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秦始皇統一六國，且沿用商鞅變法的成果，並採用法家韓非子的理論，創立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為後世皇帝所效仿。
宋朝皇帝也不例外，北宋建立後，宋太祖吸取唐末五代以來藩鎮割據的教訓，接受趙普的建議，採取“杯酒釋兵權”等舉措，收回朝中大將和節度使兵權，將地方的行政、軍事、財政權力收歸中央，防止地方割據局面的出現，更進一步加強了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但這一系列的措施的實施，同時也造成了一些不良後果，使得北宋形成了龐大的官僚機構和龐大的軍隊，為後來嚴重的社會危機埋下了禍根。
慶曆新政
宋仁宗時期，朝廷處於內憂外患的狀態，官僚隊伍的龐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加上遼和西夏威脅著北方和西北邊疆。宋王朝自建立到宋仁宗慶曆年間，已經統治了80餘年，當時，軍隊的數量不斷增加，百姓負擔十分沉重，其間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趨尖銳，財政危機日益加深。不少有遠見的人擔心封建國家的命運，連連上疏要求宋仁宗進行改革。
慶曆三年，仁宗皇帝聽從范仲淹的建議，實施行政改革。任命范仲淹為參知政事，任命富弼等為樞密副使，從政治，軍事，經濟三個方面進行了自下而上的改革。仁宗同時頒佈幾道詔令，規定：1、改革文官3年一次循資升遷的磨勘法，注重以實際的功、善、才、行，提拔官員，淘汰老病愚昧等不稱職者和在任犯罪者。2、嚴格恩蔭制。限制中、上級官員的任子特權，防止權貴子弟親屬壟斷官位。3、改革貢舉制。令州縣立學，士子必須在學校學習一定時間方許應舉。改變專以詩賦、墨義取士的舊制，著重策論和操行。4、慎選地方長官。由中書、樞密院慎選各路、州的長官。由各路、州長官慎選各縣的長官，擇其舉主多者儘先差補。5、改進職田法。重新規定官員按等級給以一定數量的職田，調配給缺乏職田的官員，以“責其廉節”，防止貪贓枉法。6、“減徭役”。將西京河南府的五縣廢為鎮，又析王屋縣併入河南府，以精簡鄉村投入。
慶曆四年，范仲淹又上疏仁宗“再議兵屯、修京師外城、密定討伐之謀”等事 ，並奏請擴大相權，由輔臣兼管軍事、官吏升遷等事宜 ，改革廣度和深度進一步增加。新政實施後，恩蔭減少、磨勘嚴密，希圖僥倖的人深感不便，於是毀謗新政的言論逐漸增多，指責范仲淹等是“朋黨”的議論興起。
主持“新政”的范仲淹等人遭到各種無端的誹謗，攻擊范仲淹、富弼是“朋黨”的論調更是甚囂塵上。“朋黨”是宋朝統治者極為敏感的一個問題。為維護皇帝的專制統治，宋初以來設立了許多防微杜漸的政策，其中之一就是嚴禁臣僚們結成朋黨，他們以唐代牛李黨爭為鑑，明令禁止科舉考試中考官與考生之間結成座主與門生的關係。
慶曆五年正月，反對聲愈加激烈，范仲淹請求出知邠州，仁宗准奏，遂罷免其參知政事之職，改為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緣邊安撫使。冬十一月，范仲淹因病上表請求解除四路帥任、出任鄧州，以避邊塞嚴寒，仁宗升為給事中、知鄧州。 隨著范仲淹、富弼等大臣的離京，歷時僅一年有餘的新政也逐漸被廢止，改革以失敗告終。
慶曆變法提倡改革與終止改革的理由其實都是一樣的,統治者為了自己的家天下而同意變革. 仁宗皇帝改革的初衷只是為了解決財政危機和軍事危機,是要富國強兵.但是,如果以犧牲皇帝家天下的利益來實現富國強兵,帝王當然不能答應.而慶曆新政卻恰恰觸犯了皇室利益.范仲淹的各項改革措施包括了：“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稱職的,而當時北宋的官僚,已經是暮氣生成的腐朽政治集團,真要實行上述改革,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得丟官.這個大手術當然作不得.可是,范仲淹、富弼要給北宋作的手術還不止這些,即使是稱職,也要削減其薪俸,北宋的俸祿是古代中國最高的.而且,還決定要減少科舉考試的錄取名額,以解決官多為患的問題.也就是說,全天下的讀書人的利益,都讓改革觸及了.因此,改革的反對者決不是少數保守派,而是整個士大夫階層--北宋統治的階級基礎. 關斑竹提及仁宗下詔取消新政是對下猛藥進行改革產生了懷疑,其實,仁宗這樣作是必然的,要改革就要犧牲士大夫階層的利益,犧牲了士大夫就動搖了自己的統治基礎,所以,還是因循守舊,以穩定為大局，為自己的家天下為重，廢除了變法。
范仲淹革新政法，雖然一定程度上動了統治階級的蛋糕，但是對邊防穩固提供了重要的鍥機；他領導的慶曆革新運動，雖只推行一年，卻開北宋改革風氣之先河，成為王安石“熙寧變法”的前奏。但從加強宋代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一體化來衡量, 如透過官僚機構的調整, 財政經濟的治理, “重農桑” 、“均公田” 、“ 減搖役” 、“ 青苗法” 、“ 免役法” 、“ 方田均稅法” 、“均輸法” 、“ 市易法”
等等, 限制了兼併, 擴大了財政稅源, 這就加強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一體化的統治,一定程度的延長了北宋封建王朝的壽命。范仲淹變法僅僅限於在政治機制上作些表面的微小的改革, 不敢太多地接觸到社會經濟的根本問題，如果從社會經濟的問題上提出一些革新，或許就能得到很大的改變，而不該動用統治階層的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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