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拉姆齊·繆爾
譯者=許磊、傅悅、萬世長
新的世界秩序？
在1919年1月舉行的凡爾賽和會上，一項重大抉擇擺在了面前。隨著世界強國的發展，世界各民族似乎被納入相互依存的關係之中。是否要建立一種能夠反映這種相互依存關係的新的世界秩序？或者一心只想著復仇，將所謂的和平強加給那些戰敗國，又或者如此前的和會一樣，在戰爭鉅變之後重新調整歐洲的政治地理格局？
和會的性質表明，本次會議希望達成世界範圍內的和解。因為儘管與會國僅限於對德國或其盟友宣戰的國家，所有戰敗國和中立國都被排除在外，但與歷史上任何一次集會相比，這次會議更能代表所有種族。在條約首先提及的五大強國中（它們同時也是會議的掌控者），有兩個國家，即美國和日本，在歐洲沒有直接利益，它們為新大陸和遠東地區發聲；其他三個國家——大英帝國、法國和義大利，則是歐洲以外世界的主宰者。在英國代表團中有來自加拿大、澳大利亞、南非、紐西蘭和印度的獨立代表，也就是說，有來自美洲、非洲、澳大拉西亞和亞洲的代表。與會的還有包括來自亞洲的中國、暹羅、希賈茲王國（Hedjaz，阿拉伯半島），來自非洲的賴比瑞亞，以及不少於11箇中美洲和南美洲國家，共計22 個次要國家的代表。此次會議大大有別於歷史上的其他集會。出席此次會議的政府為超過全球四分之三的人們發聲。然而不可思議的是，各國代表遠赴巴黎竟然只是為了與德國和它的盟友做個了斷。
在和平協議中，只有一個章節承諾建立新的世界秩序。這就是附在每項條約之前的《國際聯盟盟約》。盟約建立了一個國際中心權威機構，專門處理全人類的共同事務，聯盟代表了每個自治的國家。之所以建立這個全新的機構，用協商而非戰爭的方式解決分歧，維護全世界的共同利益，是基於這樣的認識：人類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一個相互依存的時代。每一個獨立的國家，即使像賴比瑞亞和瓜地馬拉這樣的小國家，都可以與英國和法國一樣，在聯盟的討論中發聲。這一事實讓人看到了削弱世界強國統治力的希望，它們在上一代就已經難以應付。
在此，我們並不關心國際聯盟的構成和運作，我們關心的是它對歐洲和非歐洲國家之間關係的影響。在這方面，聯盟體系有三個特別值得考慮的特徵。
第一，它提供了或者似乎提供了唯一可行的方法，使得世界免遭世界大國之間新的衝突所導致的災難，這些大國幾乎將地球領土瓜分殆盡。在世界各地，這些大國的利益相互交織， 一旦任何兩個國家之間發生衝突，幾乎肯定會波及全球，就像在世界大戰中那樣。要想避免這種危險，只能透過提供和平解決分歧的手段，並確保和平解決機制的實施，如果確有必要， 還可以組織全世界的力量。透過建立國際法庭，說服成員國訴諸普遍仲裁製度解決非法庭問題（經過長時間的擱置，它們最終就是這麼做的），由聯盟出面調停等方式，聯盟能夠建立和解的機制，如果上述方法均告無效，聯盟還可強迫成員國履行禁止使用武力的義務。換句話說，透過建立這些制度， 聯盟讓那些認可其體系的國家找不到任何藉口發動戰爭。
但在另一方面，即合全世界之力確保機制有效實施方面，卻並不那麼成功。誠然，根據《國際聯盟盟約》第16條，國際聯盟所有成員國都承諾與拒不履行義務的國家斷絕經濟和財政關係，並在必要時出兵確保這些規定的執行。但除非所有大國都同意加入，否則根據第16條發起的行動不會收到任何效果：如果有大國表示拒絕，例如決定實施封鎖，它們沒有參與其中，同時封鎖又妨礙了它們的貿易，這很可能會導致不愉快的結果。美國和俄國，作為兩個大國，從一開始就置身國際聯盟之外；缺少了它們的加入，幾乎不可能實施有效的聯合行動。
在監督較弱國家的侵略行為方面，聯盟體系可能而且也確實偶有奏效的時候。但能否制止大國的侵略活動卻一直存疑。1923年義大利進攻希臘並佔領科孚島時，問題已經表現出來， 但還沒有確定。這一問題在1931年表現得更為明顯，當時日本公然無視《國際聯盟盟約》的義務，對中國採取軍事行動，並佔領了中國的幾個省份。聯盟對此事進行了調查，並派出委員會彙報情況，委員會一致簽署了有關譴責日本行為的報告，但卻沒有按照盟約第16 條的規定採取任何措施。這條規定強行規定的義務被完全無視。這次的失敗更加明顯，因為在這個特殊的案例中，美國和俄國都密切關注，急於阻止日本的侵略活動：它們原本可以參與聯合行動，但事實上，卻並未採取任何行動加以阻止。這次失敗後果慘重，它表明在目前的發展階段，聯盟體系並不能阻止任何膽大妄為、殘忍無道的大國實施暴力行為。一個或多個世界強國有可能採取上述暴力行為，正是這種可能性威脅著世界和平、安全和安康，因此必然得出如下結論：在聯盟體系得以重組和加強之前，聯盟體系無法消除對文明的威脅，這種文明是隨著一批世界帝國的崛起而建立的。只要這種情形依然存在，歐洲擴張帶來的世界各國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就不會給世界帶來益處，而只有危險。
《國際聯盟盟約》中另一個影響非歐洲世界的部分是第10條：“國際聯盟成員承諾尊重並保護所有國際聯盟成員的領土主權，反對外來侵略。” 這似乎意味著所有強大的世界帝國的現有領土都得到了永久的保障。在有些國家，國家邊界已經明確標明國家區域，在這種情況下，此項承諾似乎很合理：在解決歐洲領土問題時，以國家間差異為依據劃分政治版圖，這種嘗試雖不盡如人意，但也算得上嚴謹。但對於歐洲國家在非洲或其他地方建立的殖民帝國來說，邊境線的劃定卻沒有這麼神聖不可侵犯，通常都是歐洲國家彼此協商劃定，並沒有與原住居民進行協商。在多數情況下，這些邊境線都只是任意劃定的直線，分割了各部落的領地。第10條似乎想將這些分界固定，這是完全錯誤的；在國際聯盟的授權下，某些有關重新調整邊界線的條款可能已經制定。
如很多理想主義者期盼的那樣，如果整個熱帶地區以及當地的所有原始民族都能納入國際聯盟的保護之下，這將是可行的。如此安排確實會開啟一個新的時代。如果是這樣，也就不必為這些廣袤地區建立一個實際上並不十分有效的國際管理體系。但這也可能意味著，從此以後，在沒有能力自我治理的落後地區，那些統治這些地區的國家將接受國際聯盟的委託實施管理——也就是代表整體文明實施管理。受託管理國必須遵守由聯盟制定的一些管理原則，同時定期報告它們的管理工作。這樣的籌劃將會方便將來勢在必行的對領土的重新調整，這也會更方便組織海、陸、空交通以及相關區域的整體經濟發展。
但是相關國家——英國、法國、比利時、義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從未想過放棄在新近征服領地的獨立主權。原始民族應該接受國際聯盟的委託管理，這一理念的確在《國際聯盟盟約》中有所體現。但它只適用於從德國獲得的殖民地以及從土耳其獲得的亞洲領土。戰勝國效仿威爾遜總統，否認它們一心只想著帝國主義式的征服。託管制度既能讓它們看起來一直在堅持這項宣告，又能彼此協商瓜分戰敗國的領地。
正如盟約22條所規定的那樣，託管制度沒能完整地表達一個全新的理想——落後民族和它們的土地不應被視為征服強國的“財產”，而應被視為文明整體的一部分予以保護，而強國則代表文明，擔任託管人的角色。這個全新的理想包括兩個方面：首先，原住民的利益應該得到充分保護；使他們免遭殘忍剝削、奴隸制度、毒品交易、精神藥物和毀滅性武器的摧殘；除必要的治安需要外，不應以軍事目的建立組織為統治者服務。其次，以貿易為目的的資源使用權應向所有國家平等開放。這些是英國熱帶殖民地上的主要執政原則。我們本應有充足的理由將這些原則推廣到所有熱帶殖民地。
第22條規定承認了委託管理的三種類型。第一種與如下的社群型別有關：“該社會已經發展到一定階段，可以暫時認定為獨立國家，在能夠獨立之前，仍然需要受委託管理國的行政指導和幫助。” 從土耳其獲得的區域被歸入此類。此類託管沒有制定有關平等貿易權的條款。這是為什麼？
第二種型別與如下的社群型別相關：社群仍處於原始階段，沒有足夠能力實現自治。在這種情況下（絕大多數在中非）， 委託國必須參與政府管理，但必須允許自由公德心的存在，必須阻止諸如奴隸、酒類以及武器販賣等不良行為，不允許建立防禦工事或訓練國民保留除治安以外的武裝，給予與所有國家平等貿易的機會。
第三種類型與如下領地有關：該領地最適宜作為受委託管理國的一部分進行管理，遵守託管國的一般法律，必須服從一些必要的保護國民權利的規定。此類情況也沒有制定有關平等貿易權的條款。所有託管國須向聯盟提交一份有關託管領土行政管理的年度報告。這些都是十分合理的規定。在有些國家，提交給聯盟的報告揭露並解決了被託管地的惡行——尤其在敘利亞、巴勒斯坦和西南非。如果殖民強國能夠下決心將自己現有的財產投放在這樣的政府中，它們非但沒有任何損失，還會收穫頗豐，文明國家和落後國家的未來關係將能得到極大緩和。
託管體制體現了極好的想法，但由於殖民帝國剛愎自用、目光短淺，實際上這個想法並未得到實施。這個體系僅限於從德國和土耳其獲得的領土。即使在這些地區，託管也並非由聯盟指派，而是由戰勝國自己決定，它們把廣袤的領土強行瓜分，完全沒有顧及那些有可能分擔這些責任的其他國家。在非洲， 德國殖民地分給了英國、法國和比利時。英國拿到了德屬東非全部領土，德國殖民地中最好的部分——除了西北部一塊地方——併入了比屬剛果。此外，英國還拿到了德屬喀麥隆的一部分，將其併入奈及利亞，多哥蘭的西部被併入幾內亞；南非得到了德屬西南非殖民地；法國得到了多哥蘭大部分領土和幾乎全部喀麥隆領土。德國在南太平洋的領地分給了澳大利亞和紐西蘭，澳大利亞拿到了德屬新幾內亞和俾斯麥群島，紐西蘭拿到了薩摩亞。德國在西美戰爭中獲得的分散在北太平洋上的島嶼，除了富含硝酸鹽的諾魯島被英國佔有外，其他悉數劃歸日本。根據1920年簽訂的《色佛爾條約》，土耳其帝國被英國、法國、義大利和希臘瓜分。然而，亞美尼亞的託管權被授予美國，但美國沒有接受。我們應當討論一下目前這些土耳其領土的命運。當我們重新審視領土的整體分配情況時，很難將其與之前的“帝國主義兼併” 區分開，儘管協約國曾鄭重宣佈摒棄“帝國主義兼併”。唯一的不同是託管體系為它披上了一件體面的外衣。
1919—1920年建立的新世界秩序影響了非歐洲世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它包含了很多還未考慮成熟的新原則的萌芽。當然，這種新秩序還慷慨到放任正在進行的反西方統治運動。事實上，戰後非歐洲世界發生的最大變化並不是來自這些和平締造者非凡的智慧，而是來自對這些和平締造者計劃的反對， 來自對西方無上權威的反抗。我們將繼續追蹤這種反抗，首先是伊斯蘭世界，然後是中國和遠東，最後是印度。
伊斯蘭世界的民族主義
伊斯蘭世界由西亞和北非的廣袤地區構成，那裡要麼全民信奉伊斯蘭教，要麼教徒的人數佔絕大多數。這些地區包括阿富汗、波斯、中亞大部分地區、美索不達米亞平原、阿拉伯、敘利亞、小亞細亞、埃及、利比亞、突尼西亞、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在先知死後（公元623年）的一個世紀裡，受先知教義的鼓動，從阿拉伯半島湧入的教徒征服了所有這些遼闊的土地。這場征服的永續性比征服的速度更加引人注目。阿拉伯人發現， 瑣羅亞斯德教信仰在波斯地區確立了下來：這種信仰除少數帕西人外，早已在地球上銷聲匿跡。他們發現，基督教在整個西亞（事實上這裡是他們第一次取得勝利的地方） 以及北非所有省份都有強大的根基：對於這些地區的民族來說，祖先的信仰已經淡出了它們的記憶，只剩下少數的遺存，譬如美索不達米亞北部地區的亞述基督教徒、黎巴嫩的馬龍派和埃及的科普特人。沒有哪次征服比這次更徹底，因為它不僅是軍事上的征服，更是精神上的征服。它不僅為受其影響的民族帶來了共同的宗教信仰，而且為他們帶來了統一的法律體系和基於《古蘭經》的社會習俗以及統一的宗教和文化語言：阿拉伯語之於整個伊斯蘭世界就如同拉丁語之於中世紀歐洲一樣，甚至猶有過之。所有這些將整個伊斯蘭世界統一起來，幾乎消除了種族和語言的差異。這種統一的象徵是哈里發帝國——擁有至高無上的世俗權力，它的職責是守護信仰。在整個現代，哈里發的頭銜均為土耳其的蘇丹所有，這個攻無不克的亞洲民族替代了阿拉伯人，統治了伊斯蘭世界。
《帝國之道》
在1000 多年的時間裡，伊斯蘭國家和拉丁基督教國家之間不斷爆發戰爭，拉丁基督教國家並沒有佔據上風。但到了18 世紀（19 世紀更是如此），隨著強大的歐洲民族國家的興起， 拉丁基督教國家不完美的統一被打破，它們開始進犯伊斯蘭國家。英國征服了印度，雖然穆斯林在印度只佔少數，但他們卻擁有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利；英國在阿拉伯半島和波斯灣建立了據點。當時的埃及雖然仍處於土耳其的統治下，但英國確保在那裡實施非常規的統治。法國征服了阿爾及利亞和突尼西亞，並自稱敘利亞基督教徒的保護者。俄國征服了中亞的穆斯林，並與英國共同成為日益解體的波斯帝國的保護國。在世界大戰前夕，義大利佔領了利比亞、羅德島及其附近島嶼，並把貪婪的目光投向亞洲西南部的小亞細亞。巴爾幹半島的基督教民族逐漸獲得了自由，並且幾乎將土耳其人趕出了歐洲。雖然蘇丹阿卜杜勒· 哈米德用盡計謀，試圖挑撥那些相互嫉妒的歐洲強國之間的關係，但收效甚微；他力圖復興伊斯蘭，並讓自己成為泛伊斯蘭運動的核心，但結果同樣徒勞；在阿拉伯中部地區的瓦哈比派教徒和利比亞的賽努西教團中，儘管人們對宗教日趨狂熱，但同樣無濟於事。伊斯蘭的統一政權似乎註定要失敗。它無法與西方民族國家相抗衡。同時，它不僅受到埃及日益興起的民族主義運動（雖然在戰前表現得並不明顯） 的威脅，更受到阿拉伯民族主義興起的威脅，這些阿拉伯民族構成了伊斯蘭世界的核心，它們一致對土耳其人沒有好感。
阿拉伯民族絕不僅限於阿拉伯半島的沙漠地帶，儘管那裡曾是它們霸業開始的地方。敘利亞沙漠本質上是阿拉伯半島向北部的延伸，新月沃地環繞著這片沙漠，從西奈半島邊境穿過巴勒斯坦和敘利亞，一直到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和波斯灣。有史以來，這片沙漠邊緣的肥沃地區一直遭受沙漠地區貝都因人的掠奪，包括沙漠和新月沃地在內的區域一直是閃米特人的家園， 甚至早在戰前，對土耳其統治的怨恨和不滿就已經在這片廣袤的地區慢慢累積，建立獨立阿拉伯國家的民族願望也正在悄然孕育。
這場戰爭讓伊斯蘭世界各國深陷危機之中。德國從未佔領過任何伊斯蘭教地區，德國皇帝在戰前曾宣稱是全世界伊斯蘭教徒的保護者，他希望利用對土耳其的影響，宣傳聖戰思想， 其含義大致等同於十字軍東征，同時喚醒整個伊斯蘭世界對抗統治他們的主人，包括英國、法國和俄國。然而聖戰無果而終：穆斯林士兵對協約國軍隊忠心耿耿。另一方面，協約國利用阿拉伯各民族中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情感對抗土耳其。英國代表和主要的阿拉伯酋長，尤其是與希賈茲省（阿拉伯半島西部的省份，包括聖城麥加和麥地那市） 的埃米爾·侯賽因簽訂了友好條約。侯賽因本人來自神聖的古來氏部落，先知是這個部落的後裔。他野心勃勃，想成為阿拉伯帝國的統治者；他從英國那裡得到含混不清的承諾：答應會滿足阿拉伯人的要求，並會提供大量的經濟援助。於是侯賽因拋下對土耳其的忠誠，加冕稱王，並集結了大量的阿拉伯非正規武裝，交由他的兒子埃米爾·費薩爾和勞倫斯上校率領。在艾倫比將軍經由巴勒斯坦和敘利亞進行征服的過程中，這支軍隊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同時也間接地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支援了英國軍隊。兩次軍事行動以土耳其軍隊大敗告終，土耳其軍隊被趕出了包括敘利亞沙漠和新月沃地在內的整個阿拉伯地區。此時，侯賽因國王以及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和其他阿拉伯地區的阿拉伯領導人都期待著阿拉伯人即將到來的自由。埃米爾· 費薩爾前往大馬士革，宣稱建立了一個獨立的阿拉伯王國。
然而與此同時，協約國正在籌劃如何處置土耳其帝國。戰爭伊始，英國即宣佈成為埃及的保護國。英國發表著名的《貝爾福宣言》（1917年），藉此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人民族家園，儘管阿拉伯人將巴勒斯坦視為主要的阿拉伯領地。根據1917 年簽訂的《賽克斯—皮科協定》，英國和法國達成協議，法國擁有敘利亞，而英國擁有巴勒斯坦和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地區。有關小亞細亞地區的劃分，協議如下：希臘獲得包括士麥那在內的西海岸地區，自荷馬時代以來希臘人就居住在那裡；義大利擁有西南部的大片領地；法國持有東南部的西里西亞；如果能夠找到保護國，東部的亞美尼亞將成為一個單獨的國家。根據上述安排，留給土耳其人的只剩下小亞細亞中部的一小塊地區。向希賈茲的侯賽因許下的含混承諾與上述安排很難調和。
君士坦丁堡的蘇丹受協約國控制，強迫他接受包含上述條款的《色佛爾條約》（1920 年） 並非難事。不料，這個條約迅速激起了土耳其人的民族情感，他們找到了一位強大的領導者——穆斯塔法·凱末爾，他是一名士兵，運氣頗好，作戰英勇。凱末爾沒有狂熱的宗教熱情，他只想團結土耳其人，效仿歐洲國家建立獨立的民族國家。在他的領導下，安哥拉的土耳其人罷黜了蘇丹，宣稱建立共和國，正式宣佈放棄全部非土耳其阿拉伯領土的所有權，但堅持聲稱小亞細亞地區是土耳其民族的國家領土，堅決要求維護該地區的完整和獨立。儘管在長達10餘年的時間裡，土耳其人一直飽受戰爭之苦，他們仍出兵進攻被派駐到小亞細亞西部的20萬希臘軍隊，讓他們潰不成軍，他們大行殺戮，將希臘軍趕到海上。
這突如其來的復興讓協約國大吃一驚。法國急忙從西里西亞撤軍並與凱末爾簽訂和約；義大利對土耳其的要求保持沉默；一小股英軍在查納克守衛達達尼爾海峽，身陷險境，若不是英國政府匆忙與土耳其人簽訂和約，他們恐怕難以脫身。根據和約，雙方將齊集洛桑，商討如何透過和平的方式而非強制的方式達成諒解。會議結果是：歐洲世界承認土耳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其領土包括君士坦丁堡和全部小亞細亞地區。但小亞細亞和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邊界仍然懸而未決。
隨後，在土耳其人中爆發了革命，這是自19世紀70 年代日本突然決定徹底西化以來，最為徹底的革命。土耳其共和國首先宣佈，將宗教權力從國家權力中分離出來——這極大地違背了伊斯蘭傳統。隨後，土耳其政府發現，哈里發精神是一種阻礙，於是宣佈廢除哈里發權力——這嚴重打擊了伊斯蘭世界的精神統一。從瑞士和義大利借鑑來的全新民事和刑事法規取代了以《古蘭經》為基礎的民事和刑事法律體系。這種半修行式的伊斯蘭基礎被廢除。全新的世俗教育體系建立起來。在伊斯蘭世界的土耳其，通用的阿拉伯文字被拉丁字母代替；女性從長期的隔離中解放出來；甚至土耳其人特有的紅色無邊氈帽也被禁戴，法令規定，所有土耳其人必須戴有帽簷的帽子，這項規定大有深意。在清真寺禮拜時，禮拜者頭部被包裹著，他們必須跪下，叩頭時前額著地，而戴著有帽簷的帽子就無法這麼做。這些根本變化影響了整個土耳其的法律、社會及宗教習俗。然而，它們幾乎沒有遭遇土耳其人的反抗。愛國主義和民族感情已然代替宗教成為維繫社會的黏合劑。伊斯蘭世界的統一被打破，正如中世紀末期，歐洲民族國家的崛起打破了拉丁基督教世界的統一一樣。
與此同時，民族精神依然在阿拉伯國家發揮作用，儘管方式沒有那麼極端。在國際聯盟的授權下，英國和法國在國際聯盟提交了它們有關託管分配的方案，並繼續付諸實踐，這時它們遭到了激烈的抵抗。在敘利亞，法國不得不出兵將埃米爾· 費薩爾逐出大馬士革，這讓法國成為了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的特殊敵人。接著，法國又將敘利亞分裂成至少四個獨立的國家，這招致了更多的不滿。這四個國家分別是：黎巴嫩（法國在此依靠基督教馬龍派的支援）；沿岸地區的新國家阿拉維（Alawiya）；中部的敘利亞國；為好戰的德魯茲派教徒建立的南部小國。但不久爆發了公開的反抗，德魯茲教派國家和大馬士革周邊尤為激烈；起義遭到野蠻鎮壓，大馬士革古城遭到兩次轟炸，淪為廢墟。國際聯盟託管委員會對這些事件進行了調查；儘管在應對大國時需要注意禮節，委員會還是確定無誤地發出了譴責。但法國對敘利亞的掌控仍在繼續，為敘利亞自治所做的準備（這是受委託管理國在託管授權下必須完成的任務）是否正在急切地向前推進，誰也不能妄下斷言。英國在自己的託管領土上——包括巴勒斯坦地區、外約旦和伊拉克，或者說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也麻煩不斷。
1920年伊拉克爆發公開反抗，但很快就被鎮壓下去，幾乎沒有流血事件。希賈茲王國侯賽因之子，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領導人埃米爾·費薩爾被趕出敘利亞後，在英國支援下來到伊拉克，併成為伊拉克國王的候選人。他在選舉中以絕對多數票當選，同時組建了議會。伊拉克感到需要保護，因為北方的土耳其人正虎視眈眈，他們宣稱對摩蘇爾省擁有主權，而伊拉克人僅憑一己之力無法與土耳其人對抗。很快，英國開始急於想甩掉這些無利可圖的責任，儘快離開伊拉克。它與伊拉克簽訂了同盟條約，並承諾儘快讓伊拉克加入國際聯盟，這將會終結托管。但這隻有在伊拉克和土耳其兩國邊境問題解決之後才可能實現，無奈土耳其態度堅決。最終，這個問題提交給了國際聯盟，國聯派出特別委員會對此事展開調查。委員會主張摩蘇爾應歸屬伊拉克；但由於該省仍有相當數量的亞述基督徒，所以委員會敦促英方託管期限再延長25年，或持續到伊拉克成為國際聯盟成員國為止，這樣受委託管理國就能確保基督徒的安全。土耳其人對此解決方案表示抗議，但最終做出了讓步。英國與伊拉克簽訂了新的同盟條約。1931年，伊拉克成為國際聯盟成員國，英國的託管從此結束。如此一來，伊拉克成為繼土耳其之後另一個伊斯蘭新興民族國家，阿拉伯民族主義者的抱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實現。
在約旦河沿岸之外的廣袤沙漠地區，即如今稱為外約旦的地方，侯賽因的另一個兒子也建立了君主國。相對來說，這個小國並沒有波瀾壯闊的歷史。它一直心甘情願地受英國的託管， 因為它需要保護；沙漠貝都因部落的戰亂，以及阿拉伯半島上的動亂（正如我們現在看到的那樣） 都威脅著它的安全。為了防止好戰的瓦哈比派的入侵，英國軍隊（特別是空軍） 經常被徵調到此地。無論到什麼時候，這個小國缺少了他國的保護，都無法存活。不過至少它可以以自己的方式生活，這也多少實現了阿拉伯人的抱負。
在巴勒斯坦，英國作為受委託管理國，面臨著更加艱鉅的任務。它必須協調兩種幾乎相互矛盾的義務：一方面，要建立猶太人家園，鼓勵猶太人移民；另一方面，儘量對非猶太（主要是阿拉伯人） 公民及其宗教權利不存偏見，不傷害他們的情感。阿拉伯人將巴勒斯坦視為自己的領土，受世界各地猶太團體的資助，大量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這讓阿拉伯人非常不滿。英國需要足夠的智慧、耐心和堅定應對這種情形，尤其是阿拉伯人自發組織了抵抗運動，而猶太人則獲得許多國家強大勢力的支援。暴亂時有發生，國際聯盟一度成立了調查委員會負責調查託管情況。但總體來說，問題還是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
將近10萬猶太人在此定居，給這個國家帶來新的繁榮，阿拉伯人也從中獲益；但猶太人仍只佔總人口的一小部分。在這樣一個嚴重分化的社群，究竟是否有可能建立起有效的自治體系，我們只能拭目以待。巴勒斯坦可能永遠也不會是一個純粹的猶太國家或阿拉伯國家，種族衝突的危險將永遠存在；一旦一方佔了上風，將會發生種族迫害的危險。因此，在很長時間內， 來自外部的控制都將是必要的。雖然困難重重，起碼英國駐巴勒斯坦的軍隊可以減少到最小規模，不像法國必須在敘利亞維持大規模駐軍。
阿拉伯半島地區沒有被託管，而是得以保持獨立。但多年來，這一地區都存在著嚴重動盪的隱患，還有可能出現宗教狂熱的復甦。阿拉伯半島中部有一位精明強幹，善於掌控局勢的統治者，內志之主——伊本· 沙特，他是瓦哈比教派中實力強大的苦行派信徒的領袖。他征服了大部分各自為政的酋長，眼看就要以公平的方式將整個阿拉伯半島統一起來。值得一提的是，他向希賈茲國王侯賽因和他的兒子們宣戰，並取得了勝利。在世界大戰中，協約國主要就是和侯賽因家族合作，並向他們許下了含混的諾言，答應阿拉伯獨立。這位瓦哈比派酋長迅速佔領並征服了侯賽因的王國，並於1925年取得了聖城麥加和麥地那的控制權。但危險隨時可能會發生，因為阿拉伯人可能會從阿拉伯半島傾巢出動，入侵伊朗和外約旦，特別是這兩個國家的統治者是戰敗的國王侯賽因的兒子。能夠化險為夷， 首先要歸功於伊本·沙特的準確判斷力，以及英國（伊朗和外約旦的受委託管理國） 的成功斡旋：它安排簽訂邊境條約，明確劃定了阿拉伯半島的疆域。英國確實是唯一一個在阿拉伯半島擁有據點的歐洲大國：除了作為三個阿拉伯國家的委託管理國外，它還控制了亞丁，是其內陸貿易區的幕後主宰，同時長久以來，英國還被認為是位於波斯灣的阿拉伯國家——科威特的保護國。不過大體而言，阿拉伯半島的命運還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埃及的民族主義運動甚至比土耳其和阿拉伯國家的更為激烈。從本書的前幾章可知，自1882年之後的一代，埃及在英國的指導下襬脫了破產，恢復了繁榮；埃及蘇丹曾一度被馬赫迪攻佔，重新回到了野蠻狀態，後來在英國和埃及共管的名義下，其實是在英國行政人員的領導下，蘇丹主權重被奪回，並恢復了往日的繁榮。但英國在埃及的地位一直處於非常規狀態：埃及一直是自治國家，直到1914年它仍是法律承認的自治國家，其宗主權歸屬土耳其，儘管克羅默勳爵和他的繼任者只是埃及政府形式上的顧問，但事實上，他們控制著事態的發展。在戰前， 反對英國權力的聲音已不絕於耳，但只限於受過教育的階層；而從英國政權受益良多的農夫或農民卻是心滿意足，毫無怨言。
當戰爭來臨時，埃及的地位有些尷尬：由於宗主權歸屬土耳其，從法律上講，每一個埃及人都是英國的敵人。為了改善這種情況，英國政府（1914年12月） 宣稱英國是埃及的保護國，並宣佈土耳其的宗主地位就此結束。但這意味著埃及人失去了獨立，成為英國皇室的臣民。這導致了反英情緒的高漲， 民族主義運動向農民階層蔓延。戰爭期間，這種新型而又狂熱的民族主義並沒有明顯地表現出來，因為埃及到處都有英國、澳大利亞和印度的軍隊。但戰爭剛一結束，民族主義就突然爆發，當得知英國人已許諾阿拉伯人自由，民族主義變得更為高漲。如果阿拉伯人能擁有政治自由，為什麼埃及人不能？
這場運動由能力出眾、熱情高漲的薩德· 扎格盧勒領導，他是埃及王國前首相。他提議派代表團（又稱華夫脫黨）赴英，要求英國放棄保護國的身份，承認埃及獨立，同時派代表出席和平會議，將埃及的不滿公之於世。由不妥協的民族主義者組成的華夫脫黨應運而生，並在全國範圍內迅速發展起來。英國政府拒絕接待代表團，並將扎格盧勒驅逐至馬耳他。於是，1919年爆發了一場大規模的起義，在很短的時間內，英國的統治者幾乎失去了對整個國家的控制。土耳其的征服者艾倫比勳爵，作為高階專員被派往埃及平定局勢。他成功平息了起義，並釋放扎格盧勒，後者前往巴黎，向和會陳述了埃及的主張。但由於其他大國均承認英國的保護國身份，扎格盧勒並未取得成功，他隨即返回埃及組建自己的政黨。然而艾倫比勳爵強烈敦促英國政府：想要避免混亂局面，避免武力鎮壓，就必須放棄保護國的身份，承認埃及的獨立，然後與埃及政府簽訂和約，以保護英國的權利。
於是，英國政府派出以米爾納勳爵為首的委員會，報告總體形勢（1920年）。但該委員會受到埃及領導層的一致抵抗。不過，委員會還是對形勢做出了公平公正的評價，明確建議應該承認埃及的獨立，但雙方應協商達成協議，保證英國在蘇伊士運河的通行安全，保護外國在埃及的利益，確保蘇丹政府的有效職能。為實現以上幾點，英國承擔了明確的責任，為履行這項責任，英國必須在埃及駐紮軍隊。英國還聲稱要控制埃及的外交政策，保證埃及免受外國侵犯。但這些條件使埃及的“主權獨立” 成為空談。扎格盧勒和他的朋友拒絕接受任何條件，他們擁有足夠實力，埃及政府不敢無視他們。1921年12月，扎格盧勒再一次被驅逐，先是塞席爾群島，然後是直布羅陀；但這麼做只會增加他的知名度和追隨者的暴力行為。針對英國政府官員的暗殺行動在埃及時有發生，甚至連那些持較溫和觀點的埃及人也不放過。儘管局勢混亂，（1922年） 英國政府釋出了“單邊宣告” （因為無法達成和約），稱其取消保護國身份，承認埃及的獨立，但同時宣佈，有關上述四點，現行狀態必須繼續保持，直到以協議的形式加以解決。
英國政府有關上述四點的要求並非沒有道理。很明顯，在民族主義高漲時期，埃及的外國居民需要保護。他們以前享有特權，有自己的法庭，之所以被廢除，是因為英國權力能夠保證司法的公正，而且這種保證不會輕易撤銷。擁有蘇伊士運河的管理權不僅對大英帝國的交通至關重要，而且對世界貿易的安全也同樣重要。埃及人宣稱蘇丹是其領土的一部分，事實上他們佔領蘇丹僅有半個世紀的時間，由於當時埃及的管理嚴重不當，蘇丹爆發起義，馬赫迪隨之崛起。隨後，蘇丹再次被英國征服和重組：不能再讓所有的努力付之東流。從蘇丹流入埃及的尼羅河對埃及的生活至關重要，它有可能會被控制蘇丹的勢力插手；但這有可能，而且最終也確實是透過協約得到了合理的解決。但令人難以理解的是，為什麼不能向國際聯盟提交這些問題，特別是埃及的和平涉及許多國家的利益。如果當時提交國際聯盟的話，就能使埃及人實現和解，而且不會傷害到英國。
1923年，埃及政府頒佈了一部新的民主憲法；在隨後的大選中，華夫脫黨大獲全勝；薩德· 扎格盧勒從流放地歸來，當選了新體制下的第一任首相。1924年，他前往倫敦，試圖與英國達成協議；但是他害怕因妥協而失去聲望，所以這次訪問一無所獲。與此同時，暗殺行動還在繼續。1924年，英國人李· 斯塔克爵士被暗殺，他時任埃及軍隊的總司令（指揮官） 兼蘇丹總督，這標誌著暗殺行動達到高潮。於是，英國政府採取了迅速而堅定的行動。它向埃及政府再次表示，該事件讓它在全世界蒙羞，並要求埃及支付鉅額賠款，立即起訴並懲戒罪犯， 鎮壓所有的恐怖組織，撤回所有埃及駐蘇丹的軍隊。埃及政府拒絕對其中幾點要求做出讓步，於是英國軍隊佔領了亞歷山大港的海關（埃及的大部分稅收都從此處獲得）。至此，埃及政府不得不做出讓步。薩德· 扎格盧勒這時已經辭職，他無法忍受那些讓他名譽受損的質疑，同時他也讓他的支持者們產生了無法實現的期望。埃及國王一度在沒有議會多數議員的支援下實施統治；雖然在後來的選舉中，薩德· 扎格盧勒再一次獲得議會多數派支援，但他無力迴天，很快就淡出了人們的視線。直到1934年，英國和埃及之間的關係都沒能得到圓滿的解決。埃及的議會制實際上已經瓦解，埃及被國王的提名者所統治。儘管英國專員聲稱，他有權干預外國人被虐事件，但他已不再幹涉埃及的內政。英國軍隊仍駐紮在埃及保護蘇伊士運河。蘇丹就像英國的領地一樣被統治著。在尼羅河的上游河谷，大型灌溉工程已經啟動，埃及和蘇丹已經就蓄水的分配問題達成了工作協議。雖然人們不時抱怨埃及管理不善，但並未引發新的動亂。雖然埃及名義上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而非被託管國或被保護國，但埃及卻不能奉行獨立的外交政策，也不能成為國際聯盟的成員國。儘管如此，埃及的民族抱負還是得到了部分的滿足，它的處境雖非常態，但確實意味著伊斯蘭世界的分裂進入了下一階段。
在戰後的幾年裡，民族主義和反西方的動亂已經從老土耳其帝國的版圖擴大到了整個北非地區。1911年，利比亞被義大利兼併，此後對抗義大利的戰爭從未停歇；抵抗軍的主力是狂熱的塞努西教團，他們控制著中部的綠洲；直到墨索里尼精心組織了一系列戰役，義大利才控制了沿海為數不多的幾處要地。突尼西亞自1881年以來一直受到法國的保護，由當地官員行使管理權。受埃及民族運動的激發，突尼西亞也爆發了一場激烈的民族運動；法國雖不情願，但也被迫引入更多的民主制度。這些讓步是否會滿足突尼西亞的民族主義運動，要等待時間去證明。但同樣的讓步並沒有在印度產生多少效果。
最後，在幅員遼闊的摩洛哥（名義上由摩洛哥蘇丹統治）， 其北部海岸建立了西班牙保護區，而其餘地區則屬於法國保護範圍。裡夫部落（位於北部山地，法國和西班牙交界的邊境） 在年輕的阿卜杜勒· 克里姆的領導下，震驚了世界。他們先是成功地將西班牙軍隊趕到海上，然後又成功地與法國和西班牙聯軍周旋了一段時間。利用從敵人那繳獲的西方軍需品，阿卜杜勒·克里姆一度成功地將北部山區的所有部落聯合了起來。如果他當初將阿特拉斯山脈附近所有未被征服的部落全部聯合起來，他很可能已經實現了自己的目標——實現摩洛哥柏柏爾人的完全獨立。因為對於厭戰的法國人來說，想要說服他們撐到這場戰役的結束並非易事。事實上，裡夫人的異軍突起是伊斯蘭民族反抗西方支配力量和區域民族主義運動發展最顯著的標誌之一。在統治5年後，阿卜杜勒· 克里姆於1926年被推翻。在其統治期間，他英勇的反抗行動極大鼓舞了敘利亞、埃及和其他地區的民族主義者，同時也表明，西方列強同樣可以被西方的武器打敗。
伊斯蘭王國的最東端也爆發了類似的運動。事實上在戰爭爆發之前，波斯就似乎註定要被俄國和英國分割。俄國長久以來在其北部和裡海附近人口稠密地區確立它的影響力。在1907年簽訂的《英俄協約》中，俄方接受對它“勢力範圍” 的劃定，同時英國在波斯東部的沙漠地區得到了自己的“勢力範圍”。英波石油公司也在其西南部獲得了巨大的石油開採特權， 並且給數以千計的波斯工人提供了就業崗位。戰爭期間，波斯國內一片混亂，北部強大的俄國軍隊和南部的英國軍隊共同控制著波斯。1917年沙俄政府垮臺後，一股英軍接替了俄國軍隊，在裡海附近行使職能。戰爭臨近尾聲，整個波斯看起來幾乎成為了英國的受保護國。1919年，英國和波斯達成協議，波斯政府承諾僱用英國的軍事、金融和科技等方面的專家。19世紀80年代，正是透過任命英國專家和顧問的方式，英國勢力在埃及確立。如此看來，波斯在戰後似乎也像當年的埃及一樣，受到英國的影響。
然而隨後卻爆發了反抗運動。1921年，波斯出現了一位領導人，類似土耳其的穆斯塔法· 凱末爾。他叫禮薩· 汗· 巴列維 ，曾是俄國軍隊裡的一名小兵。當沙俄軍官被遣散後，禮薩領導了這支軍隊，行至德黑蘭時發動政變，建立了波斯議會， 性質類似凱末爾建立的土耳其議會。1923年，禮薩自稱國王。他的目標與凱末爾的一樣，希望效仿西方重組自己的國家，從西方列強手中獲得獨立，在全國每一個地區確立中央政權的權威。他聘用美國專家幫助恢復經濟；組建強有力的軍隊；強迫全國各地所有半獨立部落的酋長實際上服從於他；他見證了最後一支外國軍隊（英國軍隊） 撤出波斯；不久後，他感覺自身足夠強大，能夠迫使英波石油公司同意修改其享有的特權，並同意增加上交國庫的款項。禮薩使國家擺脫了國外的控制，並將它轉變成一個高效、有組織的民族國家。
最後，阿富汗也加入民族獨立的大軍中。多年以來，因為與英屬印度簽訂的條約，阿富汗不得與他國建立關係，作為回報，它每年都會得到財政補助。該制度是為防止俄國插手阿富汗。戰爭期間，在位的埃米爾· 哈比布拉一直信守協議，縱使德國和土耳其使者試圖說服他，但總是徒勞無功：因為他不太可能冒險同時惹怒英國和俄國。戰爭後期，俄國方面的威脅似乎已不復存在，阿富汗人渴望擺脫對西方列強形式上的隸屬關係，此時他們的願望有望實現。
1919年，埃米爾·哈比布拉被謀殺，他的兒子，也是王位繼承人阿馬努拉表達了決心，誓要實現阿富汗的完全獨立。他突然出兵印度，並寄希望於印度穆斯林的支援，後者不甘心土耳其的沒落。但是第三次阿富汗戰爭（約定俗成的叫法） 持續時間很短：戰役持續幾天之後宣告結束，阿富汗戰敗，被迫同意和解。事實上，這場入侵所造成的動盪導致了印度和瓦濟里斯坦諸部落之間漫長而又耗資巨大的戰爭，這些山區部落生性好戰，位於阿富汗邊境的印度一側。但對於阿富汗而言，雖然戰敗，但卻收穫了不亞於勝利所帶來的利益。由於印度政府再也不用擔心俄國的威脅，於是宣佈放棄一直以來對阿富汗外交權的控制，同時取消由此支付的財政補助。阿富汗重新獲得了完全的民族獨立。
本著凱末爾和禮薩的精神，阿馬努拉努力用現代國家體系武裝阿富汗，同時強迫那些不守規矩、不服從他統治的屬地服從他的管理。他專橫跋扈，甚至有時行為反常，於是反抗之聲四起，最終不得不退位。但是，作為最偏遠落後的伊斯蘭國家， 阿富汗已經開始在民族主義和反西方的運動中扮演角色，運動已經遍佈從大西洋到開伯爾的伊斯蘭世界。阿馬努拉的成就之一就是和新土耳其簽訂了條約，該條約中的一些表述值得記錄下來。條約寫道：“這次多虧了全能的真主，東方世界的覺醒正在日益得到關注”；條約“承認所有東方國家的解放”；條約“承認它們的絕對自由和享有獨立的權利”。
這些短語表明，伊斯蘭世界的歷史翻開了嶄新的一頁。可以說，伊斯蘭民族正在否定歐洲的政治主導地位，程度深淺不一。但與此同時，它們正在捨棄伊斯蘭的傳統而接受歐洲的方式與理念。歷史悠久的伊斯蘭精神紐帶被打破，正如中世紀末拉丁基督教的精神紐帶被打破一樣，甚至打破的方式也如出一轍——民族國家的崛起。在10年戰爭期間，伊斯蘭世界共建立了六個獨立的民族國家：土耳其、波斯、埃及、伊拉克、阿拉伯和阿富汗；而其他一些國家，如敘利亞諸國和外約旦也正在孕育之中；還有一些，如摩洛哥、突尼西亞和利比亞努力從西方殖民者的手中贏得自由。它們向歐洲的世界強國統治發起了挑戰，並屢見成效。在當下這種相互依存的世界中，誰又能預言這些國際社會的新成員們將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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