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塔山事件的歷史背景

1947年6月5日在新疆北部爆發的北塔山事件，曾經轟動一時，當時有不少的中外記者都跑到新疆去採訪訊息，作過各種各樣的報道。在那一時期裡，許多人對北塔山事件的發生有各種不同的看法，有的認為只是單純的中蒙邊境糾紛事件；有的則認為蘇聯繼承帝俄的政策，企圖逐步控制新疆，使新疆脫離中國，建立所謂“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實際由蘇聯來控制；有的認為是外蒙古軍隊在蘇聯指使下，與伊犁事變集團相呼應，目的在於消滅在阿爾泰（即阿勒泰）地區和它們相對抗的烏斯滿的力量。不管怎樣說，這個問題現在還不能作出任何結論，還不能徹底弄清楚外蒙古軍隊當時進攻北塔山駐軍的真正動機。

1947年6月5日北塔山事件發生時，我是國民黨駐新疆部隊的最高指揮官，負有守土之責。當得知外蒙古軍隊無端向我守軍進攻時，便嚴令駐守北塔山的騎兵第一師的馬希珍連堅決抵抗，並命駐在奇台的騎一師第二團團長韓藩立即率該團主力前往增援。不久，在擄獲蒙軍的戰利品中有蒙古邊防軍司令的一個作戰命令，這份命令中的第一條就說：“北塔山是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被華軍侵佔，驅逐華軍，鞏固邊防，是我們的神聖任務。”我看了這個檔案後，弄得莫名其妙，因為在我的腦海裡，一直認為北塔山距離外蒙古邊境還有很長一段路程。既然蒙軍這樣說，不能不認真研究一下，我就約集了熟悉新疆和外蒙古關係的一些人（記得有漢文會會長劉效藜，外交特派員公署科長水建彤等人），並搜尋了一些文獻資料（例如楊增新所著《補過齋文牘》等），開會研討，從資料中和同他們的談話中，概略地了解到下述情況：

1、辛亥革命後，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受帝俄煽惑，在庫倫（現在的烏蘭巴托）宣佈獨立，1912年春派兵進攻科布多科布多在清朝設有參贊大臣管理地方軍政，在行政區劃上直隸中央。當形勢危急時，北京政府曾命令新疆、伊犁、阿爾泰（當時在伊犁設有鎮邊使，在阿爾泰設有辦事長官，均直隸中央）派兵往援，但援軍尚未集結，科布多就於1912年8月失陷了。外蒙軍攻陷科布多後，又於1913年7月間兩次進襲阿爾泰地區的察汗通古，均被新疆都督楊增新派駐在那裡的部隊擊退。指揮官為旅長蔣松林，團長張劍帝俄政府以囊括科布多和阿爾泰的目的未遂，乃由駐北京的俄國公使及駐迪化領事先後照會中國政府及地方當局說：“中國軍隊萬不可逾越阿爾泰山之北，如果貴國軍隊調到薩克賽，中國自有對付的辦法，其阿爾泰及沙拉蘇美（即承化）等處，難免中國不發軍隊佔據。”同時俄國自庫什莫敦開拔部隊5000，進駐科布多東南之胡蘆庫勒及喀喇烏蘇，策應外蒙司令丹帕藏宗，並派兵進入喀什、伊犁，以威脅新疆當局。

當時的北京政府是軟弱無能的，既不敢發兵抵抗，又不能據理力爭，以不擴大事態為理由，遂在北京與俄使開議和約，循外交途徑由中央與地方同時解決：

（1）民國1年（1913年）11月中國外交部與俄國公使簽訂宣告條件內開：“外蒙自治區域應以前清駐紮庫倫辦事大臣，烏里雅蘇臺將軍，及科布多參贊大臣所管轄之境為限。”

（2）民國2年（1913年）12月21日阿爾泰辦事長官帕勒塔與俄國駐阿爾泰領事庫申科於承化寺（即沙拉蘇美）簽訂中蒙臨時停戰軍隊駐紮界線條約，其第一條全文：“中國軍隊與喀爾喀軍隊，自此條約有效期內，均以阿爾泰最高分水界，自森彼得堡條約第八條內載的奎屯山起，東至江噶什，順布林根河至濟爾噶朗河口，再東南經察汗通古之西北陶甘策凱，至哈爾根圖阿滿止為界，彼此不得越過界線，更不得彼此開仗。但駐在察汗通古一帶的中國軍隊，於此條約簽字後三個月內，退回新疆元湖地方。”並宣告：此條約係指雙方駐軍地點而言，與科布多和阿爾泰的疆界問題決無干涉。就在這個時期，俄國駐阿爾泰領事曾一度提出，說什麼：“據科布多蒙古長官來信，深以布林根疆界一節為不然，欲請劃以拜克塔山（即北塔山）為界。”這就可以看出帝俄侵佔阿爾泰整個地區的野心，並未因簽訂了宣告而終止。

幸次年（1914年）歐戰發生，帝俄傾全力在西方作戰，無暇東侵，到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遂使阿爾泰邊界得以10年無事。

當外蒙軍隊在帝俄慫恿下進侵阿爾泰時，伊犁、塔城、阿爾泰三區均系直隸北京，各自為政分治，鑑於形勢孤危，經新疆都督楊增新與阿爾泰辦事長官帕勒塔，伊犁鎮守使楊飛霞等多次協商後，於1914年將伊犁鎮邊使撤銷，改為鎮守使；1916年塔城參贊撤銷，改為塔城道；1918年阿爾泰辦事長官撤銷，改為阿爾泰道，都歸併入新疆。

2、外蒙古侵佔阿爾泰領土的經過1923年（民國12年）外蒙軍進犯布林根，擄去布林根縣佐，威脅當地蒙民歸順。

1933年（民國22年）新疆多處發生變亂，外蒙乘此機會，又派兵越境竊據布林根河縣境。1935年我阿爾泰區行政長沙某（可能為沙力福汗）派祕書長滿開與科布多行政長貢布在嶽爾毛蓋圖會議，曾議定“以阿爾泰山正幹分水嶺為界，凡阿爾泰山之水流向新疆者，屬新疆；流向科布多者，屬外蒙”。按此規定，所有烏樑達阪山南之水均系流向布林根河，外蒙自應將佔去的布林根縣城歸還新疆，但科布多並不履行規定，將佔去的布林根縣境推諉不還。

1938年（民國27年）6月20日外蒙科布多邊卡軍隊忽進佔本布圖地方，及附近的哈拉巴爾齊克一帶，強迫我邊卡士兵撤退，我青河設治局局長郭永隆親往本布圖與外蒙邊卡官才楞會晤，要求外蒙軍隊退出侵佔的地方。才楞竟強詞奪理地說：“本布圖、也楞齊、哈爾齊哈圖、哈拉巴爾齊克等地，均屬外蒙地界，中國邊卡部隊現駐紮哈拉巴爾齊克等地，乃系屬於外蒙地界，應請迅速撤退。”郭局長答稱：“科布多與阿爾泰原日交界，北至烏樑達阪，東北至門開海爾根雪山，系以阿爾泰正幹分水嶺為界，外蒙佔據我布林根縣境不還，復又侵佔至察汗河地帶，實非善鄰之道，令人不能容忍。”外蒙邊卡官才楞理屈詞窮，乃說：“我係奉政府命令駐防邊卡，不能商談邊界，應該雙方電報政府，聽候派代表會議解決，目前雙方暫駐現時地點，不要衝突，以免違背雙方政府的和平意旨（即蒙卡駐本布圖，華卡駐哈拉巴爾齊克）。”

不久，蘇德戰爭爆發，外蒙軍隊全力戒備日本關東軍，無暇侵略阿爾泰，我西北地區的重要屏障-阿爾泰，得暫保全。

蘇聯1940年出版的地圖，竟將阿爾泰山脈南面全部山嶽地帶分別劃入蘇聯及外蒙版圖，界線達於北塔山及元湖，侵地數萬平方公里，面積大於瑞士、盧森堡、比利時、荷蘭的總和。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蘇聯政府是具有承襲帝俄企圖侵佔阿爾泰的政策。

烏斯滿退踞北塔山

新疆是中國西北的一塊廣大的領土，南北2200公里，東西2500餘公里，面積達160多萬平方公里。天山橫亙其中，崑崙山雄峙於南，沙漠戈壁佔地甚廣。解放以前，全省人口是500多萬，包括13個民族，計：維吾爾、哈薩克、漢、回、滿、蒙、柯爾克孜、塔塔爾、烏茲別克、塔吉克、俄羅斯、錫伯、達斡爾。其中維、哈、柯、塔、烏，都是突厥語系民族，信奉伊斯蘭教，回族和塔吉克族亦信奉伊斯蘭教。錫伯、達斡爾都是滿族的分支。以維吾爾族人數為最多，約佔全省人口75%。其次為哈薩克族，約有40多萬人，絕大多數住在天山以北的伊犁、塔城、阿爾泰三個區內。

新疆的哈薩克族人，除有小部分定居下來從事農業或商業外，大部分是以遊牧為主，仍然儲存著一種部落制度。許多部落沒有固定的住地，經常流動，在夏天喜歡住在山裡，稱為“夏窩子”，因為氣候涼爽，水草茂盛，適宜於牲畜的飼養和繁殖，到冬天便移居低窪地帶，稱為“冬窩子”。這些哈薩克族部落，一般擁有許多牲畜，他們吃的多半是牛羊肉，喝的是馬奶或羊奶，正如古語所謂“以肉為食酪為漿”。現在多有以饢作為主食的（饢是以麵粉特製的，可以長期儲存）。同時以牛、羊奶晒乾製成的“奶疙瘩”，也是一種富有營養和耐飽的食物。由於經常和自然界接觸，加上吃的東西富有營養，所以一般人的體格很健壯，男女老幼都善於騎馬，喜狩獵，精射擊，崇拜英雄，把勇敢善戰的人稱為“巴圖魯”（英雄的意思）。

烏斯滿生於阿爾泰區的富蘊縣，是哈薩克族中毛勒忽部落的首領，為人有膽量，精於騎射，充滿著個人英雄主義思想。自1937年起，他就反對盛世才的專政，起初只有7個夥伴，以後得到阿爾泰區多數哈族人的擁護。因他驍勇善戰，而被稱為“巴圖魯”。盛世才曾幾次派兵去剿他，由於他地形熟悉，加上他那時得到外蒙的支援（一開始，外蒙曾援助過他，以後不知何故決裂了），盛世才消滅不了他。1944年11月7日爆發了伊犁事變，烏斯滿參加了這一運動，到1945年上半年，伊犁、塔城、阿爾泰等地相繼脫離國民黨新疆省政府的統治。1945年下半年三區的軍隊繼續向精河、烏蘇進攻。自9月3日起，不明國籍的飛機轟炸烏蘇、精河，伊方軍隊以重炮、燃燒彈等不分晝夜集中攻擊，精河守軍約一個師兵力全部覆滅，烏蘇守軍隨即受到威力強大的攻擊。至9月5日，烏蘇被陷，守軍大部分被殲滅。至此，三區軍隊一直推進到綏來的瑪納斯河的西岸，距省會迪化僅140多公里。同時對南疆更分路進攻，全省陷於動盪混亂中。

那時駐在迪化的國民黨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迭電向蔣介石告急，內有“事態嚴重，前途不測，只有一死殉國”等語。蔣介石接電後，甚為焦慮，即派政治部部長張治中飛往迪化，指示他調查這次事變的實在情況，提出報告，作為解決問題的參考。張治中於9月13日飛到迪化（那時我被派為駐新疆第九分校主任，與張同機飛迪）。14日會見蘇聯駐迪化代理總領事葉謝也夫，徵詢他的意見，葉謝也夫表示：“這是中國內部的事情，蘇聯不便干涉中國內政。就他個人的看法，這件事最好是設法和平解決。”張治中表示同意他的意見，並請他代為向伊犁方面疏通，首先停止軍事行動，以便雙方派代表商談。葉謝也夫答應把張的意見轉達莫斯科，並表示他個人願意從旁幫助。張治中了解國民黨在迪化兵力單薄，人心惶惶，除設法和平解決外，別無他途，遂電蔣介石建議通過外交途徑，從事和平解決。並於16日離開迪化，飛回重慶向蔣介石彙報。

張治中回到重慶不久，蘇聯駐華大使彼得洛夫就向國民黨政府外交部提出了一個備忘錄，全文如下：據蘇聯駐伊犁領事轉報蘇聯政府稱：有維民數人，自稱是新疆暴動的人民代表，向該領事申請，並暗示希望俄國人出面為中間人，擔任調停彼等與中國當局所發生的衝突；並聲稱：暴動人民原無意脫離中國，其宗旨在使維民在新疆佔多數的各地如：伊寧、塔爾巴哈臺（即塔城）、阿爾泰、喀什各區，達到自治的目的。該代表並列述過去新省當局對彼等的種種壓迫。蘇聯政府因關切其與新疆接壤之安寧與秩序，如中國政府願意，則準備委派駐伊寧領事，試對中國政府提供可能的協助，以便調停新疆已經造成的局勢。

國民黨政府經過幾度研商後，決定派張治中為中央政府代表到迪化去和伊犁代表會談，並答覆蘇聯政府表示感謝。

張治中於1945年10月14日由重慶飛到迪化，同行者有：樑寒操、彭昭賢、屈武、張靜愚、鄧文儀、劉孟純、王曾善等人。

伊犁方面派出代表三人是：賴希木江.沙比爾阿吉、阿不都哈依爾.吐烈、阿合買提江.喀司莫夫。

這次談判，經過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自1945年10月17日開始，至1946年1月2日止，達成了初步協議，主要是關於改組新疆省政府和省政府的組織辦法及一些重要施政綱領；第二階段自1946年4月7日起至6月6日止，才達成最後協議。這一階段的談判，主要是關於三區民族部隊的編組和駐地等問題。1946年7月1日新的新疆省政府成立。

1946年4月，張治中被派為西北行轅主任，我被派為西北行轅參謀長，仍兼第九分校主任。陶峙嶽擔任新疆警備總司令。到1946年11月初，陶峙嶽調西北行轅副主任，我接任新疆警備總司令。原在新疆負軍事、政治責任的朱紹良、郭寄嶠、吳忠信等均另調他職，離開了新疆。

當時我們對於伊、塔、阿三區內部情況了解得很少，一直以為他們是一個整體，不料新的省政府成立未久，烏斯滿便於８月間派代表來迪化要求見張治中主席，張治中先叫祕書長劉孟純接見了解來意後，認為烏斯滿是阿爾泰區專員，是伊犁方面的一個組成部分，如單獨接見，恐怕引起阿合買提江等人的猜疑，便邀約了阿合買提江、包爾漢兩副主席一起接見烏斯滿的代表。這位代表當面交出烏斯滿的信件，信中首先表示和平條款簽訂後，阿爾泰區並沒有和省政府發生關係，所以派人前來晉謁。其次，要求哈薩克族在迪化有名望的人士如艾林郡王、賈尼木汗（當時擔任財政廳長）、蘇來滿等回阿山去。第三，希望對和平條款的內容得到充分的解釋。第四，地方各項困難，請求救濟。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說是邊防重要，請派軍隊進駐。

自和平條款簽訂和省政府改組以來，伊犁方面一直拒絕張治中派任何人進入三區，成為省府工作上經常發生爭執的問題。烏斯滿的代表一來，使我們顯然看出他們和伊犁方面是大有分歧的，使我們理解到阿合買提江等對三區並不是能夠完全控制的。

張治中和阿合買提江、包爾漢兩副主席一起公開會見烏斯滿的代表後，這位代表又向張派來負責招待他的人表示，說還有機密事，要單獨向張主席報告，張又叫劉孟純和他祕密會談。據劉告訴我，這次會見，除談了一些阿爾泰區的情況外，主要有兩點：1、說蘇聯藉口和盛世才簽訂的條約，派了一批人到富蘊縣開採鎢礦，有將近百輛卡車晝夜不息地把礦砂運走，烏斯滿反對，想用武力將他們趕走；2、請求迅速以邊卡部隊名義派部隊入阿爾泰支援，並接濟槍械彈藥。

張治中召陶峙嶽、劉孟純和我商討這個問題，我和劉孟純均主張充分利用他們的矛盾，進行分化瓦解，儘可能接濟烏斯滿的槍支彈藥及其他必要物資，但不贊成派部隊進入阿爾泰，因距離過遠，補給不易。至於蘇聯在那裡開採鎢礦一事，主張通過外交途徑慎重處理，反對烏斯滿想用武力驅逐的意見。當時張治中原則上同意這樣做，但他又恐怕被伊方發覺，引起摩擦，使許多問題，不易商討解決，因而他有些猶豫。最後，他指示先撥發烏斯滿一些彈藥及一些日用品等，交那代表帶回去，並叫劉孟純答覆烏斯滿提出的兩個問題：第一，關於蘇聯派人開採富蘊鎢礦問題，我們可以向蘇聯方面提出，但須在中蘇經濟合作談判成功後再提。烏斯滿切不可採取武力行動，以免引起意外糾紛。第二，關於邊卡部隊問題，根據和平條款，是屬於三區問題的一部分，須與三區軍隊改編問題同時解決，邊卡部隊目前不能派遣。

烏斯滿的代表得到答覆，並領到一些彈藥物資後，於8月28日離開迪化回阿爾泰去。及至9月3日，烏斯滿又派第二個代表來了，名字叫拉提甫，說是因第一次派來的代表出發後久無訊息，所以再派他來，路上也沒有遇到回程的代表。

這位拉提甫代表帶來烏斯滿的信件，比上次代表帶來的更具體，其內容主要有：第一，請政府即派軍隊開入阿爾泰；第二，請政府接濟槍支1000枝到2000枝；第三，請派代表和電臺常駐阿爾泰；第四，請省府將阿爾泰專區經費直接發給；第五，請省府撥發糧食布匹茶葉等。

烏斯滿為什麼要接連派代表來見張治中呢？我於1947年冬在奇台和他會面時，他曾和我詳細談過，現記述其大意於下：“我們在新疆的哈薩克族人，與蘇聯的哈薩克共和國的哈族本來是同一血統，蘇聯革命後，對在俄國境內的哈族人殘酷鎮壓，有許多人被殺害了，財產被沒收了，宗教信仰被剝奪了，現在新疆的一些哈族部落是由俄國逃過來的，因此我們哈薩克族人非常害怕和仇恨蘇聯（就我所知，十月革命在中亞細亞俄國境內也進行著一場殘酷的階級鬥爭，那些少數民族的部落首領和一些宗教頭子等，為了他們的階級利益，反對和害怕這種革命，是自然的）。當1944年伊犁事變發生的時候，我曾和伊犁的一位哈族首領愛力汗訂過一個密約：1、要保持中國的領土完整，反對使新疆脫離中國的任何企圖；2、堅決維護宗教信仰。這主要的兩點獲得了愛力汗的同意後，我才參加伊犁的事變，成為他們的支持者。但事變發生後不久，愛力汗發現事變集團的一些重要負責人，有的是蘇聯人，有的加入了蘇聯籍，例如軍事指揮官伊斯哈克江，就是蘇聯的柯爾克孜族人，是蘇軍中的一個軍官；其他好些人或者是長期住在蘇聯，或者是在蘇聯求學，大多入了蘇聯籍。他們受蘇聯駐伊犁領事館的指揮，他們發動事變，成立所謂“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愛力汗和在伊犁一帶的一些哈族首領，不同意他們這樣做，大多被他們逮捕了。阿合買提江等人知道我和愛力汗的關係，知道我不同情他們的主張，覺得我不願意受他們的指揮，就想收拾我，他們拉攏阿爾泰區的另一個哈族頭目達裡力汗來和我搗亂，想以達裡力汗來代替我，所以我要請求中央政府幫助我，我一定要和他們鬥爭到底。”

烏斯滿第二次派來的代表拉提甫提出的具體要求，張治中召集我們商討過好幾次，有時討論到深夜一兩點才散，最後，張治中改變了他先前的猶豫態度，決定儘可能地支援烏斯滿。他指示劉孟純把阿爾泰區專員公署的行政經費直接發給，不再經過伊犁方面轉發，把阿爾泰行政區的專員印信交代表帶去，並撥發阿爾泰專員公署一部分糧、布匹、茶葉及其他日用品等。這些措施，並在省政府會議上公開宣佈。同時，張治中又指示陶峙嶽和我，發給烏斯滿部步槍400枝（或者是300枝，確數記不明確了），輕機槍10多挺，以及必需的彈藥等，並命軍務處（即是軍統局派在新疆的特務機關，這個軍務處名義上屬於新疆警備司令部的一個處，實際上受西北行轅迪化辦公廳的直接領導）處長佘萬選派一個電臺隨拉提甫一道到烏斯滿那裡去（我記得這一組電臺一共去了3個人），隨時報告那邊的情況。張治中並指示我和陶峙嶽，這一工作要絕對機密地進行，萬不可使阿合買提江等人知道。關於派部隊進入阿爾泰區一事，我們也作過認真的研究，不是不想派去，而是限於當時的軍事力量不夠，尤以補給運輸上的困難，只好作罷了。

張治中為什麼在這個問題的處理上改變了他先前的猶豫態度呢？主要是他和阿合買提江代表著兩個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常張治中的目的，是希望伊方和他通力合作，逐步消除民族間的歧視，各民族間和睦相處，在南京國民黨政府的領導下，把新疆建設成為一個他所標榜的所謂“三民主義的新新疆”。逐步地實施縣級以下的地方自治，發展新疆的經濟、文化、交通、運輸以及普及教育等事業。並要求伊、塔、阿三區的武裝力量，接受改編。取消三區的特殊化。關於新疆的國防，完全交由中央政府駐新疆的軍事指揮機構負責處理。

阿合買堤江等人的目的，則是要求國民黨軍隊撤出新疆，要求在喀什、阿克蘇等地成立民族部隊，要求將中央政府的直屬機關一律改屬省政府，要求撤換除伊、塔、阿三區以外的其他七個區的行政專員，推薦他們的人到南疆各縣去擔任縣長等職務……至於取消三區的特殊化，以及三區武裝力量的改編等問題，則根本採取拒絕態度。並以迪化維吾爾文化會為中心，經常組織一批人遊行示威，到省府請願，要求這樣那樣，南疆有些地區亦常發生遊行示威等種種事情。張治中所要的是社會的秩序和安定，阿合買提江等人所要的是煽起各少數民族起來驅逐國民黨政府在新疆的勢力，甚至有人還是要驅逐和消滅在新疆的漢人。

由於伊方的要求過多，而且涉及一些根本性的重大問題（例如要國軍撤出新疆等問題），使張治中深感難以應付，利用烏斯滿來分化和牽制伊方以減輕其壓力，這是張治中當時站在南京政府的立場和他自己的切身利害，必然不可避免地要採取這種手段的。

張治中把經費物資等直接交給烏斯滿，引起伊方的嚴重不滿，而暗地接濟烏斯滿槍械彈藥以及派去電臺，也不可能不被伊方偵知的。伊方對烏斯滿不同意他們的政治主張以及烏斯滿為人的跋扈，早已不滿，原來是想利用達裡力汗來削弱和牽制烏斯滿，同時仍然想拉攏和團結他。及至烏斯滿兩次派代表到迪化，並得到張治中的支援後，就把烏斯滿當成敵人看待，認為非徹底消除不可了。

1947年2月，伊犁方面從伊寧、塔城等地調集3個騎兵團，並附以炮兵，歸伊斯哈克江指揮，向阿爾泰進兵。烏斯滿勢力僅1000多人，自然不敢與之對抗，曾通過我們派在那裡的電臺，一再要求派兵前往支援，我們經過多次研究，認為如派少數兵力去，不能與伊方匹敵，反有被消滅的危險；如派較大的兵力（一個騎兵師左右的力量）去，補給大成問題。

同時考慮到如果伊方再增兵，則和平局面就會破裂，所以沒有答應烏斯滿的請求。當時也考慮到烏斯滿勢力被伊方消滅或驅逐後，奇台一帶有被伊方勢力從阿爾泰南下襲擊的危險，為預防萬一，當命駐在奇台的騎兵第一師（這個部隊是屬於青海馬步芳的，1945年冬開入新疆，師長為韓有文）派出一個連開往北塔山戒備，偵察伊方軍隊的行動，並相機與烏斯滿部取得聯絡。

烏斯滿在伊方軍事勢力的壓迫下，於1947年2月間退出承化（即阿勒泰縣府），退到青河以北的溫都哈拉附近與伊方勢力周旋了一個時期，以力量懸殊，遭受相當損失，到3月間被迫退到苦兒圖，伊方勢力繼續進迫，4月中旬又退到大石頭與烏龍布拉克一帶。這兩個地點均在北塔山的西端，距離騎一師馬希珍連據守的陣地約有20多公里。我當電飭馬連長與烏斯滿密切聯絡，並予以必要的支援。同時我又電知派在烏部工作人員轉告烏斯滿，表示慰勉。囑暫在北塔山附近休整，不要急圖反攻，所需糧秣及必需日用品，當迅即運送救濟。並要他儘可能地偵察伊方的軍事行動，隨時電告。

烏斯滿退到北塔山附近後，曾寫一封信給迪化行政專員哈德萬。這封信是對全國同胞及伊斯蘭教徒發的，在這封信中有如下的語句：“我們哈薩克族同胞為了爭取民主自由與和平，首先舉起了革命的旗幟，我烏斯滿在8年以前就領導著哈薩克族的優秀青年與盛世才暴虐的黑暗政治奮鬥到現在，我們以為和平條款簽字，民主的新疆省政府成立，我們革命的目的，就算成功了一半，其餘應該努力的一半，就是在和平保障之下，實施各項建設。豈知我們的革命就在此時變了質，為革命而犧牲奮鬥的哈薩克同胞反而成了被清除的物件。現在已經有不知來歷和沒有番號的強大武力，自本年2月1日起開始向我們阿爾泰區進攻，我烏斯滿被民主的新疆省政府任命為阿爾泰區的專員，我是國家的官吏，有守土的責任，為了執行和平條款，為了奉行施政綱領，保障國家領土，擁護張兼主席建設新新疆的政治主張，我們阿爾泰區的哈薩克族同胞，堅決對一切破壞國家統一，摧毀宗教的惡勢力，予以嚴重的打擊……希望全國同胞，尤其是伊斯蘭教胞，不論在物質上或精神上給我們哈薩克族同胞以最大的援助。”

這封信曾譯給張治中看過，他不許發表，因為恐怕刺激伊方，引起和平的破裂。同時他更恐怕刺激蘇聯，因為信中說到有“不知來歷和沒有番號的強大武力”，似系影射蘇聯。

中蒙軍隊北塔山之戰

北塔山是譯名，曾被譯為拜塔克山、拜山、巴他克山等名稱。北塔山的位置約在北緯45.3°，東經91.1°，海拔1500公尺左右。距離奇台約200多公里，為迪化、阿爾泰、哈密三區間的要隘。其北面為蒙新邊界的阿爾泰山，西南臨準噶爾盆地。

從奇台北上青河、富蘊等縣必須從這裡經過。山的西面有大布遜，是個小市鎮，為牧民的交易場所，在楊增新、金樹仁時期，大布遜一帶駐有軍隊，防備山北的哈薩克竄擾奇台等地。盛世才時期，在這裡設有警察派出所，歷任所長多為哈薩克族人。迄1940年阿爾泰山東部發生事變後，北塔山形勢更加重要，1941年以後，盛世才為了控制東部阿爾泰山並向青河、富蘊等地出兵，從奇台北山旁將軍戈壁東部修了一條汽車路，直通喀喇同克，北塔山便是這條汽車路上的要站。1944年冬季烏斯滿率部在阿爾泰地區暴動後，很快就席捲富蘊、青河，並將北塔山的警察所搗毀。

北塔山東西長約30華里，南北寬約20華里，山上都是高大的原始森林，山坡是草地，山上山下都有泉水。氣候變化很大，冬季積雪很厚，夏天晚間在山上也要穿皮襖。

自奇台至北塔山之間約200公里的地區，沿途都是茫茫的戈壁，沒有什麼人家。

從北塔山向東北行，距離蒙古人民共和國邊境最近的地方-察汗通古，按中國《申報》館出版的地圖比例計算約有400多華里。過去新疆的統治者，一直在北塔山東北的布林根，設有一個設治局。

1947年4月15日烏斯滿退到北塔山附近後，由於他在阿爾泰哈薩克族中的號召力，歸附於他者日漸增多，由原有的1000多人，增加到3000多人，吃的方面大成問題，要求救濟的電報，不斷拍來，張治中命省政府及新疆供應局（這個供應局是屬於軍事系統的）撥發糧食及其他物資運去，伊方表示不滿。他們指斥烏斯滿為反動分子，是賊娃子，是強盜。他們開除了烏斯滿的阿爾泰區專員的職務，由伊方派達裡力汗繼任。新疆省政府為了了解問題的真相，曾由省政府會議決議推包爾漢副主席，保安副司令黨必剛等人於４月４日飛到承化進行調查，在那裡只呆了幾天就回來了，聽說帶回了一些當地居民控告烏斯滿的檔案，並向省政府彙報了情況，詳細情形我不大清楚。

烏斯滿是不甘心於他的失敗的，退到北塔山附近後，仍不斷向青河一帶進行遊擊，成為威脅阿爾泰的不可輕視的力量，所以伊犁方面對他仍深具戒心。

當時我派在北塔山擔任戒備的馬希珍連佔領的陣地，是在北塔山最高峰-阿同敖包(漢語)與北坡二層山峰-恰裡臺，大小胡較爾臺一帶。他們用石頭和木料，構築了相當堅固的陣地。

1947年6月2日外蒙的邊防軍派來代表兩人（著普通便服，未著軍服）到北塔山見馬希珍連長，說馬部所駐的一帶地方是屬於蒙古人民共和國的，要馬連在48小時內退出，馬連長答覆他們說：“我們這裡離你們外蒙古邊界還很遠，從來沒有聽說這帶地方是屬於你們的，我連奉命駐守此地，有守土之責，沒有上級命令，我們是不能退出的。”雙方爭論很久，馬連長叫兩個代表暫留，候打電報向上級請示。馬連長認為外蒙古邊防部隊的要求完全無理，所以也沒有十分重視這個問題，只作為一個尋常的事件來處理，這個請示的電報經過其師部軍部的輾轉，送到新疆警備總司令部時，已是衝突發生後幾天了。實在的，他們也絕沒有料想到外蒙古軍隊會越境突然向他們進行攻擊的。

1947年6月5日黎明，外蒙古軍隊一營，附有炮兵一連，突然向馬希珍連進行猛烈攻擊，除炮兵集中火力轟擊陣地外，並有塗有紅五星標誌的飛機5架投彈轟炸和低飛掃射我守軍陣地，這些飛機還向烏斯滿部駐地的大石頭、烏龍布拉克一帶投彈多枚。馬連官兵英勇抵抗，他們憑藉工事沉著固守，當外蒙軍衝到陣地前時，投擲大量手榴彈，使外軍遭受損失，攻勢頓挫，就這樣，打退了外蒙軍的數次衝擊，一直到黃昏，戰況才緩和下來。外蒙軍原以為一舉就可消滅馬連，沒有想到會遭到如此頑強的抵抗。這一天的戰鬥，我馬連傷亡士兵10餘人，馬被炸死數匹，外蒙軍的傷亡較我為大。

馬連長當晚以緊急電向其軍長馬呈祥（騎兵第五軍軍長）報告外蒙古軍隊向他突然進攻及戰鬥經過和傷亡情況，在電文中指明那五架飛機是蘇聯飛機，並請求派兵增援。馬呈祥軍長於6月6日清晨持電來向我報告，我認為問題重大，立即召集參謀長沈靜、副參謀長羅開甲、供應局局長夏日長、供應局參謀長羅文山及部分參謀人員開會，研商對策，當決定：

1.命駐奇台的騎一師第二團團長韓藩即率該團主力（留一個連在奇台北面擔任警戒）前往北塔山增援。

2.派供應局參謀長羅文山前往奇台負責辦理對北塔山部隊的補給事宜，抽調一個汽車連（約有可用卡車10多輛）和一個駱駝大隊並組織當地的一部分大車，專任該方面的運輸。

3.命騎五軍駐在迪化附近的部隊，立即調一個團開往阜康，準備支援奇台方面。

4.為預防伊、蒙互相勾結向我大舉進犯，立即命令各部隊提高警惕，加強戒備。

5.組織一個參謀組（由總部及騎五軍參謀人員組成）前往北塔山了解情況，並調查自奇台至北塔山一帶的軍事地理。

6.嘉獎英勇保衛祖國領土的馬希珍連，發給該連官兵獎金。

7.將外蒙軍隊向我進犯情形，分別電南京國防部及蘭州西北行轅報告。

我把緊急措施處理後，即從總部所在地-東花園，走到新大樓去見張治中，向他報告北塔山方面發生的情況，及我所作的幾項重要處置，他聽了這個訊息，感到十分驚異，隨即把副參謀長劉任、祕書長劉孟純叫來，我們幾個人商談了一回，誰也沒有想到外蒙軍的行動是屬於邊境糾紛的問題，當時只有兩種看法：第一種看法：認為是伊、蒙配合，目的在於消滅烏斯滿的勢力。

第二種看法：認為可能有較大的企圖，先消滅烏斯滿部後，由北塔山南下，襲擾我奇台、鎮西、七角井一帶，截斷我通往蘭州的交通線，然後從正面瑪納斯河發動攻擊，脅迫我答應伊方所提各項條件。

張治中側重於第一種看法，我和劉任較為側重於第二種看法。

張治中同意我所作的各項緊急處置，並囑將所得情況隨時報告他。

外蒙軍於第一次攻擊失敗後，於6月6日進行了一天的調整和準備，7日晨8時，先以飛機在我陣地上空偵察後，隨即投彈轟炸，與此同時，其炮兵亦集中火力向陣地轟擊，約一個多小時後，他們的步騎兵便開始接近我陣地，在對面山腰裡，他們的重機槍以熾盛的火力掩護其突擊部隊前進，我守兵很沉著，一再擊退了他們的進攻。先是馬希珍曾派其副連長到大石頭與烏斯滿聯絡，告知外蒙軍進攻情形，烏斯滿對他說：“我知道外蒙軍的情況，他們沒有什麼了不起，等到他們再來侵犯時，我來幫你們打，一定把他們打敗。”他的態度和語言充滿了狂妄和自信。到7日這一天，當外蒙軍再度向馬連進攻時，烏斯滿果然自動地率部參戰，先在北塔山的北邊山腰地帶與外蒙的騎兵部隊激戰，互相沖殺，這樣，也就掩護了馬希珍的左翼。烏斯滿率部百餘騎與外蒙軍隊激戰幾小時以後，他本人突然單人匹馬，風馳電掣般地奔向外蒙軍重機槍陣地，揮刀砍宕機槍射手兩人，奪得重機槍一挺，又迅速地跑回來了。

7日這一天的戰鬥是相當激烈的。外蒙軍志在必得，所以攻勢較5日那一天猛烈，曾幾次突入我守軍陣地，而守軍馬希珍連知道他們離此一步，即無死所，決不能有絲毫的動搖，因此全連官兵百餘人均抱定與陣地共存亡的決心，戰鬥意志很旺盛，同時他們也知道增援的部隊快要到來，只要能堅持一兩天就行了。加上這一天有烏斯滿部的助戰，戰鬥到黃昏，終於打退了外蒙軍的多次攻擊，而保持了原來的陣地。8日上午外蒙軍又在其飛機炮火的掩護下發起進攻，突擊兩三次，均被我守軍擊退，而這時我增援部隊騎二團已經陸續到達了。是日午後，我軍開始反攻，聚集在山麓的外蒙攻擊部隊，看見形勢不利，遂撤退到北邊高山去了。

這幾天的戰鬥，我軍共傷亡20餘人，被炸死馬10多匹，外蒙軍遺棄在我陣地前的屍首30多具，其受傷人數，估計較陣亡人數要多二三倍。

我軍擄獲蒙軍小炮1門，輕機槍3挺，步槍20餘枝，手槍兩枝，無線電機一部，軍旗數面，以及檔案地圖等。烏斯滿部繳獲的，未計算在內。

被擊斃的外蒙軍遺屍中，有上尉軍官一人，可能是個連長，在其圖囊裡有作戰命令等檔案，我得知後，即囑馬軍長轉知韓團派專人送來迪化，經派人翻譯（我看過那份檔案的原文，不是通常所見的蒙文，而是用俄文字母拼的）後，是一個外蒙邊防軍中校某某（其姓名記不得）所下的命令，並附有這個部隊的編組表一份和進攻部署的要圖一張。記得這個部隊的編組大致於下：三個步騎兵連、一個重機槍連、一個小炮排（有兩公分的小炮2門）、一個通訊班，並配屬一個山炮連（有火炮4門）。因此判斷向北塔山馬連進攻的外蒙軍，大約是一個加強營。

這份作戰命令的第一條就說：“北塔山是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被華軍侵佔，驅逐華軍，鞏固邊防，是我們的神聖任務。”其餘各條，則是賦與各單位的作戰任務。我們看了這份作戰命令的檔案後，才發現這次衝突，還包含著有所謂邊境問題。

我們將外蒙軍向北塔山進犯及有蘇聯飛機助戰種種情形，電報南京國防部，國民政府利用這一事件，大肆宣傳：政府所屬各報，如《中央日報》、《和平日報》等，均在第一版用大字標題，同時一再發表社論，譴責蘇聯和外蒙的侵略行為；國民政府的各院部，也對這件事表示異常關切，立法院和行政院均曾就此事開會討論；國民黨中央黨部並指示各地的“民意機關”、“文化團體”等紛紛發出通電，呼籲全國同胞注意，併力主中央採取強硬外交政策。青年黨的頭子曾琦除發表談話攻擊蘇聯的侵略行為外，並賦詩登在上海、南京的一些大報上，我記得有這樣兩句：“北塔山同長白山，胡兵忽寇玉門關。”

北塔山事件發生後，國民政府的外交部分別向蘇聯及蒙古人民共和國提出嚴重抗議，蘇聯政府於6月21日由其駐華大使館參贊費德林遞交我外交部覆文一件，否認蘇聯政府曾參與北塔山事件。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6月22日由其駐莫斯科公使以覆文交國民黨政府駐蘇大使傅秉常，堅持北塔山系在蒙古共和國疆界之內，中國軍隊侵入蒙境，才引起軍事衝突等語。同時據合眾社倫敦6月16日電：莫斯科電臺廣播蒙古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的宣告稱：蒙古邊防守軍乃因華軍越入蒙古境內，遂被迫在飛機掩護之下，加以擊退。該電臺否認華方所傳進攻中國疆界之說，並斥為捏造之言，顯有挑撥的作用云云。據該電臺廣播6月5日事件的真相稱：中國軍隊一個分遣隊，進犯蒙古人民共和國疆界，在梅爾丁戈爾河（譯音）一帶邊境，佈置16公里長的陣地，掘設壕溝，並於襲擊蒙古邊境哨兵時，調兵增援，蒙古邊防軍司令曾派人往見華軍部隊長，要求退出蒙古境內，但遭拒絕，使者並被其扣押，因此蒙古邊防軍遂被迫採取擊退侵犯者的措施。邊防軍部隊一營，在蒙古空軍飛機數架掩護之下，迫使進犯者退出蒙古人民共和國。蒙古邊防軍在採取此項軍事行動時，並未越入中國境內。華軍撤退後，乃在6月9日在華軍營地內發現蒙古軍使及邊防軍士兵4人的屍體，身上皆有嚴刑拷打的傷痕。蒙古人民共和國已向中國政府提出強硬抗議，並保留要求中國政府嚴懲罪犯，及賠償蒙古所受損失的權利。

這種說法，顯然是捏造事實，顛倒黑白，想以此來掩飾它的侵略行為，因我們當時派到北塔山擔任警戒的，只有一個騎兵連，這個連離其後方基地達200多公里，何致於更前往蒙古邊境襲擊蒙古邊防軍哨兵？我派到北塔山去調查情況的參謀，曾一再向馬連官兵詢問有無離開北塔山再向北面去活動的事，他們都堅稱沒有過，掘設壕溝，佈置陣地，均在北塔山，蒙古人民共和國答覆中國政府的抗議，堅持說北塔山系在外蒙疆界之內；外蒙邊防軍司令的作戰命令，說北塔山是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被華軍侵佔，他們的任務是要驅逐華軍。這就充分說明進攻的是蒙古人民共和國的軍隊，而不是中國軍隊，外蒙軍多次進攻不能得逞，在我軍陣地前遺棄屍體多具，在6月8日晚，蒙軍派兵將屍體拖回去，絕不是什麼“華軍撤退後，在華軍營地內發現蒙古軍使者及邊防軍士兵的屍體……”。外蒙軍原派來的使者兩人，我好像記得馬呈祥軍長說過他們（指馬希珍連）曾懷疑那兩人是間諜，因而在戰鬥中他們將其殺害是很可能的，關於這兩個人究竟是如何處置的？其情形我記不清了，至於說到蘇聯飛機參戰之事，因為當時在新疆部隊的官兵，都不認識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國旗式樣和飛機標誌，看見塗有五星紅旗的就認為是蘇聯的。當馬希珍這個電報送到新疆警備總部時，關於蘇聯飛機問題，我們也曾討論過，並報告了國防部。

還有一種說法，說是烏斯滿部退到北塔山附近後，曾有些哈薩克人一度侵入蒙古境內，劫掠蒙古人的牲畜並捕人等行為，因而引起這次衝突。但以後我和烏斯滿會面向他詢問時，他堅決否認有過這種事。縱使有這種事，亦絕不能認為這是外蒙古邊防軍採取的自衛行動，因外蒙軍司令曾通牒馬希珍連限48小時內退出北塔山陣地，隨後在其作戰命令中又明確地寫著：“北塔山是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被華軍侵佔……”這樣，問題就很簡單，如果承認北塔山是屬於中國的領土，則外蒙軍向北塔山的進攻就構成了一種侵略行為，決不能以其他理由來沖淡和掩飾這一事件的本質。

北塔山事件發生後，蔣介石的心情是複雜的，矛盾的。他自己貿然發動的內戰，不到一年功夫，損失甚大，軍事上節節失敗，形勢日益不利，現在又爆發了北塔山戰爭，他深恐伊蒙結合，進兵迪化、哈密，那時無力支援，勢必丟掉新疆，會更加動搖他的統治地位，感到很苦惱；另一方面，他又認為這是一個機會，除指使國民黨的宣傳機構，大力宣傳蘇聯和外蒙的侵略，想借以轉移國人的視線，藉以打擊中共外，他又決定派國防部長白崇禧專程去新疆調查北塔山事件並視察駐新國軍，想把這次事件更加擴大，以取得美國及國際上一切反蘇勢力的同情和支援。

蔣要派白崇禧去新疆，是6月12日決定的，並定於13日起飛，同時以電報通知了張治中。張治中於6月12日深夜收到蔣的來電後，深為焦急，立刻打長途電話去南京，但是叫不通，隨即拍發了一個急電給蔣介石和白崇禧，請白千萬不要來，說來了會對新疆局勢極為不利等語。電報發出後，張治中徹夜未眠，等待著南京的訊息。6月13日上午8時左右，白崇禧的行李已裝上飛機，隨行人員及送行者亦多到了機場，當白崇禧正預備乘車前往飛機場時，收到張治中的電報，他很不高興，但張既來電阻其行，只得請示蔣介石，蔣亦收到了張的電報，遂囑白中止新疆之行。1948年春我到南京，有一天白崇禧約我到他家裡吃飯，談及這件事，白激憤地對我說：“文白（張治中的別號）說是怕刺激蘇聯，不讓我到新疆去，這真是從未聽說過的怪事，新疆是中國的領土，我作為國家的國防部長，到自己國家的領土上去旅行視察，難道也要經蘇聯的批准才行嗎？……”張治中為什麼要力阻白崇禧去新疆呢？據他對我說：“白健生以反蘇反共著稱，現在北塔山事件又牽扯到蘇聯，他一來，必然引起蘇方的嚴重不滿，我們都知道阿合買提江等人所代表的伊犁勢力，是有其背景的。

現在我們和伊方，正處在緊張和微妙的階段，白健生在這個時候到新疆來，不啻火上加油，會使局勢更為不利……”等語。

6月8日我北塔山守軍擊退外蒙軍的攻擊後，戰爭並沒有從此結束。他們的飛機在六七月裡，幾乎是經常在北塔山上空盤旋偵察，曾有兩三次竟然飛到奇台上空偵察，在6月15日、17日、20日均繼續有小規模的戰爭。到6月26、27日兩日，外蒙軍又發動較大規模的進攻，其飛機在我陣地及其附近投彈甚多。這兩天的戰鬥，較6月七、八兩日戰爭的激烈程度，有過之無不及，幸我守備兵力已增強，陣地工事，利用山上的大樹木做掩蓋，也已大為強固。對方投擲的輕磅炸彈及炮彈，已經不能摧毀我陣地，所以外蒙軍的進攻，又一次被我守軍粉碎了。這一次我守兵僅傷亡七八人，外蒙軍死傷的在30人以上，在北塔山北面的山麓胡芝爾特附近，外蒙軍遺屍10多具，還有幾匹馬也被擊斃了。到7月3日，又有一次激戰，其飛機投彈頗多。據當時任騎兵第一師師長的韓有文來信，就他的回憶，自6月5日發生衝突後，前前後後一共有過大小戰鬥20多次，一直到1948年9月以後才未再有戰爭。

烏斯滿部約有二三千人，是在1948年4月間離開北塔山附近的大石頭、烏龍布拉克一帶南下到奇台附近居住。繳獲的外蒙軍的檔案地圖旗幟等，我曾派專人送到南京國防部，成為國民政府外交部駁斥外蒙抵賴向北塔山我守軍進攻的侵略行為的有力證據。（根據宋希濂的回憶錄）

二十團叛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