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沒想到，曾寫出《邊城》、《圍城》等文學鉅著的大文豪沈從文，卻出生于軍人世家，自己年輕時也曾當兵六年，而且在部隊遭遇了一場愛情騙局。

年輕時的沈從文

沈從文原名沈嶽煥，其祖父沈宏富早年跟隨湘軍四處征戰，因為屢建奇功當上了貴州提督。其父親沈宗嗣也很早就在軍營滾打，後來因為參加刺殺袁世凱行動失敗，只得流落在蒙、藏各地。

沈母也想讓沈從文在軍界出人頭地，就先讓他讀了一年的預備兵技術班。1917年農曆7月，年僅15歲的沈嶽煥跟著一位楊姓軍官親戚，先從鳳凰徒步到麻陽，然後乘船而下，經辰溪、瀘溪到了沅陵，加入了張學濟領導的“靖國聯軍”第二軍，駐紮在沅陵老城中南門的總爺巷，從此有了“軍籍”。因為家世淵源，又有些文化，他順利地成為了張學濟司令的護衛，跟在張學濟的後面跑進跑出。

當時，靖國聯軍正跟駐紮在常德的馮玉祥北洋軍對峙，基本沒有戰事。不久，因為形勢變化，部署在大湘西的各路軍隊重新劃定防區，各自下去“清鄉”，他們俗稱為“就食”，實際上是去勒索綁架以獲得給養。張學濟是芷江（時稱沅州）人，便讓他的第一支隊到家鄉駐防。沈從文知道這次要去沅州的榆樹灣和懷化鎮清鄉，也非常高興。他們先駐紮在芷江天后宮，沈從文把每人發得的一塊大洋，買了三雙草鞋，一條面巾，還有一把俗稱“黃鱔尾”的小尖刀，刀把還縛了一條綢子，刀鞘用硃紅漆就。他後來寫道：“我最快樂的就是有了這樣一把刀子，似乎一有了刀子，可不愁什麼了。”到了懷化鎮（今中方縣瀘陽鎮），軍隊需要一個寫字填表的人，於是16歲的沈從文被提升為上士文書。沈從文乖巧懂事，很快就和司令部的長官混得很熟，上下都很喜歡他。因為是文書，每逢審問犯人時，他都負責記錄口供。

在這些日子裡，沈從文在榆樹灣待了四個月，在懷化鎮住了一年零四個月，看到的是殺戮和殘暴，是成百上千被砍下的頭顱，在懷化鎮看殺人砍頭比在榆樹灣看得更多。部隊除了殺人似乎無事可做，兵士除了看殺人，似乎也是沒有什麼可做。沈從文差不多也習慣了這種血腥的生活，習慣了開口即是“老子”或“雜種”的粗野日子。他們薪水不多卻花錢很少，只要高興，就三五個結伴到鄉下去，藉口觀察地形或調查人口，當地那些團總之類的人物，總是會準備出很豐盛的菜餚來款待他們。關於懷化鎮，他的眼中是：“這裡街只是一條，不是逢集日子連湯圓也賣不出。街上太骯髒了，打豆腐的鋪子，臭水流滿了一街，起白色泡沫，起黑色泡沫，許多骯髒灰色鴨子，就在這些泡沫裡插進了它的淡紅色的長嘴，咂東西吃。”

在懷化鎮，沈從文遇上了一位姓文的秘書，對他後來棄武從文、走上治學道路起了很大作用。文秘書教沈從文要看報紙，還要看辭書，諄諄勸導他好好讀書識字，告訴他天下的所有稀奇古怪事，都能在書裡找到出處。在懷化鎮，他與這位司令部的秘書官、一個老書記三人各出四毛錢，合訂了一份《申報》，從閱讀中增長了知識，並有意識地認識了幾個有文化的人。可以說，他是在這裡開始從文的，儘管這時的“從文”，並非專指寫小說作文章。他 “從文”的名字，也是這個時候改的。

年輕時的沈從文

1919年初，沈從文所在的部隊回到了沅陵，隨後主力部隊開往川東，沈從文同一個老年的副官長，一個跛腳的副官，一個吃大煙的書記官，連同二十名老弱兵士，留守沅陵。他除了每三天謄寫一份報告，以及在月底造一留守處領餉清冊呈報外，幾乎無事可做。這次留守，沈從文逃過了一劫——他們這支3000人的隊伍，在川湘鄂邊界地區，被一支自稱刀槍不入的“神兵”全部殲滅，包括部隊的高階長官，只有司令官因為帶了少數人到龍山縣佈防，才倖免於難。

1920年8月，因為原部隊全軍覆滅，沈從文告別沅陵，被遣散回家。他先在鳳凰老家待了四個月，後來便又去了沅州（芷江），在一個警察所裡做了半年的辦事員。在沅州的日子裡，沈從文的姨父熊捷三（民國總理熊希齡之弟）授意，讓沈從文從四個女孩子之中挑一個做妻子，其中就有熊捷三的女兒，即沈從文的表妹。而沈從文偏偏愛上了另外一個並不漂亮的姑娘，結果遭遇“愛情騙局”，母親給他的財產被騙走了三分之一，致使他的情緒一度非常低落。

位於芷江的沈從文故居

失意之下，沈從文來到常德，與表哥黃玉書（黃永玉的父親）在一個河街的旅館裡閒住了半年。

後來，無所事事中的沈從文覺得前途無望，便搭了一隻往湘西保靖運軍服的船，從常德出發逆水上行18天到達沅陵。那天是1922年的正月初一，天下著雪，沈從文和他的朋友在沅陵的長街上跟人打了一架，隨後只得前往保靖，投奔到“湘西王”陳渠珍門下。開始，沈從文在陳渠珍部“打流”度日，不久，因為寫得一手好字，他被一位姓熊的高階參謀看上，當天就帶到參謀處做司書，每月銀元4元，繼續發揮他的文書專長。

6月，由於對巫峽十分神往，沈從文有意跟著部隊移防川東。後來川東沒有去成，他們在湘黔邊界遊走了6天，其中在茶峒住了兩天，也因此有了後來的小說名著《邊城》。

11月初，沈從文離開參謀處，到陳渠珍身邊當了書記官，月薪漲到了銀元9元，這待遇，在湘西完全可以過上安穩舒適的日子了。這期間，他也幫助陳渠珍抄錄古書文物，培養了他對文物研究的興趣。他有時也被派到陳渠珍督辦的報館做校對，慢慢地鍛鍊著他的文字功夫。

但是，沈從文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想去“看些聽些使我耳目一新的世界”，出去多見幾個新鮮的日頭。1923年7月，他怯生生地告訴陳渠珍：他要去北京讀書，讀書不成便去做一個警察。這時，他的軍人父親也跟隨部隊來到沅陵，並把他的母親及九妹都遷到了這裡，有了在沅陵修建住宅安家的打算，沈從文只與家人短暫團聚後便啟程去了北京，暫且在北京大學旁聽。

回憶起來，沈從文認為“從軍”時的自己“最康健與快樂”，他“學會了泅水，學會了唱山歌，學會嗾狗上山去攆野雞，又學會了打野物的幾樣法術”。他和他的戰友們驕傲地宣稱：“我們的快樂是沒有人能用法律取締的，一直唱歌進到營裡，就彷彿從什麼遠地方打了勝仗歸來。”

沈從文的軍營經歷，給他的一生留下了強烈影響。他的《船上》、《入伍後》、《叛兵》、《在別一個國度裡》、《嘍囉》、《夜》、《哨兵》、《三個男子和一個女人》、《傳事兵》、《逃的前一天》等作品，都是採用現實主義的手法，甚至採用記錄式的敘述語調，把地方軍隊的那些經歷寫得驚心動魄，引人入勝，文中具有驚險、神秘、稀奇古怪的成分，然而情節既合乎情理，又很感人，跟別的作品大不一樣。

沈從文“從軍”時間前後不到六年，卻為他了解湘西、描寫湘西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我們研讀沈從文先生的作品，只有全面瞭解他“從軍”的經歷，準確把握他的性格形成過程，才能更全面、更深刻、更受益。

本文撰稿：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