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蘇丹靠著奴隸禁衛軍，對內壓倒了封建下各領主的力量，對外，蘇丹就是靠著這支軍隊，跟基督教世界打了幾百年，同時也影響了歐洲常備軍體制的形成。

常備軍體制對於歐洲中世紀來講，是完全違反當時的封建主義原則的。

因為封建主義下，領主與附庸之間只是契約的關係。

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我只效忠於我的領主，我和國王沒有契約，我為什麼要為國王打仗呢？

我出生的那個村莊，就是我的天然共同體，因此更沒有國家這個概念。

路易十四的常備軍，就是說要越過自己的社群，從原有的天然共同體抽離出來，去效忠非天然的，僅靠成文法和抽象概念建立起來的人為的政治共同體。

為什麼要這樣轉型，就是因為歐洲的封建國家，從西班牙發現，你如果沒有這樣的一支軍隊，你是很難和奧斯曼帝國的奴隸禁衛軍打仗的。

那些封建軍隊按照契約，服完兵役就回家了，儘管說打勝了可以搶戰利品，但前提是你得活著才行啊，你想出人頭地，你就得保證人頭不能落地。

也就是說，之後的戰爭仍然是封建與專制之間的鬥爭，只不過這次雙方的角色顛倒了。奧斯曼成了專制的一方。

奧斯曼帝國憑藉專制的力量，把歐洲封建體系打得一敗塗地。

那麼歐洲在奧斯曼帝國的軍事壓力下，自然會想到，我如何才能得到一個類似的專制戰爭機器呢。

於是歐洲各國，包括西班牙和法蘭西，就開始向著絕對君主制轉型，就是因為受到了奧斯曼奴隸禁衛軍的刺激。

但是，他們此時沒有一群可以完全切斷共同體的被征服者，作為奴隸禁衛軍。

於是他們就透過效忠宣誓，和各種國家機構，強化政治共同體的構建，使國家得到了一隻能夠對抗奧斯曼人的常備軍。

儘管法國和西班牙常備軍的力量，遠沒有蘇丹的奴隸禁衛軍的力量大。

但也使得歐洲對於其原有社會的損害，比奧斯曼帝國的損害小。

奧斯曼帝國徵來的奴隸，對其原社會造的傷害，就像是近代歐洲黑奴貿易對非洲的傷害是一樣的。

同時強化政治共同體的構建，可以讓常備軍效忠於國王，但原有的社會關係並沒有被削弱。

路易十四可以派兵去打哈布斯堡王朝，可以和土耳其聯盟打西班牙，但是還有很多事是不能做的。

比如奧斯曼奴隸禁衛軍經常發動的宮廷政變，謀殺蘇丹這種事。

因為奴隸與原生社會完全切斷了，他就沒有任何顧忌，而常備軍還有老婆兒子的，他會考慮失敗後果。

儘管會有拿破崙那樣的軍事政變，在民意的支援下奪取政權，但也不會像奴隸禁衛軍那樣趕盡殺絕。

也就是說，你的權力越大，那你遭到反噬的風險就越大。

因為奧斯曼的刺激，導致了法國和西班牙的絕對君主國，而絕對君主國又刺激了英格蘭的立憲君主制。

立憲君主的出現和絕對君主的出現一樣，就是因為英國的舊封建體系，在像法國這樣的絕對君主的挑戰之下，必須有足夠的力量去對抗絕對君主，但同時又不能過度損害原先的封建體系。

那就只能從封建君主轉向立憲君主，這樣既保留了封建君主的傳統，同時也具備了與絕對君主的軍事動員能力。

英法七年戰爭就是證明了，立憲君主與絕對君主在財政和軍事動員方面是不相上下的。

奧斯曼帝國的奴隸禁衛軍刺激了歐洲絕對君主的產生，絕對君主又刺激了立憲君主的產生，間接地塑造了近代世界的政治體制。

政治制度的變化，挑戰者起到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說比盟友的作用都重要的多。

這些具有奧斯曼帝國特徵的制度，都是穆拉德一世創造的，最關鍵的原因，就是因為國王有錢了。

羅馬執政官在沒征服埃及的時候，也並不是特別重要的職位，在征服了埃及之後，從埃及得到的貢賦比羅馬本身財政收入還多。

沒有埃及的羅馬執政官只是一個人民的公僕，整天受到元老院和公民大會的限制。

得到了埃及，就得到了一大筆錢，他想徵兵還是打仗，自己去做就行了。

奧斯曼帝國的蘇丹，得到了拜占庭的大城市，就像羅馬執政官得到了埃及一樣，一下就有錢了，就想為所欲為了。

而英國國王，如果想從資產階級那搞錢的話，那就等於是對他們宣戰了。

所以，如今講的資產階級什麼的，沒有武力的資產階級什麼都不是。

西方所謂的資產階級，是從封建主義脫胎出來的，那些自治市都是有自己的武裝力量的。

而像拜占庭帝國，或是東方專制帝國下的那些做生意的有錢人，根本就不算是一個階級，無非是有錢的順民罷了。

他們的存在反而加強了專制君主的權力，因為皇帝從這些人身上弄錢太容易了。

打仗搶戰利品多危險啊，儘管手下的那批武士很能打，但他們又不是絕對服從我的。

哪天他們不高興了，把我推翻了也說不定。

你不能指望有武力的人對你絕對忠誠，但是讓那些沒武力的有錢人服從，就太容易了。

穆拉德就是得到了這些有錢但又沒武力的拜占庭順民。

不過他本人並沒有享受到，這些遺產主要是讓他的兒子巴耶濟德享受了。

奧斯曼第一個屠殺兄弟上位的就是巴耶濟德。

奧斯曼和奧爾汗死後都沒發生過王子爭位的宮廷事件，第一他們子嗣很少，後宮很少，說明他們沒什麼錢，所以王位沒有吸引力。

巴耶濟德是第一個在奧斯曼封建體系中，以拜占庭的方式兄弟相殘的。

就像忽必烈是第一個“漢化”的皇帝一樣，巴耶濟德就是第一個“羅化”的蘇丹。

其實後來被認為是奧斯曼帝國特色，我當了蘇丹，我兄弟都要死的這個傳統，都是從拜占庭學來的。

主要原因就是沒有形成穩定的繼承權機制，如果是在儒家帝制下的嫡長子繼承製，就沒那麼多問題。

巴耶濟德上位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殺了他的弟弟，他之所以這麼做，就是因為穆拉德蘇丹留下的遺產。

在他殺了弟弟後，就要為自己找一個合法性。

因為他畢竟還是個穆斯林，那就只能在伊斯蘭法中尋找解釋。

如果按照突厥部落的傳統，就是兄弟各帶著自己的部落，自己去打天下，當然如果雙方打起來了，即便是其中一方被殺掉了，那也不能有怨言。

但你必須靠自己的實力戰勝他，如果你是靠宮廷政變，用陰謀詭計謀殺，跟那些文明的拜占庭人有什麼區別，太丟我們蠻族征服者的臉了。

總之，如果按照部落傳統來說，這是說不過去的。

所以他只能去找伊斯蘭的教法學家，用高官厚祿收買一群影響力大的人為他說話。

因為即使是到了蘇萊曼時代，奧斯曼帝國也只是一個半專制半封建的帝國。

封建的那一部分，就是穆斯林的自治社群。

我們上一篇講過，穆斯林自治社群，都有自己的卡迪(Kadi)和穆夫提(Mufti)。

卡迪就是類似於士紳，或者是土司，就是負責市鎮上，比如辦醫院、修路、慈善、食品衛生檢查和司法審判等。

他幹這些事不是白乾的，比如他去檢查屠宰的肉是否清真，那麼肉販就要給他一些管理費。

他如果翫忽職守，檢查出來的肉不清真，就可以罷免他。

卡迪就相當於一個伊斯蘭自治社群選舉出來的自治領袖，儘管理論上是要效忠蘇丹，但在奧斯曼帝國前期，蘇丹是不怎麼管他們的。

除了卡迪之外，還有穆夫提，穆夫提就是教法學家，處理穆斯林社群的種種糾紛。

因為卡迪不可能什麼事都能管的，比如一些類似於“民事糾紛”，就要去找穆夫提了。

這些人比較有威望，因此還起到了一個公知的作用。

比如蘇丹做了什麼事，穆夫提就發一條微博，說先知穆罕默德時代是如何做的，而蘇丹卻這樣做，既不公平也不正義，和那些異教徒有什麼區別。

如果講得不好，比如說喜歡拜占庭文化的穆斯林都是屌絲，唯一的救贖方法就是快點去死。那可能就會有很多人取關他。

巴耶濟德認為，如果能拉攏這幫人，肯定會對他有幫助的。

因為他殺了他的弟弟，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不是件很道義的事。

所以他需要一批人，替他解釋，如何用不正當的手段，讓別人相信你達成了正當的結果。

那這幫人是如何給他辯解的呢？

蘇丹殺死弟弟，是為了避免出現繼承權的紛爭，儘管手足相殘是不對的，但也好過出現叛亂導致的國家分裂。

所以從長遠利益看，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透過這些穆夫提公知的解釋，奧斯曼帝國的臣民就都相信蘇丹是正義的了。之後到了穆罕默德時代，變成了一道法令，把這種傳統固定了下來。

巴耶濟德發現，這批人的用處真是太大了。

這些人替他辯護後，也是得到了大量的好處，高官厚祿肯定是少不了的。

於是他就把那些替他辯護，解釋他殺弟弟有道理的教法學家組成了一個學者會議的機構。

學者會議，首先是讓蘇丹有了自己的宣傳部。

同時讓蘇丹得到了一批官吏，可以替他做更多的事。

奴隸禁衛軍擴大了，官僚體系也擴大了，巴耶濟德馬上發現，錢不夠花了。

但是既然他有了這些官僚機構，自然就有辦法擴大財政收入。

於是他就把之前的那些替他管錢的機構整頓成為國務會議，國務會議就是財務管理機構的正式化。

這些人就是為蘇丹個人管錢的，那些貴族也有，就相當於僱傭的員工。

而成立了國務會議之後，這些原先屬於蘇丹的個人財務機構，經過正式化後，成為了一個公共性質的機構了，不僅管蘇丹的私人財產，也可以管整個帝國的財政了。

國務會議產生後，沒多久就出現了宰相制度，就是大維齊爾，他是國務會議大臣中的領袖。

就是國務會議稅。

以前蘇丹是不能繞過領主，從臣民身上撈錢的，他的收入就是戰利品和從拜占庭的被征服者身上撈錢。

我們之前講英、法的時候，英法走向不同的道路的原因，就是因為法國國王可以透過法蘭西財政署無限徵稅。

而英國國王在試圖獲得這個權力的時候卻被議會阻止了，輸得一敗塗地。

所以法蘭西走向了絕對君主，而英格蘭走向了立憲君主。

巴耶濟德蘇丹制定的國務會議稅可以實行，也是奧斯曼走向專制的一個節點。

穆斯林原來的稅都是寫在古蘭經和沙利亞法裡面，或者是教法學家認為符合古蘭經和沙里亞法可以徵的稅。

這些稅的特點就是都有一定的用途。

比如社群需要建一個醫院或是清真寺，或者屠宰場什麼的，哪怕需要的錢多，數量也不少，但是是先有的專案在考慮收稅。

那國務會議稅是什麼，是先收稅再考慮用途，這個稅不需要有理由。

稅收上來了，蘇丹想要打仗，或是娶小老婆什麼的，都可以用這筆錢。

也就是說，蘇丹透過國務會議，使蘇丹獲得了立法權。

現在巴耶濟德有了立法權，軍事權，財政權，已經相當於獲得了皇帝的全部權力。

他給自己一個羅姆蘇丹的頭銜，羅姆就是羅馬，雖然此時他沒有攻進君士坦丁堡，但是已經以拜占庭皇帝自居了。

這就像是大明滅亡之後，大清皇帝自稱是大明皇帝的繼承人差不多。

當然，他自稱羅馬蘇丹，並非是說要改信基督教，而是要得到拜占庭皇帝的權力。

而那些突厥領主和武士看到蘇丹這樣，感覺拜占庭那些專制技術全部被蘇丹一個人佔去了，被敵人的糖衣炮彈腐蝕了，這樣的蘇丹還是我們的蘇丹嗎？

但他們也無可奈何。

那麼這個拜占庭化的官僚系統，為巴耶濟德和他的子孫帶來了什麼後果呢，我們下次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