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王東遷是中國歷史上一次重大事件,影響深遠。它是西周與東周的分界線,也是中國歷史進入春秋戰國諸侯紛爭時代的標誌事件。周平王東遷一事看似簡單,但其背後卻隱藏著不可告人的秘密。
一、犬戎入寇,驪山之燬
西周滅亡前,就有過不詳的徵兆。周幽王二年,三川竭,岐山崩,岐山是周文王發跡的地方,三川是中國的重要河流,周朝太史伯陽父說:“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
夏朝末年,有兩條神龍止於夏帝庭,自稱是“襃之二君”。夏後占卜,把神龍的精液藏起來,夏朝亡了之後,傳此器殷朝。殷朝亡了之後,又傳此器周朝。到了周厲王的時候開啟,精液流在庭中,怎麼也洗不乾淨。化為玄黿,爬進王的後宮。後宮的宮女碰到,懷孕生子,懼而棄之。周宣王時,有童女謠言:“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周宣王一直擔心,恰巧市中有一對夫婦賣這些東西,宣王派人去殺他們。夫婦二人逃亡,在路上見到後宮宮女所棄妖子,哀而收之。養大後,又送給襃君。襃人又把她送給周幽王,就是襃姒。周幽王三年,到後宮見到褒姒,一見鍾情,為之顛倒。這個故事跟妲己入宮迷惑商紂王的故事如出一轍,無非是表現紅顏禍水的意思。褒姒生下伯服,周幽王喜愛褒姒,愛屋及烏,於是廢申後及太子宜臼,以襃姒為後,伯服為太子。下令將廢太子送回其母國——申國。
周幽王愛幸褒姒,但褒姒有一個毛病,從不開口笑。周幽王為了博得褒姒一笑,百計調撥不成。一次,周幽王舉烽燧召諸侯勤王,諸侯匆忙趕來,有的衣裳顛倒,有的冠冕錯亂,褒姒看到此場景反而哈哈大笑。以後周幽王為了博得褒姒啟齒一笑,烽火戲諸侯,諸侯不以為信,漸漸不來。
申侯看到自己的外甥被廢黜,怒火中燒,公元前771年,聯合繒國和犬戎,一起進攻周室。周幽王下令點燃烽火臺,這次都沒來。最終周幽王被犬戎殺死於驪山之下,大肆搶掠,褒姒也被搶走。申侯殺死太子伯服,立宜臼為王,是為周平王。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在秦襄公、晉文侯、鄭武公、衛武公的帶兵護送下,從鎬京東遷洛邑,史稱“平王東遷”。
二、避犬戎難,平王東遷
周平王即位後,為什麼要東遷?史書所載平王東遷大都略而不詳,只說“平王立,東遷於洛邑”。至於為什麼要遷都,也是語焉不詳。《史記》說是“闢戎寇”。這在歷史研究中似乎早已成了定論。
戎是周人對西方民族的稱呼,稱北方的民族則稱狄。這些民族在殷商之時,就成為勁敵。到了周,其北方有鬼方和嚴狁,一說嚴狁就是犬戎,經常騷擾邊境。所以《詩經》中就有“靡室靡家,嚴狁之故。不遑啟居,嚴狁之故”,都表明嚴狁對周民族構成了強大的威脅。但周建立之前,周文王就是靠征伐西戎起家的,因而,穆王之時,“犬戎氏以其職來王”。但到了周穆王後期,犬戎就不再來朝,於是有了西征犬戎之戰,這一次戰爭以“獲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結束。周宣王時又多次出擊嚴狁,並多次大敗他們。但宣王后期,兵伐太原,竟然“不克”,此後多次以王師敗績結束。西周後期國力衰退,犬戎已經成了周朝的嚴重威脅,並且分佈於京畿之地。
在周平王遷都洛邑的同時,攜王在虢公的支援下也稱王,形成對立分裂之勢。這事在正史中沒有記載,卻在《竹書紀年》中記載了:
“(周幽王十年)先是,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於申,幽王即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餘臣於攜,週二王並立。”
虢公翰立王子餘臣於攜,攜位於何處雖然還不明瞭,但是基本都認為是在潼關以東。因為此時鎬京已被摧毀,渭河平原已被申侯聯合犬戎佔據,周王國諸侯想新立一位周王與申侯、犬戎集團對抗,關中是無法立足的。並且當時關中基本屬於周平王勢力範圍,而潼關以東則應屬於攜王的勢力範圍。
但攜王立了二十一年後,又被晉文侯所殺,《竹書紀年》記載:“二十一年,攜王為晉文侯所殺。”清華竹簡《系年》對這一事有詳細的記載,“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盤乃滅,周乃亡。邦君諸正乃立幽王之弟餘臣於虢,是攜惠王。立廿又一年,晉文侯仇乃殺惠王於虢。周亡(無)王九年,邦君諸侯焉始不朝於周,晉文侯乃逆平王於少鄂,立之於京師。三年,乃東徙,止於成周。”
對於平王東遷的真正原因,近現代一些學者提出了異議,比如錢穆先生指出:“《史記》不知其間曲折,謂‘平王避犬戎東遷’,犬戎助平王殺父,乃友非敵,不必避也。”似乎平王東遷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三、生態環境的改變促使平王東遷
現代觀點認為西周時期氣候變化,西周後期乾旱寒冷的氣候環境的是平王東遷的根本原因,而優越的自然環境也是平王選擇雒邑作為其國都的重要因素。
學界有一條中國歷史的定律,就是每當中原王朝末年,就碰到氣候上的寒冷期,北方少數民族為了躲避嚴寒,大舉南下中原。比如秦朝末年、魏晉時期、隋末唐初、北宋末年、明朝末年等,都發生北方少數民族團結為一個整體,大舉南下侵入中原的事情,甚至滅亡了中原王朝。而這條定律在西周末年也奏效,導致王室滅亡。
再加上這個時候,幽王繼位之初,即發生了川竭山崩的的自然現象,在當時的天命觀念下,都認為是“天不弔周”。因而出於恐懼,周朝整體,上至貴族,下至庶民,人們都想方設法逃避這場大災難。
周朝內部的這次東遷潮,以鄭國最為典型。本來,鄭國是在現在的陝西華縣一帶,這裡是屬於周王畿之內。鄭國的開國之君是周桓王之弟,時任周司徒的鄭桓公。這是一個深得民心的重臣,連他都因為王室多故而心生逃避之念。史載,他向太史伯陽父請教其何所可以逃死,伯陽父指點他設法逃往中原的濟、洛、河、穎一帶,這一帶就是虢國和鄶國轄地。於是鄭桓公便聽從伯陽父的指點,乃“東寄孥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
鄭國東遷後,在現在的河南新鄭建都,當時的新鄭可謂是一塊新的土地,有待開發。《左傳》昭公十六年,鄭國大夫子產回憶說:“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可見其開發之艱難。《國語·鄭語》和《史記》都記載有這件事。
除鄭國以外,楊寬先生還透過對周原考古發現的窖藏特點的研究,指出這些窖藏都是原先居住在周原的大小貴族為了臨時避難而埋藏的。與鄭桓公類似的是另一個周卿士皇父,這是一個為非作惡的大臣,他為了把搜刮來的財賄保護好,也在中原地區建立新的城市,《詩經·十月之交》一詩就諷刺了他的做法。
可見,由於生態環境的改變,周貴族的大量東遷,帶動了一個巨大的平民百姓的東遷潮,東遷成了當時的一個大趨勢。周貴族與平民的東遷,一方面加劇了周王室的崩潰,另一方面也推動了中原地區的開發,最終導致平王東遷洛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