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晁錯

漢高祖劉邦對討厭這個世界上的兩種人，一是儒生，一是商人。在天下底定後，他學習秦始皇的辦法，把10多萬戶六國貴族後裔及富豪之家統統遷徙到關中，放到自己鼻子底下加以監管。他還頒佈詔令，嚴禁商賈不能穿絲綢的衣服，不得乘坐華麗的馬車，還專門抬高針對商賈的租稅，以表示對他們的困辱。

劉邦及漢初的幾個皇帝還徹底關閉了商人從政的路徑，甚至連商人的子孫都受到限制，所謂“禁錮不得為吏”。漢文帝規定，有三種人不能當官，分別是商賈（賈人）、入贅的女婿（贅婿）和犯過貪汙之罪的官吏。

讓人驚奇的是，就在對商人實施如此蔑視和侮辱性的政策的同時，在實際的微觀經濟層面，漢初的工商業卻得到了極大的解放。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馳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也就是說，漢代改變了秦時自商鞅以來的全面管制政策，開放關津，放鬆對山林礦藏資源的管轄，這兩項直接導致了物流交易的活躍和工商業的繁榮。

放鬆工商的同時，漢初對農業則採取了“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漢文帝前後兩次“除田租稅之半”，租稅率最終減為三十稅一（就是收取三十分之一的稅率，孟子曾說：“什一而稅，王者之政。”孟子認為收取十分之一的稅率就是極好的政策了），一度甚至還全免田租，長達12年之久，這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的一次。

與此同時，商人階層也崛起為一個強大的勢力。當時大商人主要集中在四個產業之中，分別是鹽鐵業、流通業、種植（養殖）業和金融業。

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列舉了西漢初期21位富豪，他稱之為“賢人所以富者”，其中，單獨列出、比較詳細地記載其事蹟的有8位，前4個都是冶鐵業者。順便提一下，司馬遷對商人的開明態度一直被後世史家所詬病。在《史記》中，他將《貨殖列傳》排在算卦和看相的《日者列傳》《龜策列傳》之後，為全書之“末傳”，可是仍然為人所不滿，東漢史家班彪、班固父子便認為司馬遷替商賈立傳是“輕仁義而羞貧窮”，“崇勢利而羞賤貧”。

當代財經學者吳曉波說：“從《貨殖列傳》這20多位富豪所從事的產業可以得出兩個結論：其一，在有漢一代，能源業、流通業和金融業就已成最具贏利性的重要產業，這一特徵迄今未改；其二，在商人階層已經出現專業化經營的萌芽，“富豪榜”中有不少人從事的是薄利多銷的手工製造業。”

一個人或一個家庭要持續地保有財富，應該怎麼辦？司馬遷認為“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匯財，用本守之。”意思是到商海中盡情折騰，賤買貴賣，大把賺錢，然後再回頭去買房子和田地，用房子和田地把賺來的錢牢牢守住。這個思想至今影響部分國人。

二、

漢初放任自流的經濟政策推出後，地方諸侯（劉邦把異姓王都滅得差不多後，剩下的諸侯王幾乎都是劉氏諸親）利用各自的資源優勢，迅速形成強大的勢力。其中烈焰最盛者就是吳王劉濞（劉邦的侄子），他不但擁有龐大的鑄錢產業，而且吳地靠近東海，既有豐富的鐵礦，也是海鹽的盛產地，鹽、錢、鐵三業，讓劉濞富甲宇內，他結交各國，逐漸成為一股足以與中央分庭抗禮的地方權貴力量。更讓中央政府惱怒的是，權貴與商人似乎正在結成交易同盟，並極大地敗壞吏治。對這一現象的影響，文景時期（漢文帝和漢景帝父子統治時期稱為“文景之治”）先後有兩位知識分子提出了擔憂和對策，他們是賈誼和晁錯。

賈誼（公元前200-前168年）是漢初第一個提出把地方諸侯的管轄權收回中央和重農抑商的人。他寫的《治安策》針對中央集權旁落的景象，給出了“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方針，也就是“分而治之”，在原有的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諸侯，從而分散削弱他們的力量。

賈誼33歲就去世了，與他同齡的晁錯（公元前200-前154年）繼續倡導“分而治之”這一路線。與書生論證的賈誼不同，晁錯深得漢景帝信任，被任命為御史大夫（副丞相），位列三公，對政策影響重大。晁錯也比賈誼更為激進，公元前155年他直接上呈景帝《削藩策》，主張取消王侯封建，景帝直接採納後，以吳王劉濞為首的諸侯王們在第二年打出了“誅晁錯，清君側”的叛亂旗號，這就是西漢初期有名的“七國之亂”。景帝為了平息眾怒，把晁錯當冤大頭腰斬於長安東市，可吳王等人不肯善罷甘休，繼續挺兵，反倒被景帝派出的名將周亞夫三個月內就收拾掉了。

“七國之亂”平定的13年後，公元前141年，漢景帝駕崩，16歲的劉徹（公元前156-前87年）登基，是為漢武帝。武帝當政54年，一改前幾任皇帝的休養生息政策，文治武功，把帝國拉回到高度中央集權的軌道之上，漢朝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漢武帝對內，採納賈誼曾經提出的主張，頒佈《推恩令》，強行分封諸侯諸子，使諸侯封地自我縮減。在思想上，他接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令中國的思想文化延續了700年的百花齊放景象戛然而止，讓儒學成了唯一正統的思想。

民國史學家顧頡剛在《漢代學術史略》中認為在秦始皇和漢武帝都在“統一”國民思想上用手段，但“秦始皇的統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讀書，他的手段是刑罰的制裁；漢武帝的統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讀一種書，他的手段是利祿的引誘。結果，秦始皇失敗了，漢武帝成功了。”

對外，武帝則攻伐四野，派衛青、霍去病北擊匈奴；東北滅衛氏朝鮮（今朝鮮北部）；南方收南越、夜郎；西方鑿通絲綢之路。

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硬是把文景兩帝留下來的充沛國庫消耗一空，史載“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費以億計，縣官大空”。

漢武帝的晚年漢帝國內部農民起義風湧不斷，差點被推翻的武帝趕緊下《罪己詔》，否定自己一生的折騰，讓百姓再度開始休養生息，才使得漢帝國躲過了被推翻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