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覽上下五千年，自呂政一統，凡中原大亂，南北分治必是常態。三家角逐，泰半曇花一現，若趙、晉之與成漢；明、清之與大順。蓋因實力不均，雖得一時僵持，終究瓦解。惟有東西二魏與南朝之鼎立可謂勢均力敵，垂為範本。然漢末的三家分治無疑是中國政治史上的一大怪異現象。論實力，料天下之民，吳蜀不能居半；論軍事，單單淮南之叛，魏國出動之兵力即足以使吳蜀瞠乎後矣。在如此戰略條件下，僵局居然能維持半個世紀，無疑是一奇，而探究這一不平衡對峙局面的形成，則必須追溯到東吳君臣的一堂晤對。

建安二十四年，曹操自漢中敗退，三家分立的局面大致底定。秋八月，襄樊陸沉，七軍覆沒，關羽兵鋒所向，荊北土崩瓦解，中原從曹魏的後花園演變為最前線。曹操為局勢所迫，不得不從關中趕來救火，雖解樊城之圍，然關羽據住漢水，遂成僵局。曹操既被關羽拖住手腳，對虎視雍涼的劉氏蜀中主力自然鞭長莫及，若有三長兩短，後世周、齊、陳的經典鼎立無疑將提前上演。然蟄居江東的孫仲謀顯然對此不感冒，遂有白衣渡江之事。於是關羽毀敗、秭歸蹉跌相繼上演，待塵埃落定，睜眼一看，大勢已定，吳蜀的命運亦已上了生死簿，餘下的無非是一二才智之士強與命爭，知不可為而為之而已。就某種意義而言，東吳君臣的一個決策已然註定了中國此後半個世紀的大勢走向，但由於“良史”陳壽一時的名不副實，後人不得不對這一重大歷史記錄重新推敲。《三國志·呂蒙傳》載：魯肅卒，蒙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蒙。又拜漢昌太守，食下雋、劉陽、漢昌、州陵。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驍雄，有併兼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初，魯肅等以為曹公尚存，禍難始構，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陳計策曰：“徵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遊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強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深納其策，又聊復與論取徐州意，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權尤以此言為當。及蒙代肅，初至陸口，外倍修恩厚，與羽結好。按：曹操於建安十三年已平河北，羽自諸葛亮入川后獨鎮荊州，前後相去四年，何謂新定？

赤壁戰後，孫仲謀欲趁火打劫，兵進合肥，曹操親率大軍來敵；逍遙津之戰，更引來曹操的大舉報復，如是者三，謂操未暇東顧，豈非荒謬？且江東北進，一敗於匡琦，二敗於合肥，損兵折將，喪師辱國。張文遠、陳元龍之輩，往自必克？居巢二十六軍之眾，聞不足言？逍遙津一役，呂子明本人即忝為狼奔豕突的江東眾卿家之列，如此放話，不怕風大閃了舌頭？若孫仲謀若以此言為當，莫非好了傷疤忘了痛？若以此言為當，何以屢攻合肥而不止？莫非虛心接受，屢教不改？故知，《三國志》此段記載，時間上大有問題。建安二十四年，大致與關羽水淹七軍同時，孫權再次進攻合肥，鬧得很兇，甚至連夏侯惇、張遼的二十六軍都不夠用，以至於諸州駐戍。倘若孫仲謀是做戲給關羽看，未免戲碼做過了點。可見，此時的呂子明大致尚未向孫仲謀剖陳北進西征之利，舍徐取荊亦未成為江東內定國策。俄而關羽大破曹軍，中原一片沸騰，曹魏的統治中心鄴城亦鬧出政治動亂。曹孟德窮於應付，甚至打起了遷都的主意。孫仲謀震懾於關羽的空前勝利，遂盤算做起兩頭買賣，一份效忠信投石問路。曹操正在焦頭爛額，自然如沐甘霖，一拍即合。兩家既籤密約，張遼、夏侯惇等皆被調回，甚至連諸州戍軍及一部青州兵亦被遣往中原戰場，防備東吳的兵力幾被抽調一空，甚至合肥成了一座空城。如此景象，呂子明稱之為“守不待言，往徵必克”，恐非虛話。孫仲謀的政治操守路人皆知。與劉備結親，末了綁票阿斗；與曹操結親，末了毆打親家。即便此番與曹操結盟，見襄陽空虛，亦順手撈了。關羽再怎麼張狂，好歹也是十年風雨同舟的盟友，孫仲謀既能眼皮不眨得出賣，既然十年來最佳的北進良機就在眼前，試問他又會對“足下不死，孤不得安”的曹操講什麼廉恥麼？既然孫某人能打著盟軍的招牌，順手撈了襄陽，現下比襄陽香美十倍的肥肉掛在鼻子上，此公會不食指大動麼？故孫仲謀在此時與呂蒙商議取徐、取荊之短長，合情合理。以孫權攻合肥之時間表為經，以曹魏徐豫守備之虛實為緯，大致可以確定，呂蒙舍徐取荊之決策，定於建安二十四年秋十月，孫權稱藩，張遼諸軍西調之後，閏十月孫權西征之前。多餘的話：舍開孫權取荊州在戰略上的得失不論，其藍本卻是一份蹩腳的戰略謀劃：襲取荊州，本已與西蜀結下深仇，呂子明卻更要佔據白帝。白帝者，蜀中之門戶，無白帝即無蜀。東吳佔據白帝這一行動，必然註定其與西蜀的和解程序走進死衚衕，使祁山之兵轉而東下。

得罪淨了劉備，呂蒙還不過癮，更要奪取襄陽。襄陽者，曹魏“國之巨防”，中原屏障，其重要不亞於白帝之於蜀中。曹魏雖因遭關羽重創，一時無力保守襄樊，但不代表其能容忍東吳佔據。果不其然，東吳在曹魏焚棄二城後一旦進駐，立即遭到強力反擊，由此結下樑子，成為日後曹丕南征的導火線。呂蒙收拾了舊盟友，又向新盟友要害狠踹一腳，置江東於眾矢之的，若是打算窮兵黷武，逞宋桀之威，倒也算條漢子，然其盤算居然是為了“何憂於操”——為了防禦！可見，呂蒙的課題僅僅訂立在如何奪取荊州，如何保衛荊州而已，毫無長遠的通盤考慮。呂蒙誠為方面將才，然作為軍隊統帥，國家戰略的謀劃者，無疑不稱職。吳蜀國運，不決於魯肅、諸葛亮這樣的戰略家，而是由一份堪為目光短淺、急功近利的對策檔案最終底定，誠為黑色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