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吏治腐敗歷來受人詬病，可是官僚士大夫階層也有其可嘆可悲之處。
魯迅先生筆下的孔乙己，只是眾多“考試不弟”讀書人的縮影。試想一下，假如孔乙己中了舉人，就能飛黃騰達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結局也許更慘！
自嘉慶道光以後，清朝國勢日頹，這艘已經行駛了200年的舊船破漏百出。所有船上的人，清醒得也好，糊塗的也罷，都要跟著一起完蛋。
事情要從最初說起。滿人入關後，為了讓“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拼命拉籠漢族士大夫，康熙特設“博學鴻儒科”，即使有人故意寫得文不對題，依然給予高官厚祿。這種“賄賂”策略很管用，數以萬計的人才走向科舉考場，從“反清”變成“附清”。
年深日久，這一策略造成的吏治負擔越來越大。由於官吏太多，供給遠大於需求，前官未去，後官又來，越積越多，發展到晚清，終於難堪重負。為彌補財政虧空，興起捐官制度，其實無異於飲鴆止渴，候補官員如車載斗量，難以勝數。
晚清李伯元《官場現形記》：“通天下十八省，大大小小候補官員總有好幾萬人。”如此多的候補官，茫茫宦海，不知何時可以登岸。所以民間諷刺說：“過江名士多於鯽”“官吏多如蟻”。
《官場現形記》講一個故事，據說一個候補官，十七年沒補上缺，每日在街巷中閒步，認識了一位寡婦，結為夫妻。這位候補官自嘲：“我總算補上缺了！”意思是補上了寡婦的丈夫之缺。
有一首《羊城候補南詞》寫道：“你因官熱鬧，俺為官煩惱。投閒置散無依靠，悔當初心太高……三頓怎能熬，七件開門少……蕭條，冷清清昏和曉；煎熬，眼巴巴暮又朝……”這首詞道盡了候補官的苦情和淒涼！
“壯志難酬”暫且不說，候補官還有“災官”之稱，意思是“活受罪”的官。因為候補官沒有相應收入和特權，又是個官，不得不“打腫臉充胖子”，維持官老爺的“體面”，搞得窮困不堪。
官員們都養成了一個臭毛病：未得志時，十年寒窗，節衣縮食、布衣徒步不以為苦。當了官，非得錦衣華服、出門坐轎，甚至吃飯、穿衣等日常起居均須奴婢相助，還美其名曰“官體”。
晚清大名士李慈銘自幼聰穎、勤思好學、博覽群書，可是仕途並不得意。他11次參加南北鄉試，無不落第而歸，其母為遂其志，不得不變賣田產，家道由此中落。幸虧蒼天有眼，李慈銘終於在51歲中進士，補戶部江南司資郎。
成了候補官後，由於沒有正式收入，李慈銘為了維持“上流社會的生活”，經常四處借貸，債務纏身。光緒三年，他的仲弟在鄉飢餓而死。他在日記中寫道：“餘雖窮，酒食聲色之費亦不下百金。通計出門七年以來，寄弟者不過十金耳。”
還有更慘的，不少人窮其一生，習得八股文章，只知科考，不會謀生。清人歐陽昱在《見聞瑣錄》中講：某候補知縣到省二十年，沒有得到差事，衣食俱乏，凍餒而死，死時身上僅穿破衣破褲，床上僅有一破席。又有一候補知縣因飢寒難耐，吞鴉片煙自盡。
某候補巡檢在寒冬只穿一破夾袍，外加一紗褂，兩袖與前後身兒到處是破洞，內用黑紙粘住，頭戴破涼帽，腳穿破單鞋，凍得渾身顫抖，站立不穩。他哭訴說:“一身飢寒已極，妻子又凍餒將死，無路可生，只有求死一法。”
人們到他家中，見破屋中其妻子與兒女五六人臥在一床，穿著破單衣，已經餓了兩日，大一些的孩子餓得說不出話，小的連哭都哭不出聲了。
候補官的悲慘按下不表，實職官員是不是榮華富貴呢？也不見得。
清朝沿襲明制，官員俸祿水平很低。一品官員正俸全年不過180兩，基層的七品縣官只有45兩。地方官的“養廉銀”和京官的“雙俸”只是間歇性實行過。咸豐以後，財政拮据，俸銀八成發放，官員入不敷出，基層官吏更是艱難。
然而，為了維持官場體面，很多“規矩”是不能免除的。晚清著名幕友趙烈文在《緣步廬日記》中記載晚清“官風日趨浮靡”，租好房、坐好車、講穿戴、僱長隨、送節禮、勤應酬、擺闊氣。
比如上司、師門的年節壽禮，衙門茶房、僕役的犒賞，謁見大官給門房的紅包，還有拜客、宴飲、看戲、冶遊的開銷，等等，一樣都不能少，收入根本不夠。這一套規矩由來已久，官吏不這樣做，根本混不下去。
官僚文化在晚清發展到頂點，偏偏遭遇“三千年未有之鉅變”，年年割地賠款，民不聊生，百業凋敝，財政十分匱乏，上至高官，下至黎民，社會整體性極端貧困。裡子都掉光了，官僚們還要拼命維持面子，日子之難可想而知。
這些官場陋習，在京官身上表現得尤其明顯。一方面，京官要在地方官面前體現“天子腳下”的優越感，另一方面又不像地方官直接“取利於民”，所以清朝京官的“窮”，是出了名的。
比如翰林這種“高大上”的官員，其實生活十分困頓，素來有“窮翰林”之稱。由於薪俸微薄，不少翰林坐不起車馬，只能步行出門，又不想丟面子，所以一步三晃地踱“官步”，比常人走路慢很多。以至於當時流行一種說法：“上街有三厭物，步其後有急事無不誤者，一婦人，一駱駝，一翰林也。”翰林的鬱悶和沮喪，真是難以言表！
晚清大吏張之洞在《請加翰詹科道津貼片》說：“計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須一金。歲有三百餘金，始能勉強自給。”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曾國藩擔任翰林院檢討，相當於現在國務院政策研究室的研究員，收入微薄。因為長期拖欠“農民工”工資，一個叫陳昇的僕人跟他大吵一架，憤而離開。
曾國藩頗受刺激，寫下了一首《傲奴》，說自己“胸中無學手無錢，平生意氣自許頗，誰知傲奴乃過我！”意思是說，我又窮，又沒本事，人家早就看不起我，另覓高枝去了。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劉光弟中了進士，被欽點為刑部主事。他覺得做京官俸祿微薄，開銷又大，遲遲不敢上任，後來靠族叔劉舉臣每年接濟二百兩銀子，才做了十年京官。
庚子之變，八國聯軍禍害北京，慈禧西逃，百姓流離失所，京官也慘不忍睹。
曾參加庚子難民救濟工作的劉鶚，就是寫《老殘遊記》的那位大才子，他在給朋友的書信中寫道：“京官苦況，平時且不免支絀，當此大難猝興，走則無資，留則無食。月初有西友自京師來，雲見京官宅中，有陳設依然，而男子逃走，女子自盡，屍橫遍地者，有大門緊閉，而舉家相對餓死者。”
歷史往往讓人不忍卒讀，在晚清這艘千瘡百孔的大船上，大大小小的官吏們挖東牆補西牆，苦心經營，維持著所謂的“體面”，榨乾了百姓的血汗，也榨乾的自己，其實於國於家毫無用處，忙來忙去一場空，最後跟著這艘破船一起沉沒。
於今觀之，晚清官吏豈一個“窮”字了得。他們遭逢亂世，不圖振作，囿於舊習，難以自拔，最終釀成了個人和國家民族的悲劇。他們堅持的所謂官場“規矩”，也早已經被人遺忘了。因為歷史是由人民來寫的，只要無益於國家民族，最終都要被扔進歷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