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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勢赫赫的皇城司只能壓制內部,面對外來入侵之敵時,數千皇城司邏卒毫無用處了。

文/班布林汗

若說起中國古代的特務機構,受影視劇影響,人們首先想到明朝。早年香港電影鼎盛時期的《新龍門客棧》《笑傲江湖》,讓東廠給人們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陰影。而近些年的熱映電影《繡春刀》系列,讓人們痴迷於錦衣衛的華服兵刃,飛魚服與繡春刀成為時尚。

明代確實是中古特務機構集大成的時代,把“緝事衙門”的許可權和能力推到最高水平。既然是“集大成”,就並非憑空而來,而是有著傳承。三國時魏、吳兩國都有校事,北魏有內外侯官,唐代有不良人、麗竟門和“察事所子”,五代有武德司,即使看似最為文治的宋代也有皇城司,都是直屬皇帝,以“廣佈耳目”來“摘發幽隱”的特務機構。有了這些前輩,明代才會厚積薄發,出現了讓人津津樂道的古代版“克格勃”。

宋朝尤其是北宋前期,給人的印象是文治斐然、君安臣樂,有著“與士大夫共天下”的祖宗之法,讓人難以和“特務政治”聯絡起來。那麼,宋朝的皇城司是什麼樣的機構,在宋朝又是什麼樣的存在呢?

從武德司到皇城司

宋代的皇城司,前身是五代時期的武德司。

五代亂世,秩序倫常蕩然,子弒父、臣弒君都是家常便飯。五代歷朝皇帝除了十分重視軍權,還需要有自己直屬的特務機構,以期能偵查事機,防患於未然。於是,武德司便從處理皇宮日常事務的機構發展成皇帝的特務機構。其長官武德使雖然只是正七品,卻由皇帝身邊的貼身心腹擔任,或者乾脆就是皇帝的貼身宦官擔任,品低而權重,可以“威福自我”,讓朝臣“脅肩低首,曲事不暇”。

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北宋《大駕鹵簿圖書》,描繪了皇帝前往城南青城祭祀天地時的宏大場面,其中不乏皇城司的貼身護衛。

到了後晉、後漢時期,武德司更是與侍衛親軍和樞密院並立,成為皇帝身邊的第三大勢力。皇帝要靠他們偵緝朝臣不軌、武將反叛,甚至操辦誅殺重臣。例如後漢隱帝要誅殺樞密使楊邠、中書令王章、三司使史弘肇、樞密使兼侍中郭威等重臣時,便是“用武德使李業等謀”。

五代畢竟秩序太過混亂,皇帝的安全還要靠自己的能力和對軍隊的掌控。即使情報工作搞得再好,一旦軍隊失控,也不免身死國滅。就如後漢隱帝靠著武德司誅殺了楊邠、王章、史弘肇,要誅殺掌控兵權的郭威卻失了手,反而被郭威兵圍汴梁,城頭上的王旗從後漢變成了後周。

也許正因為如此,後周太祖郭威、世宗柴榮兩代帝王對武德司都不甚重視。尤其是柴榮,正常的父死子繼,且自己文武全才一代英主,有充足的合法性和能力掌控內外。武德司的重要性,便隨之式微。

而當柴榮英年早逝後,其不重視武德司的弊端便暴露了。趙匡胤陳橋兵變前,“都下譁言,將以出軍之日策點檢為天子,士民恐怖,爭為逃匿之計”。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可後周宮廷是“惟內廷宴然不知”。結果趙匡胤兵不血刃政變成功,輕而易舉地從孤兒寡母手中奪走柴榮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建立了北宋。

有了前車之鑑,宋朝開始著力重視、加強武德司。

宋太祖趙匡胤首先把大批精銳部隊劃歸武德司,建立起了一支獨立於殿前和侍衛兩軍之外的新軍。官兵均由皇帝親自挑選,六千之眾由不得任何人插手的皇帝親兵。他們負責保衛皇宮,“掌宮城出入之禁令,凡周廬宿衛之事,宮門啟閉之節皆隸焉”。

除了保衛皇宮之外,武德司更大的職能便是伺察、探事:“在內中,最為繁劇,祖宗任為耳目之司。”武德司的偵查人員,由宋太祖“躬自選擇左右親信之人”,讓他們“周流民間”,以便“密行伺察”。所察之事,如官員、軍人的非法、陰謀活動,官員的經濟問題以及民俗異事及謗議朝政等等,無所不包。因此,武德司雖然是皇帝親軍,宋代人都直接稱之為“探事司”,而偵查人員“俗呼為察子”。

至於武德司的執掌者武德使,自然是皇帝的絕對心腹。第一任武德使,是宋太祖趙匡胤的“幕府舊僚”王仁贍。王仁贍為人陰險,精於手腕,迅速扭轉武德司無所作為的局面,成為“中外益畏其口”的恐怖所在。即使權勢頗重的宰相趙普,一見到宋太祖單獨留王仁贍說話,也驚懼不已,從而上奏:“仁贍奸邪,陛下昨日召與語,此人傾毀臣。”宋太祖不得不下詔安慰他:“我留王仁贍說話,見我教誰去喚來,你莫腸肚兒窄妒他,我又不見是證見,只教外人笑我君臣不和睦,你莫惱官家。”

王仁贍之後,先後又有劉知信和王繼恩被任命為武德使。劉知信是宋太祖的姨表弟,其母是宋太祖母親杜太后的親妹妹。劉知信年幼喪父,三歲時就寄養在宋太祖家中,和宋太祖如兄弟一般。王繼恩則是宋太祖最寵信的宦官,“特承恩顧”,名字都是宋太祖的御賜。

為了讓武德司更有效率地發揮作用,宋太祖還規定其不隸屬於政府系統,完全秉承皇帝個人的意志行事,不受官僚集團的掣肘。所謂“依祖宗法,不隸臺察”,任何監察都無權對武德司置喙。

於是,宋太祖耳聰目明,朝野上下大事小情無不了然於胸。許多宋人筆記曾經稱頌宋太祖能夠“採聽明遠,每邊閫之事,纖悉必知”,便是武德司察事的功勞了。

976年,宋太祖去世,其弟趙光義繼位,是為宋太宗。宋太宗繼續重用並加強武德司,太祖時期的官員繼續發揮作用,如王仁贍就為宋太宗清洗了其本最親信的“上南府時勳舊戚里用事吏”十餘人,充分展現了無論皇帝是誰都惟皇命是從的特色。武德司也完全成為了集偵查、緝捕、鞫訊、收監等一系列行政職能於一身的特務機構。

不過,武德司一味逢君之惡,也使得朝野側目,聲名狼藉。為了緩和緊張氣氛,宋太宗於981年將武德司改名為皇城司,執掌官員也由武德使改為“勾當皇城司”,並規定皇城司的長官就是“勾當官三人”。之後歷朝都有增減,少時三人,多時能達到十幾人之多。

雖然改了名,但新瓶裝舊酒,皇城司仍是皇帝專屬禁衛武裝和特務機構,且權力還有所擴大。兩宋三百年,皇城司一直是皇帝手中的維穩利器。

皇城司的“勾當”

“勾當”一詞在古文中本無貶義,是主管、料理的意思,“勾當皇城司”也就是皇城司主管。可今人理解的勾當,便是不光明正大的事情,而這正與皇城司的職責相匹配。

皇城司的“察子”即密探,都是有著正規編制計程車兵,要真想調查出隱秘,就不可能如電影中錦衣衛穿著飛魚服招搖過市,而是要“變服覘邏”,穿便衣隱藏身份秘密偵查。可宋代計程車兵又稱“黥卒”,都是要在臉上或者手臂上刺字以證明自己的身份並展示部隊番號,這樣一來即使穿便服也會被人認出。皇城司計程車兵便有了特殊優待,在“髀間雕青”,即在大腿上刺字,可放心地身著便服進行秘密活動。

察子的工作有著嚴格要求,不但有“每日差入內探及抄札班次姓名”的考勤制度,而且要求其所探之事力求廣泛詳細,不厭繁瑣。哪怕無關緊要,也要稟報,如果一連十天沒有收穫,可就要“若十日不探到事,即決杖”了。

從皇城司(武德司)建立之日起,其職能已確定。無論皇帝如何更迭,職能都不會改變。但不同時期的政治環境不同,皇城司的“工作重點”會有所側重。

北宋太祖、太宗時期,天下尚未統一,五代“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的慣性還未消除,皇帝的主要任務是統一,並分相權,收軍權,以建立一個“以大系小,絲牽繩連,總合於上”的統治體制。這一時期的皇城司的目標,主要是對官員、軍隊的監察刺探以及整肅,不過於關注其他。

從宋真宗開始,中原統一,與北方遼朝媾和,內部的拆分相權和強幹弱枝的改革已完成,進入承平時代。皇城司的“察事”就開始擴及方方面面,相比開國兩朝,天眼無處不在的感覺越發明顯了。

宋真宗時,宋朝內部最大的事便是“天書”和“封禪”鬧劇,讓延續千年的泰山封禪從此喪失神聖性,也使得朝野謗議叢生。皇城司一般性的偵查已經滿足不了皇帝的需要,宋真宗曾親自遣親事卒四十人於京城伺察,收集街談巷議,以防民怨。對於官員的監視,也無孔不入。名相寇準被罷為河南通判時,臨行前去宰相王旦家告別,王旦設宴款待。次日,王旦上朝,真宗突然言道:“昨日知有客甚歡。朝廷無事,大臣和睦,誠可喜也。”不僅王旦,在場眾臣“聞者莫不悚然”。

宋真宗畢竟是被後世評價為“英悟之主”的帝王,雖然用皇城司監察內外,但對臣下管理甚嚴,皇城司也不例外,他毫不縱容皇城司勾連朝臣和地方豪強。其寵信的內侍雷允恭因交通宰相丁謂,欲為勾當皇城司一職,真宗知道後立即將雷允恭下獄。勾當皇城司張耆與洪州豪強趙諫交遊,受其賄賂為其求官,被宋真宗降職貶官。

到了宋仁宗朝,雖然仁宗是被後世極為推崇的仁厚之主,但畢竟是皇帝,且仁宗“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作為官家利器的皇城司自然不會因官家仁厚而形同虛設。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因上書彈劾宰相呂夷簡而被貶饒州,親友送行時不敢多言,隨即散去。唯有王質在郵亭“獨留數夕,抵掌極論天下利弊”。歸來後,王質的朋友警告他,他與范仲淹的“一笑語、一樽俎”都會被皇城司察子“採之皆得其實”,要大禍臨頭了。王質卻說:“果得覘者錄某與範公數夕郵亭之論,條進於上,未必不為蒼生之幸,豈獨質之幸哉! ”王質光明磊落,不怕密探,仁厚的仁宗沒有打擊其“論天下利弊”的言論。但范仲淹其他親友在送行時不敢多言,足見仁宗朝皇城司的威懾力了。

仁宗朝皇城司比之前朝,因仁宗的寬厚,各種擅權亂法的行為逐漸增多。例如“皇城邏卒吳清誣奏富民殺人”,有司審理,發現不實,要求吳清對證。皇城司卻庇護不遣,仁宗亦默許。監察御史專為此事上疏道:“陛下雖惜(吳)清,恐不復聞外事矣。”但皇城司有祖宗之法“不隸臺察”,御史的上疏自然無用。

群牧判官李壽朋是一位“擊斷甚敏”的能吏,得罪了皇城司,被“皇城卒邏其縱遊無度”,結果被貶至汝州。三司副使陳貫手下的胥吏欲陷害他,藉口為他籌辦家宴,故意在鬧市售賣少女,聲稱是奉命為之,其事被“皇城密邏者俾潛以聞”,陳貫因此被革職。宦官羅崇勳因索要官田被拒絕,便唆使皇城卒誣告陳留知縣王衝“市物有剩利”,致使王衝被流放雷州。

官場上如此,對於民間輿論的管控也無所不至。例如仁宗時民間有“四月不戴皂角牙,直到五月腳擁沙”的民諺,皇城司查訪後上奏:“恐是不祥之語,乞行禁止。”於是,這麼一句無頭無腦的民諺便成了禁語,誰再傳播便要治罪了。

皇城司鼎盛時期,是從宋神宗開始。因為王安石變法,朝堂之上黨爭激烈,宋神宗面對朝野洶洶的反變法浪潮也要一力壓制,皇城司的作用便大為彰顯。皇城司察卒的人數增加到七千餘人,“巡察京城,謗議時政者收罪之”。神宗心腹宦官蘇利涉、石得一先後任勾當皇城司。蘇利涉比較保守,還是遵循皇城司的老規矩“循故事,邏者報事,不皆以聞”,也就是雖然事無鉅細都要偵查,但會有所取捨,凡是認為不重要的便不向皇帝彙報。這種做法自然不能滿足神宗的需要,於是石得一將之取代,“事無鉅細,一皆奏御”,乃至到了“縱遣邏者,所在棊布,張穽設網,以無為有,以虛為實”的程度,“民間往往以飛語受禍”。

被皇城司偵緝到的所謂犯人,會被以“內降公事”的名義直接交於大理寺處置,名為“詔獄”。而大理寺也會速審速辦,“知所告不實,事或微末,不度是非,一切詢報者之語,委成獄吏,不復親聽……鍛鍊羅織,必致以罪”,朝臣百姓往往因一句牢騷,或是被仇家誣陷便獲罪,“被其陰害,不可勝數”,以至於“都人惴慄,不敢偶語,兢兢朝夕,莫能自保”。

直到神宗去世,有了“元祐更化”,這種恐怖氣氛才得以緩解。執政的高太后“減皇城覘卒”,又“黜降中官石得一,使居閒地”,並且“尋又置司理訴,辯明幽枉”。審查神宗時期皇城司所辦的“坐數萬人之獄”,結果“凡所平反十至七八”。

雖然有這一番“小陽春”,但畢竟熙寧變法使得宋朝“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士大夫集團黨爭愈演愈烈,朝局不斷在新政、舊政之間搖擺,君臣之間的互信與和諧大為削弱,各種暗流湧動,作為皇帝維穩利器的皇城司自然不會因一蹶而不振,只會不斷壯大。

例如宋哲宗朝,皇城司便又“添廣察邏人數”。因為一次彗星出現,為了壓制朝野議論,皇城探事卒“散之通途永巷”,即使“夫婦醜詆之言,仇隙怒傳之語”都要偵緝上報。這使得“人人跼蹐,各各疑慮,親戚不敢誠,朋友不敢信,目不敢注視,手不敢直指”。

甚至,皇城司都可以主辦廢黜皇后。哲宗孟皇后因為女兒福慶公主生病,不顧宮中禁忌“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結果被指用厭魅之術詛咒哲宗。皇城司奉命將孟皇后身邊“宦者、宮妾幾三十人”逮捕審訊,審問過程中“榜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屈打成招後,侍御史董敦逸複查,發現犯人們都已經“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音”,根本無從查問。董敦逸在被脅迫之下只得“以奏牘上”,於是“詔廢后,出居瑤華宮”。

有效制內卻不能攘外

北宋末年,末代皇帝宋徽宗的皇權集權達到北宋時期的巔峰。“祖宗之制墜廢殆盡,而政事號令悉出閽寺”,宦官作為皇帝的內侍,既可掌兵,又可干政。而外朝宰相以蔡京為代表,不過“宰相充位,奉行文書”而已。

皇權達到巔峰,作為皇帝專屬特務的皇城司水漲船高。徽宗在勾當皇城司的基礎上特設提舉皇城司一職,並打破“宗室不領職事”慣例,讓皇三子趙楷擔任此職,欲以之代東宮而繼任新君。想要易儲,則讓心儀的皇子擔任皇城司長官作為預備,皇城司在皇帝心目中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因為皇城司權力過大,神宗曾下詔“兵察皇城司”,將皇城司置於臺察之中,以加強管理。但在徽宗朝,藉口皇子提舉皇城司,“因人廢法”,再次讓皇城司“不隸臺察”。於是,皇城司偵緝辦案更為肆無忌憚,一個賣菜翁在都城宣德門下迷迷糊糊說了幾句話,都能被邏卒“捕之下開封獄”,最終“於獄中盡之”。

雖然皇城司威勢赫赫,但只能壓制內部。當面對外來入侵之敵時,數千皇城司邏卒便毫無用處了。到“靖康之變”時,皇城司不但沒能保護得了徽、欽二帝,其所在反而成為金人處理宋朝的場所。

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索太上皇、帝后、諸王、妃主為質,時輔太子留守、少傅、同知樞密院孫傅,留太子不遣,即“寓直皇城司”內。隨後,金人威逼另立異姓,眾官又於皇城司集議,最終決定以張邦昌為帝,建立偽楚。而當金朝要挾宋改定都城時,也是讓百官“於皇城司議遷都之地”。

保衛趙宋皇帝的皇城司,成為外敵議定趙宋存亡的地方,這可算是絕大的諷刺了。

南宋建立後,皇城司仍然沒有被拋棄,反而再經歷了一次輝煌。宋高宗稱帝之後,第一時間重建了皇城司,並不斷壯大。當時有大臣上疏建請御史臺監督皇城司,而高宗駁回:“皇城司系專一掌管禁庭出入,祖宗法不隸臺察,已降指揮更不施行。”從此再無人提出將皇城司由臺察監管,皇城司徹底解綁。

當皇城司與禁軍發生衝突時,皇帝也以保護皇城司為重。紹興五年(1135年)六月,神武中軍計程車兵與皇城司邏卒發生衝突,“擊傷邏卒”,高宗立即令神武中軍統制官楊沂中將犯事士兵綁送大理寺治罪,甚至有人提出“其統兵官亦乞嚴示懲戒”。

在皇帝的培植保護之下,雖然江山只剩下了半壁,皇城司卻比北宋時期還要威風,權力更大。察事卒“遊於市間”,一旦聽到有人“言其奸者”,便可“即捕送大理寺獄殺之”。神宗時代,倒黴鬼被皇城司查到,會被“鍛鍊羅織,必致以罪”,已經讓人“不敢偶語,兢兢朝夕”,但還會有關押、審訊過程,即使定罪也大多不是死刑。而到了南宋高宗時期,倒黴鬼竟然會被直接“殺之”,可想而知其恐怖氛圍會讓人何等窒息了。

高宗之後,皇城司又經歷了一些周折,但始終存在。但正如北宋的皇城司面對金軍鐵騎毫無作用一樣,南宋皇城司面對元軍時也是既不能偵察其軍情,又不能抵抗其武力。當南宋滅亡時,皇城司也隨之一起毀滅。

正如“校事”一職在形式上雖然伴隨著三國的滅亡而滅亡,其制度內涵卻在隨之而起的“內外侯官”上得以寄存發展。“內外侯官”伴隨著北魏滅亡,其制度內涵在隨後的“不良人”與“麗竟門”上得到體現。皇城司的衣缽自然也有後來人,那便是在明朝,集前代經驗而大成的廠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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