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諡號”，指人死後，後人按照其生平事蹟予以的“或褒或貶或中性”的評價文字，乃系對死者一生的高度概括。清朝時期，朝廷對於官員的“諡號”有著明確規定：1、一品大臣，按例請皇帝決定是否給予“授諡”；2、一品以下官員除非特旨，例不授諡。

一般而言，清朝時期正途出身（翰林出身）或者獲封“大學士職銜”的一品官員、享受一品待遇的封疆大吏才能獲得“文”字諡號。而在以“文”字開頭的諡號中，又以“文正”最為難得，最為尊貴。所以，自唐朝以後，就出現了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文人做官後，夢寐以求的想要得到一個諡號，那就是“文正”。對於清朝的文官而言，更是如此。

當然，如此顯貴的諡號，皇帝也不會輕易授予，必須擁有“正色立朝、德被後世”的品行操守；於朝中擁有極高聲望、極高地位和特殊恩寵的“柱國之臣”，才能獲得皇帝特旨追諡“文正”。

在清一朝的兩百餘年間，僅有8位大臣獲得了“文正”諡號，如此諡號的含金量，可見一斑！

清代大臣形象

那麼，這8位獲諡“文正”的清朝大臣都是誰？相比較而言，誰又是朝廷地位最高、影響最大的所在呢？

8位“文正公”中，若論誰最牛，還真不好說；但若論誰最差，誰最名不副實，結果卻顯而易見。

第一位：湯斌

湯斌，其先祖湯寬曾跟隨明太祖朱元璋起兵，而後世代為官，直到湯斌這一代。

康熙二十三年，時任“內閣學士”的湯斌被康熙皇帝欽點為“江寧巡撫”（也就是後來的江蘇巡撫）。湯斌在巡撫任上真正做到了“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根據《清史稿》的記載，康熙皇帝將湯斌調回京城出任“太子師傅”的時候，江寧百姓“停市三天，哭泣挽留”，甚至燒香叩頭為其送行。

康熙二十六年九月，湯斌升任“工部尚書”；十月，61歲的湯斌病逝於任上。根據時人筆記記載，湯斌去世時“體臥板床、身著陋衣，唯餘俸銀八兩”，在同僚好友的資助下，湯斌的葬禮才得以舉行。

曾任“江寧巡撫”、“工部尚書”的湯斌，臨終僅餘俸銀八兩，僅憑這一點，他就足以被追諡“文正”。奈何，湯斌生前受到“明黨”攻擊，無辜蒙冤，康熙皇帝並未給予其該有的諡號待遇。雍正年間，雍正皇帝為其平反；乾隆年間，乾隆皇帝為其追諡“文正”，算是還了湯斌一個公道。

第二位：劉統勳

受電視劇《宰相劉羅鍋》的影響，乾隆朝名臣——劉墉的名字幾乎家喻戶曉，但在真實的清朝歷史中，劉墉絕不是和珅的對手，也從未將和珅視為對手，甚至在擔任“左都御史”（也就是中紀委書記）期間，仍然靜默自守、得過且過。而且，歷史上的劉墉也遠沒有他的父親——劉統勳聲望高、影響大。

根據《清實錄·世宗實錄》的記載，劉統勳去世二十多年後，時任“體仁閣大學士”的劉墉仍被嘉慶皇帝稱為“劉相之子”。

“清史研究第一人”蕭一山先生曾在《清代通史》中如此評價劉統勳：“服官五十餘年，居相位十餘年，朝廷依賴之如肱股”；《清史稿》對其的評價為：“有古大臣風，亮哉”；《中國名人志》對其的評價為：“為官近五十載，清正廉潔，秉公無私”。

乾隆三十八年，劉統勳病逝於上朝的路上，乾隆皇帝親往弔唁、悲痛落淚並將其評價為“得古大臣風，終身不失正”的“真宰相”，並下旨追諡“文正”，號召朝臣向其學習。

第三位：朱珪

朱珪，嘉慶皇帝的老師，曾長期於地方任職，乾隆朝後期為數不多敢同和珅叫板的“剛直錚臣”之一。

嘉慶皇帝親政後，朱珪被調回京城並迅速官至“體仁閣大學士、監管工部事務”。嘉慶十一年，朱珪病逝，嘉慶皇帝號啕痛哭並給予了“半生惟獨宿，一生不言錢”的至高評價，而後將其追諡為“文正”。

嘉慶朝初期的朱珪，到底擁有多高的朝廷地位？《清代通史》曾經如此評價：

嘉慶初年，劉以名相之子，繼正揆席，王以先朝殊眷，恩寵有加，足與二人鼎立者，朱珪而已。

“劉”，即劉墉；“王”，即王傑。但劉墉或有“靜默自守”，王傑亦或有“剛愎自用”，唯獨與二人地位相當、影響相當的老臣朱珪，“可謂國之柱臣耳”。

第四位：曹振鏞

乾隆年間，曹振鏞官至“侍讀學士”，一個正廳級的高階秘書；嘉慶年間，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成為兼任常委的住建部、水利部部長，行政級別為正國級；道光元年，成為朝廷首輔兼領班軍機大臣，正式開始了長達15年的朝廷一把手生涯。

曹振鏞到底有何特殊之處，為何能身歷三朝而不倒，而且能得道光帝如此信任和倚重呢？

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

曹振鏞為官50餘年，始終謹慎小心、唯唯諾諾，既沒有突出政績，也無大的過錯，正應了後世對其的評價：“八方無事歲歲豐，無災無難到三公”。清官可敬，貪官可恨，但像曹振鏞這種身居高位卻毫無作為地“庸官”，才是大清王朝真正的害群之馬。

可“英明”的道光皇帝偏就覺得曹振鏞“人品端方、最可倚重”，甚至在其死後還美其名曰“揆諸諡法，足以當‘正’字而無愧”，予以了“文正”諡號。

只是，曹振鏞能得“文正”諡號，到底是褒獎，還是羞辱呢？

第五位：杜受田

杜受田，咸豐皇帝的老師，也是教導咸豐皇帝“藏拙示孝”以贏得皇位之爭的關鍵人物。

除去“帝師”這個尊崇身份外，杜受田還享有極高的歷史地位，其所在的家族被後世稱為“一門七進士、父子五翰林”，正兒八經的書香門第，家世異常顯赫。

道光三年，杜受田延續了家族榮耀，以“會試第一、殿試二甲第一”的傲人成績，成功進入仕途。助咸豐皇帝奪得皇位以後，杜受田被晉升為“吏部尚書”兼領“太子太傅銜”，而後升任“協辦大學士兼領禮部尚書”。

根據《清史稿·杜受田傳》的記載：

“受田雖未入樞廷，國家大政及進退大臣，上必諮而後行。”

也就是說，杜受田的官職雖不顯赫，也從未進入朝廷權力中樞，但卻能直接影響咸豐皇帝對軍國大政、人事任免的決定，地位特殊、影響巨大。

咸豐二年，杜受田病逝，咸豐皇帝“伏案痛哭，如喪考妣”，並親自率領文武大臣前往祭奠。除了將杜受田追諡為“文正”外，咸豐皇帝還給予了其一項極為特殊的恩寵，將其追封為“太師大學士”。清代文臣能追贈“太師”者，唯杜受田耳；清代文臣，能追贈“太師大學士”者，唯杜受田耳。

第六位：曾國藩

曾國藩，“晚清中興四大名臣”之首，被後世評價為“地主階級最厲害的人物”，甚至被認為是“國人精神之典範”。

同治三年，曾國藩率領湘軍攻破南京，天平天國宣告失敗，此時的曾國藩達到了人生的巔峰時期——坐擁江南財賦之地，手握三十萬雄兵，天下督撫大半出自其門下。如果此時的曾國藩揮師北上，能不能推翻晚清政權不好說，但絕對能造成致命打擊。

當然，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曾國藩，並沒有這樣做，但按照咸豐皇帝臨終“克復金陵者，可封郡王”的遺命，憑藉一己之力為大清強力續命數十年的曾國藩僅被晉封“一等毅勇侯”已屬委屈，死後追贈“太傅”，追諡“文正”也屬必然。

第七、八位：李鴻藻、孫家鼐

為什麼要將這兩位“文正公”放在一塊？

因為李鴻藻和孫家鼐並不是因為“正色立朝、德被後世”的品行操守，才被追諡“文正”，而是因為一個慣例：

李鴻藻、孫家鼐皆以師傅得之，則成慣例矣，其人蓋尚無大過。

同治朝以後，曾任“帝師”的一品大員，如果沒有大的過錯，一般都能得到“文正”諡號。當然，同治朝以後，也只有李鴻藻和孫家鼐兩位帝師而已。

後記

“正色立朝、德被後世”，至高無上的評價，不容挑剔的操守，能被追諡“文正”就足以說明了這個人的歷史地位和巨大貢獻。但就8位“文正公”的生平事蹟來看，曹振鏞絕對屬於名不副實，甚至和“文正”背道而馳的所在。李鴻藻和孫家鼐這兩位“帝師”雖然都沒教出好學生，但一位在“中日甲午戰爭”期間，強力主戰；一位則創辦了中國近代第一所大學——京師大學堂，也算“德被後世”，總比曹振鏞強了太多。

所以，如果要為清代8位“文正公”排名，那麼“臨終唯餘俸銀八兩”的湯斌，應屬首位；而一生奉行“少說話，多磕頭”的曹振鏞，最適合墊底！

參考文獻：《清實錄》、《清史稿》、《清代通史》、《中國名人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