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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鹿中原”這句話,人所共知;但其中的典故,很多人未必清楚。金庸《鹿鼎記》開篇,解讀非常精彩:“鹿,貌似龐然大物;但性格溫順,遇到要吃它的動物,不會反抗、只會逃跑。因此古人常常拿鹿比喻天下。《史記》‘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就是說:秦朝失了天下,群雄並起,大家爭奪;最後漢高祖打敗了楚霸王,得了這隻又肥又大的鹿”。原來如此。但為什麼說“中原”逐鹿呢?仍然與楚漢相爭有關。看下圖就明白了:

楚漢相爭,雙方控制的地盤如犬牙交錯,所謂“楚河漢界”;而爭奪的焦點,正是中原。再來看一張大家熟悉的地圖:

東漢末年,三國鼎立;南方的吳蜀聯合、共抗北方的曹魏。兩邊對比,實力如何呢?乍一看,南邊看上去似乎面積還大些,加起來實力可能更強。至少差不多吧?真實情況,完全相反。諸葛亮《出師表》,開宗明義:“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蜀漢失去荊州後,侷限在四川、雲貴等盆地山區,國弱民疲;如果長期打消耗戰,大機率要被消滅。所以孔明主動興兵伐魏,六出祁山、星落五丈原,非常悲壯。那麼,坐擁更加遼闊疆土的吳,實力與魏是否接近呢?也差得遠!

以人口為例。據考證,三國滅亡前的人口:蜀國28萬戶,94萬人;吳國共52.3萬戶,230萬人;魏國共66萬戶,443萬人。要知道,古代是小農經濟,有人口才有稅收、國家財力才強,軍事實力就有保障。以此推算,魏相當於兩個吳,五個蜀!別說吳、蜀還在明爭暗鬥,就算併成一家,實力也遠不如魏。難怪要說“中原逐鹿”——拿下中原,就有了一統天下的資本。

的確。與很多人的印象不同,中國近四千年的古代史,北方的經濟實力,長期碾壓南方;有華夏文明以來,至少到東漢、三國時期(公元3世紀)為止,都是如此。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上回《微評》,提到了“經濟地理”的重要性。在技術不發達的古代農業社會,更加關鍵。眾所周知,中華文明起源於黃河中下游地區的華北平原;當時,那裡不僅河流充足、耕地廣袤平坦,氣候也遠比現在溼潤,降水充分,典型的“水土肥美”之地。放眼歐亞大陸,同時滿足這些條件的,寥寥無幾;大概只有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古巴比倫文明)、恆河平原(古印度文明)能夠媲美。我們的祖先,就在這些地方辛勤耕作、繁衍生息;漸漸出現了語言、文字、社會階層,孕育出文明之光。

而南方呢?除長江中下游、珠三角等少數平原,四川盆地外,基本屬於丘陵地帶。水網密佈、山川起伏,土地往往被分割成小塊,不適合大面積耕種;產出有限,難以養活大量人口。再到福建、兩廣、雲貴,氣候炎熱、蚊蟲傳染病橫行;古人醫療知識差、難以生存,人口更加稀少。所以,從夏、商、周、春秋戰國到秦漢王朝,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裡,北方無論政治、經濟還是文化,與南方相比,一直都有壓倒性的優勢。幾乎所有的傑出人物,比如王侯將相,儒、道、法、墨代表性的哲學家、思想家,有名的奇人異士,都出自北方;王朝更迭、金戈鐵馬,軍事爭奪的要衝,基本也都在這裡,所謂“逐鹿中原”。

然而。就從三國結束、西晉短暫統一後的“八王之亂”後,情況開始起變化。南方持續了幾百年的趕超之路,經濟優勢越來越明顯。等到10-12世紀的兩宋時期,竟徹底翻盤、經濟全面碾壓北方,“北弱南強”的格局,就此定型近千年;直到晚清、民國近現代,才有所起伏。在波瀾壯闊的歷史中,細數南方的“逆襲”之路,大概有以下幾個方面、特別關鍵:

一是“衣冠南渡”。大量移民湧入,南北力量對比的天平逐步傾斜。

不是說南方耕地偏小,難以養活大面積人口嗎?沒錯。但形勢所迫,中原戰亂,真叫沒辦法。可兩千多年間,發生了那麼多次戰爭,為啥都不大量湧向南方,偏偏“八王之亂”以後,不一樣了呢?那是因為:國土淪亡,異族入主中原!無數北方士族,難以忍受“胡人”的殘暴統治,紛紛舉家南遷。歷史上,這種情況比較大規模的,發生過三次:

——東晉“永嘉南渡”

司馬家族篡魏後,以雄厚的實力滅蜀吞吳,一統天下、開創西晉。天道好還,一個白痴皇帝引發了空前內鬥,天下重新大亂。這次亂局,與以往歷次都不同:少數民族登上舞臺、扮演主角!匈奴、鮮卑、羯、氐、羌,你方唱罷我登場,中原長期亂成一鍋粥,這就是著名的“五胡亂華”。危難之際,琅琊王司馬睿南渡長江,重新開創東晉;與北方胡族“劃江而治”,五胡十六國、南北朝,長達三百餘年的大分裂時代正式開啟。此時,正值晉懷帝永嘉年間,史稱“永嘉南渡”。

永嘉五年,匈奴人劉曜,氐族人石勒破洛陽,“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以後百餘年,北方動盪不安。那些門閥士族們,帶領浩浩蕩蕩的家眷、民戶流徙到江東一帶,出現了有史以來、中原漢人第一次大規模南遷。

——中唐“安史之亂”

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南北朝尾聲,北周權臣楊堅建隋代周、平滅南朝,一統天下;幾十年後,隋朝又被李唐取代,終於進入了輝煌的大唐盛世。“憶昔開元全盛世”,連續一百多年的繁榮下來,百姓不知戰亂為何物——偏偏“漁陽鼙鼓動地來”,北方的藩鎮安祿山、史思明悍然造反!雖說經過八年混戰,勉強平定了“安史之亂”,但藩鎮割據的局面,不僅沒有消失,反而更加惡化了;唐朝中央政府,事實上已經失去了對多地、尤其是北方的控制,南北分裂的離心格局又開始顯現。

“安史之亂”以及後來的軍閥割據,使黃河流域又一次遭到嚴重破壞。百姓餘生靈塗炭、家園被毀,只好背井離鄉,到相對安定的南方尋找安居之所。這是史上第二次大規模的人口南遷,規模以百萬為單位計,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口地理分佈的格局。至此,中國南方的人口規模,第一次與北方平分秋色、甚至超過了北方。

——南宋“建炎南渡”。

與前兩次相比,這回大家熟悉多了。“靖康之變”,國力明明不弱、建國一百多年的北宋,居然被金兵攻破京城,擄走徽、欽兩名皇帝及大批宮中人員北上,確實是罕見的奇恥大辱。危難之際,康王趙構重演司馬睿故事,改號“建炎”、渡過長江,創立南宋;史稱“建炎南渡”。

如圖。真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儼然又是一個“南北朝”時代來臨。南宋版圖,與吞併了成漢後的東晉版圖相仿——可能還要略小點,因為西南有個大理國。

此後,長達一百餘年的宋、金對峙,北方廣大淪陷區的民眾,不堪忍受女真人壓迫,再一次紛紛舉族遷移;南方相對安定的環境、大量尚未墾種的耕地,象磁石一樣吸引著他們。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超過了“永嘉南渡”和“安史之亂”。隨大量勞動力和墾殖技術的發展,原先的“蠻荒之地”,終於變成了“魚米之鄉”,經濟上“南強北弱”的局面最終確立。

二是技術躍遷。農耕技術質變,南方糧食產出劇增,“蘇湖熟、天下足”。

前面說,與北方的廣袤平原相比,南方水網縱橫、耕地面積小。那北方移民大量湧入,可怎麼養活呢?要知道。自然條件,從來也約束不住這個智慧、勤勞的民族。確實,南來很多移民,吃飯人口增加了;但同時也增加了人力,還帶來了北方地區相對較高的生產技術。人多地少的壓力顯現後,倒逼技術出現快速發展,農業產出,也隨之發生質變。

早在春秋戰國時,隨鐵犁牛耕在全國逐步推廣,南方原本難以開發的土地,已經大量被開墾出來。兩漢時期,四川盆地、江漢平原已成為魚米之鄉。更關鍵的變化,出現在唐朝。此時,江南太湖流域開始出現“一年兩熟”的耕作制度,與北方傳統的“一年一熟”、或者“兩年三熟”相比,糧食產量得到極大提高。這也得益於一系列技術革新:

比如曲轅犁(又稱江東犁)的出現,操作起來靈活、方便,特別適於土質粘重、田塊較小的江南使用;再如“育秧移植”栽培技術。也就是先撒種,等幼苗長到一定高度時,再移往其他田間種植,這不僅能提高成活率,還能優選優植,提高水稻的生產量;還包括唐宋時期,長期不懈的農田水利建設。水稻本是高產作物,隨技術進步,單位面積的產量也不斷得到提高。久而久之,南方的糧食產出,不僅能夠養活本地的人口,甚至可以透過漕運北上售賣,養活更多的人。與此同時,北方卻變得日益乾旱,森林被破壞、草原變沙漠,耕地面積明顯下降,產出受限。

經過這樣的此消彼長,到唐朝中晚期,南北經濟已經基本平衡;等到宋朝,就出現了“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明清時期則是“湖廣熟,天下足”。南方的農業,已經足以成為“天下糧倉”,終於成功逆襲。

三是“一帶”變“一路”,商業中心從北方轉移到南方。

2013年,我國提出了建設“一帶一路”的偉大構想。它不是憑空想象出來的,而是有著深遠宏大的歷史背景;其中,也暗含著、經濟重心從北方轉移到南方的清晰脈絡。概而言之,唐“安史之亂”以前,中國的對外商業活動,主要以西北的“陸地絲綢之路”為主;而中唐以後,則轉為東南的“海上絲綢之路”為主。活躍、繁忙的商業活動,帶來了大量的財富,對南北經濟實力的變化,也產生了決定性影響。這不需要過多的展開,看下圖,基本就能明白:

顯然,“陸地絲綢之路”以西安(漢唐長安)為起點,沿著河西走廊蜿蜒西去,經過新疆、中亞,一直到達歐洲;而“海上絲綢之路”,則從泉州、廣州、明州(寧波)等為起點,繞過東南亞、印度,到達中東、歐洲。那為什麼說中唐“安史之亂”是巨大的轉折呢?道理很簡單:它構成了大唐盛衰的分界線。

在此之前,盛唐氣象,大軍橫掃沙漠、打通西域;而此後,唐朝國勢日衰、軍事力量一落千丈;被強悍的吐蕃坐大,丟失了對河西走廊的控制權(參見“安史之亂”地圖)。陸上絲綢之路,由於“出國”太過困難,逐漸被廢棄。到兩宋,軍事幾乎從來就沒有強大過,根本無力恢復河西走廊;那些絲綢、茶葉、瓷器的出路,順理成章、轉向海上航線!不誇張地說,“海上絲綢之路”,塑造了浙江、福建、廣東等沿海省份的傳統文化基因;從“一帶”到“一路”,這個轉變是如此重要,迄今都有深遠的影響。比如,南方的商業氛圍、南方人的經商意識,經過漫長的歲月積澱,遠超北方。

說到這裡,南北經濟史上那些事兒——北方如何由盛轉衰,南方成功逆襲、強勢千年的過程,告一段落了。需要重點提示的是,南方沒有任何必要,沾沾自喜;甚至感覺良好、搞地域歧視。經濟固然重要,但遠不是一個地區(國家)強大的全部。

有個特別典型的例子。1644年清兵入關、順治北京登基時,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了“弘光”政權,史稱“南明”。由於它坐擁南方半壁河山,江南賦稅富甲天下,擁兵也號稱百萬之眾;乍看上去,與東晉、南宋相比,優勢只會更大。照理說,與北方的滿清抗衡個幾十、上百年,應該不成問題吧——沒想到,弘光政權只搞了不到1年,清兵一到城下,就摧枯拉朽般失敗;剩餘的南明勢力且戰且退、苟延殘喘,到永曆帝雲南被戮、徹底鞠躬下臺,也才十來年時間。

反觀歷史上,那些強大的王朝。比如漢、唐、明、清;尤其明、清兩代,都是巧妙地利用北方的政治軍事、南方的商業財富優勢,調動各種資源、匯聚各種力量融為一爐,全國一盤棋,維護大局的平衡與穩定。施展教授在《樞紐》一書中,對清朝如何借力打力,將漢、滿、蒙、回、藏各民族融為一體,破天荒建立起多元化大帝國、存續兩三百年,有非常精彩的論述。篇幅所限,就不羅嗦了。下次有空,再聊南北經濟的其他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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