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場的“規矩”甚多。今天來看，有的規矩不禁讓人啞然失笑，有的讓人卻讓人笑不出來。

第一條官場規矩，當官要有當官的派頭。比如，官員到衙署時，皂隸一定要在門口迎接伺候，還要次第高聲吆喝“大人駕到”，以示威儀。官員外出要鳴鑼開道、儀仗嚴整，反之被視為不成體統。

曾寫出“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的鄭板橋，他擔任知縣時，有時出巡不鳴鑼開道，不舉“迴避”“肅靜”的牌子，時人對此都看不慣。其友鄭方坤說他“於州縣一席，實不相宜”，根本不認可這種親民行為。

相反，官員講究奢華被視為“體面”。待客吃飯的時候，客人已經停筷子，菜餚還要不斷上桌，不然被認為失禮。住宅必須是寬宅大院，奴婢成群，出入有車馬伺候，這樣才有“官派”。

官員未得志時，十年寒窗，布衣徒步不以為苦。當了官，非得錦衣華服、出門坐轎，甚至吃飯、穿衣等日常起居均須奴婢相助。官越大，這種習氣越重。

同治、光緒年間的大名士李慈銘，在日記中經常哭窮，說什麼“比日窘甚，負債有如牛毛矣”。可事實上，從同治十三年起，李慈銘租了原閩浙總督季文昌的一套豪宅，“有屋二十餘楹，有軒有圃，廣植花木，氣派宏闊，湖光山色，美不勝收。”家裡僕役眾多，最窮的時候，也僱傭僕人三四人、女傭兩人、更夫一名、廚師一名、車伕一名，要的就是這個派頭。

第二條官場規矩，要懂得禮儀。俗語云：“做此官，行此禮。”下跪、磕頭、請安、站班、端茶送客等，是清代官員常用禮節，一入官場就要熟悉，否則無法做官。

下跪叩頭是大臣對皇帝、下級對上級的禮節。按清朝規矩，大臣向皇帝奏事必須跪下，不叫起就不敢起。大臣常因下跪太久而腰膝痠軟、站不起來，甚至一病不起。

為此，大臣們想出三種辦法：一是奏事簡單明瞭，不須皇帝多問，幾句話解決問題；二是用厚棉絮裹住膝蓋；三是平時在家多練習，加強鍛鍊。

光緒年間，軍機大臣王文韶七十高齡，每天在家練習下跪。李鴻章為了給慈禧拜壽，也事先每日在直隸總督府練習三拜九叩之禮。

為巴結上司，有的下屬在下跪時極其用心。《官場現形記》記載，有個縣令，得知一個同鄉升任巡府，前去拜見時，從儀門膝行至堂上，叩頭如搗蒜，直到頭上起個大包。

清朝有下級官員定期參謁長官的制度。在黎明時，下屬必須到長官衙署等待長官經過，站立兩側，垂首屏息，以示恭敬。官場有慶賀、祭祀、迎送等禮儀活動，凡長官所到之處，下屬都要提前準備，站在兩側行站班禮。

官員們常常為此來回奔波，頗為辛苦。有人作詩：“寒城跑路，滿面塵風；古廟站班，一身明月。”還有人說“終朝事業惟跑路，畢竟功名只站班。”道盡了其中的繁瑣、辛苦、無謂。與之相比，今天跟著領導“陪會”，已經很幸福了！

下屬見長官時不許戴眼鏡，否則是不敬。學者馬敘倫在《石屋續沈》中說，辛亥革命後，這一遺風仍在。1922年，馬敘倫被任命為教育部次長，與教育總長湯爾和謁見總統黎元洪。進門之前，湯爾和讓馬敘倫跟他一起摘下眼鏡。馬敘倫高度近視，謁見完畢，竟然沒有看清黎元洪的面容。

第三條官場規矩，要懂得應酬。如果不懂官場應酬，根本混不下去。晚清吳趼人《近十年之怪現狀》記載，蘇州一個即用知縣，生性迂拙，因不會應酬，總是派不了實差，二十多年生活無著，最後自盡而死。

清朝官場拜客風氣極盛，這是拉關係、通訊息所必備。每逢節假日，拜客的車馬如龍似水，擠得路都走不動，權貴之門，終日賓客盈門。逢年過節更是高峰期，整個官場都忙於此事。

由於拜客物件太多，不能一一上門遞名帖，於是發明了一種“帖到人不到”的做法，類似於現在的“人不到心意到”，稱為“飛帖”。

請客吃飯的風氣也很興盛。官場酒局大都形成慣例，數量越來越多，席面越來越大，耗費巨大。道光、咸豐年間，頗有清廉之名的張集馨擔任陝西糧道時，自稱“大宴會每月不斷，小應酬每日不斷”。

高官們還養成一個惡習，不按時赴宴。上午請客，下午還不到；中午請客，天黑還不到。《偏途論》記載，有個官員請新任金華知府吃午飯，一直等到掌燈還不見人來，這位官員跟其他陪客苦熬不住，先吃起來，吃到三鼓（晚上的23點～凌晨1點），知府才到。

迎來送往更是司空見慣。清代大儒顧炎武曾說官員有“四難”，其一就是：“時日耗於趨迎，精神殫於饋遺……不能專精課治。”蒲松齡在《聊齋》中描繪縣令對上司的迎送情景:“送迎來，則賤如聲伎，婢膝奴顏，則狀同伏鼠。”把下級官吏比喻為“獻藝的歌妓”和“捱打的老鼠”，真是入木三分。

清代大學者袁枚當過多年縣令，他在《答陶觀察問乞病書》中說，自己起早貪黑，整日奔忙，“不過為大官作奴耳”。常常顧了東邊、誤了西邊。本以為迎送備齊，卻往往受上司斥責，一邊迎送、一邊生氣。忙了一天，又要秉燭辦理堆積如山的文書簿冊。剛躺下休息，又接到驛站報告說某官又到了，只好又去迎接。

第四條官場規矩，要懂得寫官樣文章。所謂官樣文章，就是徒具形式、例行公事的虛文。官場上許多文牘是標準的官校文章，並不真去實行。《官場現形記》記載，凡是剛做官的人，沒有經過風浪，見到上司來文，有“定予嚴參”等字樣，一定慌作一團，以為上司要拿他開刀。有經驗的吏員告訴他都是套話，他還不信，經歷二次、三次，就習慣了，不再把這種文章當真。

還比如官員要循例給皇帝寫“請安折”，不談公事，單單像個小媳婦一樣地“問安”。蘇州織造李煦曾多次向康熙上請安折，未得皇帝批示，內心惶恐，繼續上折請安：“奴才前具折恭請萬安，未蒙批示……但受恩犬馬，彷徨躊躇，身心不能寧，而翹首行在，正不勝馳戀之依依也，謹具摺奏聞，伏乞慈鑑。”

把自己寫得可憐巴巴的，也不知道後來皇帝給他批示了沒有。不久，他又寫一道摺子，上面只有六個字：“恭請萬歲萬安”。類似這種徒具形式的東西，誰都心照不宣，卻一點不能馬虎，認認真真走過場、紮紮實實搞形式。

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淵源由來已久，如此種種，不一而足。作為後人，可以笑看前人，但不要再被後人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