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是我國曆史上一個頗具爭議的朝代，有人認為當時經濟發達、貿易繁榮，市井生活豐富多彩，令人神往。不過，也有人表示南宋對內官僚腐敗、社會矛盾尖銳，對外屢戰屢敗、偏安一隅，完全稱得上是積貧積弱。總之，不管是正面還是負面，人們都能找到許多南宋的特點，並在此基礎上產生許多的分歧。

儘管人們對南宋這個王朝議論紛紛，但提到南宋的皇帝時，恐怕會瞬間變成同一陣營，那就是認為南宋皇帝絕大多數都是扶不上牆的爛泥、沒法雕飾的朽木。誠然，南宋王朝享國一百五十三年，傳五世九帝，但只有一位皇帝想過改變偏安一隅的現狀，試圖扭轉乾坤，他也因此被稱讚是“卓然為南渡諸帝之稱首”，他便是宋孝宗趙昚。

宋建炎元年（1127），趙昚生於秀州，也就是今浙江嘉興一帶，他是宋太祖的七世孫。我們知道，自從宋太祖趙匡胤離奇去世，其弟太宗趙光義繼位後，宋朝的皇帝就一直屬於太宗一脈。然而，皇位傳到宋高宗時，這位南宋的開國之君因為唯一的兒子早夭，自己又在逃亡途中失去生育能力，便於紹興二年（1132）將趙昚收為了養子。

紹興三十二年（1162），三十五歲的趙昚被正式立為皇太子，而沒過幾天，高宗皇帝就正式宣佈退位，而趙昚則順利即位，史稱宋孝宗。和傾向於求和的高宗不同，孝宗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主戰派，早在還是皇子時，他就曾經上書請求親自領兵與金人交戰，如今當了皇帝，他便開始著手從金人手中奪回大宋的江山。

孝宗即位是在六月，而他七月就召見了曾被奸相秦檜打壓十餘年的主戰派名臣張浚，與之商量北伐大計。另一方面，孝宗還為以岳飛為首的主戰派人士進行了大規模平反，積極地向外界釋放備戰訊號。第二年四月，孝宗為了防止命令傳遞過程中遭到主和派阻撓，便繞過樞密院等各機關直接向樞密使張浚發出了北伐的詔書，隆興北伐宣告開始。

大軍出征的第一個月便順利攻克了靈璧、虹縣，以及宿州城。然而，作為主要將領的李顯忠和邵宏淵卻在過程當中產生了嫌隙，以至於後來李顯忠與金國援軍苦戰，邵宏淵卻按兵不動。另一方面，宋軍久疏戰陣，從風氣到素質等各方面都存在著巨大的問題。因此，隨著金人發動反擊，宋軍便很快迎來了潰敗。

意識到自己過於急躁的孝宗很快下罪己詔，並遣使與金國議和。與紹興十一年（1141）時高宗同金國簽訂的《紹興和議》相比，此次的《隆興和議》儘管仍然是不平等條約，但卻可以說存在一定的積極因素。首先，過去南宋對金稱臣，而《隆興和議》規定此後兩國國君以叔、侄相稱；其次，南宋每年需要繳納的“歲貢”改為“歲幣”，且每年銀、絹各減少五萬兩、匹。

當然，金人還在條約當中要求南宋割讓此前收復和佔領的海、泗、唐、鄧、商、秦六州，這一點頗令人不滿。從積極的方面來看，《隆興和議》的簽訂讓南宋的外交地位有了些許的提升，且兩國在此之後維持了長期的和平局面，這有利於社會和諧發展、百姓安居樂業。

儘管北伐失利，但孝宗並沒有放棄對軍事的重視，他堅持整頓和改革軍隊、提升宋軍的戰鬥力，只可惜此後孝宗並沒有再次發動北伐，而南宋此後主動出擊的次數寥寥無幾，取得的成果也無法令人滿意。透過隆興北伐，金人也意識到了如果過度壓迫南宋可能會導致宋的反撲，於是表態願意與宋朝保持一段時間的和平。從這一角度上來說，孝宗的對外策略儘管莽撞，但依然可以說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獲得了難得的安穩環境後，孝宗自然是趁此機會推動國內經濟發展，他透過輕徭薄役的政策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又大興水利來避免水旱災害帶來的損失。此外，孝宗還考慮到了民眾對此前由國家發行的紙幣“會子”缺乏信任，於是下詔在會子上加蓋戶部印章，以增強其權威性，促進流通。

淳熙十六年（1189），孝宗宣佈讓位於太子趙惇，自己則退居幕後，又過了五年，六十八歲的他因病逝世。作為南宋的第二位皇帝，趙昚可能並沒有多麼雄才大略，但他敢於主動出擊，願意嘗試改變偏安一隅的現狀，這是十分值得肯定的。另外，他在位期間對於國家的治理也是可圈可點，可以說是遠遠好於南宋的其他皇帝。儘管南宋王朝的整體形象並不是銳意進取、朝氣蓬勃的，但至少在孝宗身上，我們能夠看到一種積極奮進的氣魄，這也是他成為南宋最有作為皇帝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