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新冠肺炎危機，讓南韓的邪教問題出現在大家的視野中。

原來，南韓這樣一個發達國家，如此盛產邪教，什麼新天地、萬民中央教會、世界以利亞福音宣教會、基督教福音宣教會、世界基督教統一神靈協會、達米宣教會、天尊會等等等等，可謂是百花繚亂，遍地盛開。

古今中外所有邪教，無一不是招搖撞騙、裝神弄鬼、蠱惑人心、興風作浪、禍國殃民。

▲ 南韓新天地教會的活動現場

在中國古代，也出現過很多邪教，從漢末的太平道，到清末的義和拳，你方唱罷我登場，各領風騷數百年。

不過，在中國古代，邪教從來沒有真正的形成大氣候，至多隻是在民間起義中起到一些推波助瀾的作用。它們永遠都是歷史舞臺上的配角，從來沒有站C位的機會。

一、統治者獨尊儒術

邪教基本上都需要借宗教的殼，通過扭曲宗教的理論來創立一套自己的歪理邪說。在我的理解中，宗教就好比是院線上映的《我不是潘金蓮》，邪教就好比是那些搭便車蹭熱度的網路電影《潘金蓮就是我》、《她才是潘金蓮》、《我是潘金蓮》、《潘金蓮復仇記》、《暴走的潘金蓮》、《誰殺了潘金蓮》、《鬼臉殺手之二炮手潘金蓮》……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如果在一個文明中，連宗教都無法在政治上站C位，那麼宗教的山寨品邪教就更不可能發揚光大了。

請注意，中華帝國是世界主要文明中唯一一個特例，即超越性的宗教對政治的影響微乎其微。而且這個前提還是，歷代王朝，除了南北朝和唐朝曾經有過滅佛運動，基本上都對宗教持寬容的態度。也就是說，統治者從不擔心宗教會威脅到國家的安全。

反觀歐洲，自從羅馬帝國滅亡之後，就陷入一種不穩定的封建秩序中。兵荒馬亂、人心渙散之際，基督教恰好可以為各國政府提供合法性的來源，但是各國政府相應的要付出沉重的代價，那就是被基督教神權凌駕。

教會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就處處壓制政府的權力，因此歐洲國家的政府普遍處於弱勢的狀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公元10世紀，神聖羅馬帝國異軍突起，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歐洲的統一看起來不再是一個遙遠的夢想。但是在教廷的壓力下，整個國家迅速垮臺，歐洲只得繼續維持四分五裂的局面。

中東地區也是如此，伊斯蘭教凌駕於國家之上，導致國家的不穩定，直至今天，中東地區還有很多政教合一的神權國家。

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儘管中國古代王朝更迭、江山易主是常見之事，但是從來沒有一種宗教可以凌駕於任何中央政府之上。

原因就在於，儒家學說，或者說是儒教，這樣一個不信鬼神的現世倫理體系，可以為政權提供合法性。本來孔子的儒家學說不是為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國家設計的，但是到了漢武帝時期，鬼才董仲舒為儒家學說加上天人合一和三綱倫理(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前者讓皇帝成為受命於天的天子，權力得以合法化，後者讓權力結構不平等，更有利於社會秩序的穩定。

在董仲舒的改造下，儒家學說一躍成為國家意識形態，且逐漸與政治力量融為一體。皇帝雖然受命於天，但是這個天畢竟不是具有人格的神，而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因此，皇帝需要眾多的儒家官員來對其合法性進行闡釋。於是，科舉應運而生。

隨著科舉的發展，統治者與儒家精英之間形成了堅不可摧的互利共生關係。層層選拔的儒生成為各級地方政府的官僚，共同治理這個大一統的政權。

儒家學說與政治力量的親密無間，使得宗教力量根本沒有插足的機會，只有站一旁眼紅的份。佛教倒是曾經盛極一時，但是佛教追求的是來世，根本無法為現世的統治者提供幫助。況且，佛教鼓勵人出家，會導致稅收和兵員的枯竭，這就是為什麼南北朝時期會出現鎮壓佛教的運動。

王朝可以更替，但是新的統治者也只能跟儒家合作，依靠儒家學者來統治中國。這裡最典型的就是北魏孝文帝，作為非漢人的統治者，他不是沒想過去開創一種新的政權模式。但是，他最終還是選擇了儒家政權模式的政府體系，他重用儒家學者，以漢代為榜樣建立北魏的官僚制度和法律典章，宮廷以及其他典禮活動均採納漢代的禮儀和慣例。

既然非漢人的統治者都別無選擇，只能擁抱儒家，更何況那些漢人的統治者。朱元璋本來深受白蓮教的影響，但是當他建立大明政權後，沒有選擇讓白蓮教成為國教，而是選擇了儒家學說作為官方意識形態。而且他還嚴厲打壓白蓮教等一切邪教，《明律集解附例》記載：“凡師巫假借邪神，書符咒水，扶鸞禱聖······一應左道亂正之術······煽惑人民，為首者絞，為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連正規的宗教都無法滲透進中國的政治中去，就不要說那些不入流的邪教了。可以說，儒家學說從根本上就斷絕了邪教在中國政治舞臺上大有作為的一切可能。

二、法家打壓邪教

儒家學說除了為高層的統治者提供政權合法性，它也為全體中國人的生活和人際關係提供了一整套倫理規則。梁啟超曾說，世界哲學大致可分三派：印度、猶太、埃及等東方國家，專注重人與神的關係；希臘及現代歐洲，專注重人與物的關係；中國專注重人與人的關係。中國一切學問，無論那一時代，那一宗派，其趨向皆在此一點，尤以儒家為最博深切明。

而且，儒家學說還能滿足大部分中國人的信仰需求。本來，儒家秉持一種相對的無鬼論，“子不語怪力亂神”，“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但是孔子所處的時代，民智未開，迷信盛行，孔子只能順應社會現實，利用祭禮來作為修養人格改良社會的一種手段，所以《易經》中說，“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孔子只是假裝相信有鬼神，“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那為什麼祭禮可以修養人格改良社會呢？因為人們通過祭祖，可以喚起內心裡報本的觀念，風俗自然就會改善，也就是“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於是，儒家逐漸形成了以祖先崇拜為核心的禮儀，讓中國人的信仰需求得到滿足，至少讓很多人不會被那些亂七八糟的邪教吸引去。

除此之外，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創舉，為了選拔儒家官員的科舉制，使平民百姓可以通過考試來鯉魚翻身，“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一定程度上讓社會更有彈性。一個有彈性的社會，可以緩解很多社會矛盾，平息很多民怨，從而讓民眾投身邪教的可能性大幅減輕。這同時也是為什麼儒家政權模式的政府體系能在中國持續了兩千多年，一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

說到這裡，我們必須要說一個為儒家政權模式提供監護的意識形態——法家。儒家雖然能給政府提供合法性來源，但是它無法給政府提供具體的的統治技術。富國強兵，還是要靠法家學說。一個提供高屋建瓴的意識形態，一個提供經世致用的治國之術，二者互為補充，共同構成維護國家體制的兩根基石。雖然儒家與法家時有爭鬥，但並不影響他們互相吸收，即儒家法家化，法家儒家化。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法家的嚴刑峻法，對於民間邪教的泛濫起到一定的震懾作用。從漢朝開始，政府就立法嚴禁邪教，比如《漢律》就規定了“執左道”、“造畜蠱毒”、“造厭魅”、“妖言妖書”等罪名，只要抓到，就是死刑。後來，無論是唐宋，還是明清，都對邪教採取零容忍的態度，不是砍頭，就是流放。

清代統治者除了“禁止師巫邪術”、嚴懲“造妖書妖言”等，還規定凡妄布邪言、書寫張貼、煽惑人心者，為首者斬立決，為從者皆斬監候，習天文之人妄言禍福和傳避邪術、道士施法致人死亡，依其罪行分別處絞監侯、充軍和杖刑，邪教犯罪一般比照謀反大逆定罪處罰。

各代統治者用行政手段打擊“邪魔外道”，收繳經書、焚燬經板、拆除邪祠、銷燬偶像、查抄教產等等，有效的保護了儒家政權模式的穩定。

三、帝國認同的需要

當然，每當王朝衰敗、民不堪命之時，民間的邪教組織就會乘勢而起，利用謠言、讖語以及末日宣言，大喊反對政治腐敗、官逼民反等口號，召集百姓，聚眾作亂，禍國殃民。

例如我們大家都熟知的東漢末年的“太平道”，教主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中黃太一”為尊神，以符水咒說為人治病，獲取民眾信任。張角還派遣弟子出使四方傳教，普遍撒網，誘使很多民眾開始信奉太平道。在張角的蠱惑下，人們為了入教，變賣財產、遷徙流離，光是病死在路上的人，便“亦以萬數”。經過多年苦心經營，太平道“徒眾數十萬，連線郡國”，公元184年，張角以“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作為口號，發動黃巾起義。

老子說，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黃巾軍雖然來勢洶洶，看似不可一世，大有取代漢朝之勢，結果不到一年就作鳥獸散。黃巾起義雖然沉重打擊了東漢政權，但是真正取代東漢政權的卻是後來的曹魏。

黃巾起義為後世打著宗教旗號的農民造反提供了樣板。東晉時期，孫恩、盧循分別藉助“五斗米教”，尊張道陵為天師，煽動百姓，招集信眾，謀反作亂。為了剷除異己，他們甚至號召教徒“有不同者戮及嬰孩”。

當時，“五斗米教”如日中天，連書聖王羲之都是他們的信徒。一些狂熱女教眾為心無旁騖地參加起義，甚至將自己的嬰兒溺死。孫恩、盧循起義儘管聲勢浩大，但最終還是失敗，同黃巾起義一樣，雖然它沉重打擊了東晉政權，但是真正取代東晉政權的卻是後來劉裕建立的宋。孫恩起義，所過之處的官員一律宰殺分屍，不服從之百姓全家族滅。試問擁有如此滅絕人性的價值觀的起義軍，如果他們真的建政立國，一統天下，那將是多麼可怕。

唯一一個例外，就是元朝末年，明教和白蓮教聯手，推翻了元朝。朱元璋本身是白蓮教教徒，他的部下也大部分出身白蓮教。但是後來，越來越多的儒家精英加入到朱元璋的隊伍裡，比如大名鼎鼎、神機妙算的劉伯溫。這些儒家菁英對朱元璋思想的轉變影響很大，到了朱元璋當上皇帝的時候，他其實已經走上了白蓮教和明教的對立面。所以說，白蓮教等邪教雖然推翻了元朝暴政，但是自己卻沒有享受到革命勝利的果實。

在古代，一個龐大的帝國，因為受限於有限的運輸能力和交通手段，所以如何提高對遼闊國土的控制能力就成為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因此，統治者必須要找到一種意識形態，讓帝國形成統一的精英文化，甚至是精英的認同感，以文化的同質性來彌補直接控制能力的不足。

宗教雖然能夠凝聚人心，但是如果統治者採用宗教作為國家意識形態，後果就是飲鴆止渴。羅馬帝國末年，由於基督教在民間廣泛傳播，導致民眾心裡對上帝的認同感遠遠大於對帝國的認同感，最終促進了羅馬帝國的覆滅。

而中國的統治者，無論哪朝哪代，都很明智的選擇了儒家學說作為帝國的意識形態。因為他們很清楚，“敬鬼神而遠之”的儒家學說為帝國精英營造了統一的文化和認同感，彌補了帝國控制能力的不足，雖然不能讓江山真的永固，但起碼固個幾百年還是可以的。

不看廣告看療效，無論是宗教，還是宗教的山寨品邪教，都無法為統治者提供這樣的服務，所以它們在中國歷史上根本無法登堂入室。儘管它們有可能在短期內鑼鼓喧天、鞭炮齊鳴，但是終將只是曇花一現。

▲南韓電影《哭聲》中的神棍巫師

至於南韓作為一個傳統的儒教國家，為什麼現在會變的各種邪教如日中天？世界華人週刊專欄作者古爾齊亞的《巫術立國：南韓國運簡史》裡，曾對此有過準確的論述：什麼時候薩滿巫師開始變得重要了呢？被日本佔領時。當時的韓朝精英知識分子，開始尋找“大韓民族的精神傳統”，以反抗日本侵略，他們發現，儒家是中國傳來的，佛教是印度傳來的，且被日本侵略者用來倡導“日韓一體”，唯有薩滿巫師才是南韓獨有的。

原來如此，在南韓近代的民族主義者眼裡，儒家學說是外來的，必須趕出門去，所以他們把在本國根基很深的巫術文化捧了出來，作為凝聚國民的精神力量。

至此，一切都有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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