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許多成大事者都頗得“借一種旗號”號令天下的真傳與實惠。眾人皆知的春秋首霸齊桓公就是透過“尊王攘夷”的做法而獲得其政治上、軍事上的主動權。曹操的“挾天子以令諸侯”可以說又是運用這一謀略的經典範例。

但是“打鬼借鍾馗”失敗的例子也不是沒有的，遠的不說，曹操之前的董卓就是一例。

在曹操之前，先是董卓控制著漢獻帝這面“義旗”。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二月，董卓將獻帝西遷長安，安置在未央宮中。董卓自己則在長安城東修築了一座堡壘居住，取名塢。塢城牆高厚各達七丈，高度與長安城牆相等，稱為“萬歲塢”。董卓將從洛陽等地掠奪的大量金銀財寶和糧食藏在塢中，單糧食就可供三十年食用。董卓不無得意地說：“如果大事成功了，我可以雄據天下；如果不成，我守著這些東西也可以過一輩子了。”周初時，周文王立呂尚為太師，武王即位，尊為師尚父，意謂太師呂尚是可尊崇的父輩。董卓以呂尚自居，自為太師，號曰“尚父”。他擅自乘坐只有皇太子才能乘坐的青蓋車，對親戚大加封賞，以弟董曼為左將軍，封鄂侯；兄子董璜為侍中、中軍校尉，執掌兵權。其子孫即使還是幼童，也都一概授官，男的封侯，女的做邑君。宗族內外，並列朝廷，聲勢煊赫。

但可惜他是一專橫跋扈、濫施淫威的暴徒，沒有能很好地利用這一優勢，很快便落得個“暴屍於市”、“焚屍於路”的下場。

董卓的前車之鑑如何汲取，曹操陣營內部謀士們的不同意見如何採納，是對曹操能力和膽識的嚴峻考驗。對於這樣一個重大問題的決策，曹操的重要將領們是有分歧的，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在賀年節的會議中向重要的幕僚和將領提出了這個問題。

程昱首先表示意見：“依情報顯示，皇上在董承等挾持下離開關中，進駐於安邑，如果能趁機奉迎皇上，必能取得競爭優勢。”

荀也表示：“豫州離司隸區最近，目前有一半以上已在我們的控制中，如果要迎接皇帝，應以洛陽及許都最為合適，因此要準備這件工作，必須清除豫州境內其他的力量。”

首席猛將曹仁則有不同意見：“雖然張邈的勢力已清除，但呂布、陳宮等雄據徐州，和袁術勾結，隨時可能再度威脅兗州。因此屬下認為應先穩定東方，徹底摧毀袁術及呂布力量，再行經營豫州。”

夏侯的意見也差不多：“純就軍事形勢觀察，豫州連線司隸區和荊州，目前擁有部分傾向袁術和劉表的小軍團部署，正好可作為緩衝。清除豫州反而會使自己陷入北方袁紹、東方呂布、南方劉表、西北面西涼及司隸區軍團的層層包圍中，是相當不利的。”

幾乎大部分將領及幕僚都贊同夏侯的看法。

在眾人爭執不休中，曹操突然想起當年反董聯盟時自己和袁紹間的對話。

袁紹曾問曹操：“如果這次舉兵失敗，您看我們應以何處為據點最為適當？”

曹操反問：“以閣下的意見呢？”

袁紹：“我認為我們應以黃河以北的冀州山區為據點，爭得北方異族的協助，以向南爭取霸權。”

曹操當時並不同意袁紹的看法，他認為地利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心。的確如荀所言，漢獻帝雖早已名實不符，但在一片混亂的政局中，他仍是天下人心之所繫呢！

曹操當機立斷，決心奉迎漢獻帝。

此後，曹操又經過一番艱苦曲折的奮爭，終於於建安六年（公元196年）八月將當時處於困窘中的漢獻帝迎至許都。

將窘困流徙中的獻帝遷到許都，由自己來充當獻帝的保護人，是曹操政治生涯中的得意之作。曹操這樣做，不僅使自己獲取了高於所有文臣武將的地位，而且把獻帝變成了自己進行統一戰爭的工具，從此無論是征伐異己還是任命人事，都可利用獻帝名義，名正言順，置對手於被動地位，而給自己創造了極大的政治優勢。另一方面，這樣做在客觀上對國家、對人民也有好處。當時群雄割據，誰都想吞滅對方，獨霸天下。曹操迎帝都許，將獻帝置於自己有力的保護之下，雖然使獻帝變成了一個傀儡，但卻也使獻帝在局勢極為混亂的時期免除了被廢黜、被殺害的危險，保留了這樣一個國家最高權力的象徵，使得不少割據者的野心、行為受到遏制，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中央集權，對控制割據、分裂局面的惡性發展，加速國家統一的程序發揮了一定作用。

東漢末年的軍閥割據和混戰，給社會造成了嚴重的破壞，給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但是，乘亂起兵的大多數領導者，只有軍事家的頭腦，而很少有政治家布大局的眼光。而只有曹操獨具慧眼，清楚地認識到政治決策的正確與否，民心的向背，是決定勝負的首要因素。因此他毅然接受了僚屬們“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不世之略”，把獻帝迎接到自己的根據地許都，他所佈的這一大局真可謂妙絕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