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戰國時期除了七雄外，宋國也是一箇中等國家，實力僅次於七雄。宋國的祖先是商湯，當年商王朝被周武王滅掉後，周人把商紂王的叔叔微子一系的後代子孫分封到宋國，包括孔子的先人都是從宋國搬遷到魯國的。

宋國在孟子游說諸侯時曾經強大到被稱為戰國“第八雄”，然好景不長，沒多久就被齊國滅了，國土也被齊、楚等大國所分割。

當宋未亡時，宋王正在尋找讓國家更強大的方法，聽說孟子的盛名，便派遣大夫戴盈之去向孟子請教宋國該如何做才能富國強兵。

孟子上來自是一通“仁政”理論的宣導，講到如何讓百姓安居樂業時，戴盈之插話道：“先生，您說的抽取十分之一的稅率，免掉關卡和商品的賦稅，今年執行可能較難！不過我們可以做到比現在少收取點，等明年再徹底執行您說的政策，怎麼樣？”

孟子是出了名的耿直、好辯的學者，他把戴盈之此話當成辯方對手的詰問，慨然應道：“現在有人每天都偷他鄰居家一隻雞，有人知道後對他說：‘你這是小偷行為。’那人說：‘你說得對，我也知道偷竊是錯的。這樣吧，我以後每月只偷一隻，等明年，再也不偷了。’不管是偷雞還是執政，如果知道是錯的，應該立馬改正，為什麼要等到明年呢？”

聽了孟子這話後戴盈之是怎麼回覆的，《孟子》一書沒寫，上面故事原文如下。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徵，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二、

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裡提過孟子容易“強詞奪理”。如上面這則，孟子為人耿直，但國家大事涉及的利益糾葛較多，在很多方面，改革是急不來的，越急越容易出差錯。

隋朝隋煬帝楊廣，年號大業，就是想做出一番震爍千古的大事業。他營建東都洛陽、開鑿大運河、通西域貿易、擴充套件科舉選才範圍、徵高句麗等等大業都是在繼位後的幾年內並舉，因操之過急，害得天下百姓民不聊生、烽煙四起，最後自己被屬臣叛殺，還落得遺臭萬年。假設楊廣不是在幾年內同時幹這些大業，而是選擇漸進改變，用個幾十年（他剛當皇帝時還年富力壯，是有機會再活幾十年的，畢竟他父親隋文帝楊堅也算是長壽皇帝，要不是被楊廣殺了估計還能活一些年，他家的遺傳基因就有長壽的可能），這些大業同樣會損耗民力，但若成功了，楊廣就是跟秦始皇、漢武帝一樣，名垂千古，彪炳史冊，且還是譽大於毀。

再如上世紀的大躍進，為了大鍊鋼，很多地方讓居民把家裡燒飯的鍋都砸了拿去燒，不光煉不出好鋼，反致浪費了民力、物力，得不償失。

戴盈之說的先減輕稅率，第二年再全面施行，有一個緩衝期能解決很多矛盾。連商鞅那麼峭刻之人，在秦國變法的執行上也不敢一蹴而就。

漸進式的改進在歷史上成功的機率更高。

孟子的譬喻固然很妙，話語也簡明有力，可國之大事要求和停止偷雞一樣，說做到就做到，未免忽視了事物的複雜性。

理想主義值得欽佩，然，對現實主義來說卻不甚有用。

如要借鑑，在個人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想變得更好，未嘗不可學習孟子的“立改”主義；比如立即開始鍛鍊、立即開始學習。

在涉及到較為複雜的範圍內，非個人意志可控、又想變得更好的，更需要“漸進”主義，比如事業、財富等需要積累的成果。

一朝成名固然有，然更多的還是“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的積累行為帶來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