中，實際上不乏其人。比如，文官有王累、黃權、李恢等，武將有張任、冷苞、楊懷等。
“柔能克剛、英雄莫敵”的世之梟雄劉備，已經羽翼漸豐，他“遠得民望、近得人心”，又擁有 “臥龍、鳳雛”等傑出謀臣，還有關、張、趙雲、黃忠、魏延等一幫猛將，這麼強大人馬配備，志在爭奪天下，如果進入西川、益州，他們絕不可能伏低做小，一定會反客為主。
事實上，最深刻揭露劉備“心術不正”和“狼子野心”的，正是日後“倒掛城門捧諫章、拼將一死報劉璋”、被讚譽為“矢節最剛”的王累。
他對劉璋說，張魯犯界，不過是面板病，劉備入川，才是心腹大患。他還指出，從劉備以前的所作所為看，他絕不是什麼善茬好人：“先事曹操，便思謀害，後從孫權，便奪荊州。心術如此，安可同處乎？今若召來，西川休矣”。
無論手下們是哭諫、跪諫還是死諫，劉璋通通當做耳邊風。於他而言，想象中仁德的劉備，就如同芬芳的芝蘭。一顆愛慕之心，把自己迷得五葷三素、找不到北，他一意孤行，不僅派人請劉備入川，日後還執意親自會迎。
二劉初次相見甚歡。劉璋喜不自勝，更加迷信於這位宗兄的“仁義之心”。隨從的一班文武官員，卻恨不得潑他一盆冰水。
“別高興得太早”，他們告訴他，劉備柔中有剛，其心不可測，“還宜防之”。然而，得到的回答是：你們都多慮了，宗兄才不是你們想的那種人呢。
不作不死，良言難勸該死的鬼。大家都明白，多說無益，有些人，不見棺材不落淚。
後來的事情，我們都知道了。劉備果然很容易就找了個藉口，反目成仇、反戈一擊，率軍殺向成都——在這無情的事實教育下，劉璋估計會有深痛的感悟：“當初，自己真是好傻好天真”。
劉璋的闇弱，由此可見一斑。他認識不到，作為一個胸有大志的梟雄、政治家，劉備以仁義面目示人，更多是一種策略的選擇：不佔天時和地利，就得佔個人和。
怎麼說呢？這世上，總有這麼一類人，因為自己的仁義本性，就容易推己及人，以為天下之人都是仁人義士。所謂“仁者見仁、佛眼裡全是佛”。
他們不瞭解，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他們也難以認識到或接受人性之複雜、人心之叵測，他們更不願相信或難以想象到，這世上，會有一些人，為了爭權奪利什麼的，不要說攻打同宗，甚至可以骨肉相殘、父子相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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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傻好天真”的劉璋雖然闇弱，但他的文臣武將中倒不失明白人。
劉備入川后，一路廣佈恩德、收拾人心，到葭萌關前線卻遊而不擊。其用心用意昭然若揭。對此，這些人自然十分警覺。
後來，擔心荊州方面的安危，劉備表示“要返回”聯合孫權共破曹操，又說自己兵少糧缺，希望劉璋念在同宗之誼，借幾萬精兵和充足糧草。
這就有些獅子大開口了。何況，大傢伙還正擔心著劉備集團別有用心呢。所以，一致反對、苦諫不已。這回，劉璋總算聽進去了。
劉備的願望落空了。於是，“惡從心上起，怒向膽邊生”，當著劉璋使者的面，他扯毀了劉璋寫來的書信，還大罵起來。露出了真面目後，只好一不做二不休，迅速決定和劉璋撕破臉，開始刀兵相向、攻取益州。
對劉璋來說，屬下文臣武將們當初 “引狼入室”的預言，如今正變成了赤裸裸的殘酷現實，啪啪啪地打醒了他的黃粱美夢，而他心目中的宗兄仁德形象，更是碎了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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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妄念，引來了一場戰爭。許多年來和平安寧的川蜀大地，燃起了烽火狼煙。結果，劉備集團巧取豪奪，成功實現了反客為主，成了天府之國新主人。
巨大的成功，當然有代價。除了軍師龐統犧牲外，劉備的“仁德”形象，也在益州舊統治集團心目中大打折扣。後來，寧死不降的張任厲聲高罵，估計罵劉備的話，就是“謀害同宗，假仁假義、偽君子”之類，算是一錘重擊，也在許多益州人士心底餘音嫋嫋。
當然，隨著實際佔有荊州、益州，當初，《隆中對》的戰略規劃，得到初步的順利推進。
好日子還沒結束。接下來，劉備集團意氣奮發，除了穩固政權外，還先後在兩個方面都各有斬獲：先是劉備的益州方面軍，攻取了東川、佔領了漢中；後來是關羽的荊州方面軍，攻拔襄陽後又斬龐德、水淹七軍，攻打樊城，兵鋒所向，逼得曹操差點想遷都。
這是劉備集團盛極一時的巔峰時刻。從那以後，蜀漢國運開始走下坡路。
歸根到底講起來，還是要算在劉備集團見利忘義上。也就是，在荊州問題上，一直對盟友東吳孫權耍無賴。於是，“你不仁休怪我不義”，脆弱的孫劉聯盟，經不起挑撥離間，盟國很快變為敵國，雙方大搞互相傷害。
結果，關羽大意失荊州、父子身死，之後，劉備起兵、復仇東吳，卻遭遇了夷陵慘敗，氣病交加下，死於白帝城。蜀漢因此元氣大傷、實力大減。
到了這個地步，也就意味著，《隆中對》的戰略設想——結好東吳，從荊州、益州兩路進發，北伐中原、恢復漢室，從此逐漸成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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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帝託孤”後，蜀國軍政、外交大權，相父諸葛亮一把抓。
權力越大，責任越重。何況，當時他面對的，是一個內外交困的局面。所謂“益州疲弊、危急存亡之秋”，並非虛言。
內部，蜀漢與東吳之間的戰爭，導致疆土大失、版圖銳減不說，更重要的是，蜀漢方面損兵折將，巨量的精銳傷亡、軍需物資毀損，蜀中處處哀聲傷痛，南中地區又趁機叛亂，後院著火；外部，一時之間，與東吳和曹魏都勢成水火，強敵環伺、虎視眈眈，朝野內外、人心慌慌。
可以想見，在蜀地人民和原益州統治精英們看來，這一切禍亂災殃，都該歸因於“劉備入主西川”，不滿情緒自然難免流露出來。
蜀漢當權者由此強烈感受到政權的合法性危機。換句話說，在蜀漢國運昌隆、順風順水發展時，以往被隱藏的內部矛盾，在危難時刻顯露出來或暗流洶湧。這迫使以諸葛亮為首的荊州集團，更要集中權力加以掌控，又進而加劇新舊勢力之間的矛盾。
這也就意味著，想方設法、轉移內部矛盾，是當務之急了。最快速見效的方法，莫過於樹立起一個外部敵人，進而發動對外戰爭。
而曹丕篡漢稱帝，恰好提供了機會。這一次，“安劉興漢”的旗幟，更需要高高飄揚起來。
就這樣，“王業不偏安、漢賊不兩立”，日益成為蜀漢政權的最大政治口號。在這個可怕的“政治正確”下，出兵北伐、興討曹魏，蜀漢明知不可也要行。
這其實就是蜀漢政權最大的政治死穴，以及諸葛亮們的尷尬之處了：北伐不行，不北伐，更不行。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而開弓又沒回頭箭，哪怕兩眼一抹黑，都還只能一條道走到底。
於是，一方面，諸葛亮選擇嚥下“失荊州、夷陵慘敗”的苦果，再次修好東吳；另一方面，“攘外必先安內”，撲滅後院的叛亂之火、做好北伐前期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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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過五六年的休養生息、恢復國力後，公元228年春，諸葛亮的北伐之旅正式啟動。
戰爭是政治的延續。表面上，這場蜀漢主動發起的軍事行動，是對曹魏篡漢“姍姍來遲”的迴應，實際上，這更是一場因應國勢、國情而“被迫”發動的戰爭。
在蜀吳之戰後的六七年間，總體上，華夏大地戰火平息了下來。在這短暫的和平期間，由於率先施行屯田、軍屯制以及農耕技術的突破、發展，北方的曹魏治下國土，農業、社會生產力率先快速恢復、發展，人才、人力資源優勢也更為明顯。
在此之下，以諸葛亮為首的蜀漢統治精英明白，如果繼續讓曹魏有更長時間的和平發展環境，可以預見，不久的將來，曹魏綜合國力，將取得對西蜀方面戰略性、壓倒性的優勢，到那時，蜀漢相當於坐以待斃。
橫豎是亡，不如拼個魚死網破，興許還有一線生機。而且，戰爭除了可攪局曹魏發展外，更重要的是，政治上也有利可圖：蜀漢北伐，既表明了蜀漢政權是漢室正統，也以大義旗幟重塑了劉備和荊州集團入主西川的光輝形象，此外，以對外戰爭的需要為由，荊州集團可以實施戰時狀態，名正言順進行集權統治。
然而，兩國爭戰，是雙方綜合實力的較量，還比後勤供應能力等。而在這些方面，此時的蜀漢其實都無力匹敵。加上天時不佔、地利不便、人和不如，諸葛亮及其後任者們，唯有僥倖自己的智謀能斬獲一二，然而不幸的是，他們又遇上了將略更強的對手。
這就註定了一次次的蜀漢北伐，基本就是勞而無功。一些戰術層面的勝利，難以改變戰略上全盤落敗的結局。
然而，即便如此，蜀漢北伐一旦開啟，就如同騎虎難下，最後，內外交困下，只能困獸猶鬥，不斷陷入了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的惡性迴圈中，直至被滅亡才解脫。
於是，在諸葛亮和他的衣缽繼承人窮兵黷武中，雖然蜀漢王圖霸業最終一場空，但他們以所謂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贏得了忠臣志士的榮譽和美名。
至於代價，當然是不斷被消耗、透支的蜀漢國力，是傷殘乃至白骨累累的廣大將士，是飽受戰爭塗炭的川蜀人民和萬千生靈。
從某種意義上說，當初諸葛亮出山時，這就是命中註定的宿命。那時，26歲的臥龍，雖然智慧過人，但畢竟還不到“知天命”的年紀。因此，他憑著非凡自信逆天而行，力圖為“天命將終”的漢祚妙手回春。
然而，再厲害的國醫聖手，也只能救治病人，而不能“人力回天”。這道理，上了年紀的水鏡先生龐德公，倒是一清二楚。在劉備哥仨第一次求訪諸葛亮前，他一語就道破了：
“孔明，雖遇明主，但不遇明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