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明朝，除了那幾個不愛上朝，躲在後宮發展興趣愛好的皇帝外，還有那幾位權傾朝野的首輔。比如，大名鼎鼎的夏言、嚴嵩、張居正等等。可是，朱元璋廢除宰相制，是為了將相權抓到自己手裡，可明代內閣首輔的權利為何會步步變大，最後堪比宰相，連皇帝都忌憚不已呢？
明代內閣誕生的背景公元1368年，大明王朝建立。而大明的開國皇帝朱元璋，為了將權力完全握在自己的手中，在他登基十三年之後，借胡惟庸之案將中國封建王朝存在了快兩千年的宰相制度廢除。在此之後，他將原本屬於宰相的權力分屬於六部，將六部的地位提高，並由皇帝本人直接管轄六部。這樣一來，原本在宰相手中的權力就轉移到了皇帝手中，皇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可是事有兩面性，皇權提升的同時，也給皇帝帶來了巨大的壓力，為啥呢？
因為廢除丞相制度，使得皇帝要履行丞相的職責，承擔宰相要承擔的行政任務。簡單點說，宰相被廢除後，宰相要乾的事情卻還在，於是乎這些政務大都流向了皇帝。據統計，朱元璋廢除宰相後，每天光奏章就要處理兩百多件，還有另外四百多件政務需要他去做。《明史》記載：僅洪武十七年九月，明太祖自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僅八日之間，內外諸司奏疏共1660件，3391事。而如此繁忙的政務，終究還是累垮了朱元璋，他終於忍不住開始向群臣喊累了："但朕一人處此多務，豈能一一週遍，苟致事有失宜豈惟一民之害，將為天下之害，豈惟一人之憂，將為四海之憂。"說他自己一人做了太多事，太累了，實在是幹不了啦。
內閣制的前身和發展1，設定四輔官
於是，朱元璋為了緩解自己的勞累，設定了四輔官。原因也是他說了算"人主以一身統御天下不可無輔臣"。於是，內閣的前身——四輔官就這樣誕生了，朱元璋命王本、杜佑、龔斆為春官，杜斆、趙民望、吳源為夏官，並且，四輔官還兼任太子賓客，位列公侯。可是，這幾位輔官雖然品德敦厚，但是閱歷、精力，以及處理政務的能力，都不能讓朱元璋滿意。所以，四輔官之後並沒有繼續被委以重任，兩年不到這一制度就被朱元璋嫌棄了，很快就被廢除了。
2，設定殿閣學士
四輔官被廢止後，為了緩解自己的壓力，朱元璋仿照宋代的制度，設定了殿閣學士。比如，設定了華蓋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文華殿等五大學士，只是這些學士職位只有五品，再加上朱元璋實在不是個善於採納別人意見的老頭，對這些學士也並不十分信任。於是，這幾位學士也僅僅充當了顧問的身份，以侍奉皇帝為主。但是這一制度也被儲存了下來。
明成祖朱棣繼位後，延續了之一制度，只是大學士從五人增加到了七人。有：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等大臣，此時的他們名義上仍是翰林院編修、侍讀、侍從，他們幾人既沒有專屬的官署，也不能壓制各個部門，還沒有自己的獨立印信。可是，相較於朱元璋時期的幾位大臣，他們卻實打實地參與到了大明王朝的政治機務中去，直接向朱棣負責。這意味著"內閣"之名雖然尚未被人提及，但是已經初具形態。
3，內閣擁有"票擬"之權
到了明仁宗時期，內閣製得到了不斷地完善和發展，閣臣的地位和權利也得到了巨大的提升。首先，明仁宗在位時十分信任幾位大臣，有楊士奇，楊榮，楊溥，而這也直接促使了內閣制度的發展。明仁宗去世後，明宣宗繼位，而深受明仁宗信任的三楊則被任命為了託孤大臣，當時太后雖然也有聽政之權，但是太后禮讓，說朝政都聽諸位託孤大臣的，《明史》記載："凡事白於太后,太后令付內閣議決"，自此內閣的權利蒸蒸日上，主要有一下幾個發展部分。
一來，明仁宗恢復原有的華蓋殿、文華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諸殿閣的名稱，後來又增設謹身殿。此時，誥敕房和制敕房成為內閣的直屬機構，還各有分工，自此內閣有了專屬的官署。當時的誥敕房主要負責辦理內閣管理的業務有：制敕、誥命、詔旨、玉牒、寶文、講章、冊表、王府敕底簿、碑額及題奏揭帖等機密文書；誥敕房辦理的主要是皇帝給文官的誥敕，敕旨、翻譯"四夷"來文揭帖、兵部紀錄官兵功勞勘合底簿等項。而誥敕房和制敕房的設定，是明代內閣制度逐步完善的重要標誌之一。
二來，閣臣的地位得到了提升。根據上文可知，朱棣在位時，內閣大學士的官階是五品，明仁宗時期，兼任內閣大學士的官階已經到了一品、二品。此時的閣臣雖然名義上仍是顧問，但是官階相較於洪武朝和永樂朝，除了品階提升外，還可以參預機務，已經成為了皇帝真正意義上的輔臣。《明史》記載："迨仁、宣朝，大學士以太子經師恩，累加至三孤，望益尊。"
再則，票擬製度的出現，意味著閣臣之權再次提升。眾所周知，批閱奏摺是皇帝治理朝政的主要途徑，可明宣宗時期建立的票擬製度，卻分化了皇帝的此項特權。而所謂"票擬"的意思，是由大臣對諸部的奏章率先提出處理意見，然後交給皇帝再次審閱，皇帝認可就"批紅"開始施行。這一制度最早出現在永樂時期，之後一直到洪熙時期都一直沿用，《明史》記載："永樂、洪熙二朝，每招造膝密議，人不得與聞……然批答出自御筆，未嘗委之他人也。"說決策、御筆批紅之權從未被皇帝假手於別人。
可是，仁宣之後，內閣獲得了"票擬"之權。明英宗繼位後，主政之人雖然是太后，但是太后礙於身份不能與朝臣面議朝政，就專門命閣臣草擬聖旨，再透過條旨來商議。這就意味著閣臣透過票擬批答的方式，從法定意義上擁有了決策大明政務的權利，從皇帝手中分到了一杯羹。《明史》記載："掌獻替可否，奉陳規誨，點檢題奏，票擬批答，以平允庶政。"
票擬製度確立後，歷任大明閣臣的地位堪比漢唐時期的宰相。連《明史》都評論"閣權之重，偃然漢唐宰輔，特不居丞相名耳！"之後，輔政託孤的三楊從大明的政壇上消失，票擬之權也不再是他們的專屬，而是成為了內閣的專屬之權。並且，閣臣辦公的方式也不再侷限於呆在皇帝身邊，替皇帝簡單的起草詔書這麼簡單，還有了專屬辦公地——文淵閣，處理政務的也有了固定的章程。《明史》記載："六部承奉意旨，靡所不領，而閣權益重。"足見，票擬製度已完全形成。
4，內閣首輔制度確立
內閣制度確立之初，諸位閣臣在內閣享譽同等的話語權。比如，景泰年間是大學士陳循擔任內閣首輔，此外王文、高谷等閣臣在處理內閣事務上仍然有話語權。然而，明英宗復辟之後，李賢擔任內閣首輔，處理事務時就變為了說一不二，《明史》記載："凡左右薦人,必召賢問其如何。賢以為可者即用之,不應者即不行。"可見，閣臣在內閣中的話語權出現了差別。
到了嘉靖年間，內閣首輔制度確立。之後，首輔的地位水漲船高，其他閣臣與他根本不可同日而語，就連"票擬"制度也從早期的諸位閣臣一起商議、首輔執筆，變成了重大政務的票擬必須由首輔本人專擬，其他閣臣只有參與討論的份兒。比如，嚴嵩專權期間其他閣臣完全不問政事。到了萬曆時期，大名鼎鼎的首輔張居正，甚至到了功高震主的地步。與他同為閣臣的呂調陽、張四維根本不敢和他唱反調，連萬曆本人都對他忌憚有加，要不然也不會在張居正死後還要鞭屍。《明史》記載："威柄之操,幾於震主"。
5，閣權擴張，力壓六部
嘉靖朝之後，內閣的權利擴張，凌駕於六部之上。從上文可知，內閣原本只是明代皇帝的侍讀或是顧問，並沒有干預朝政的權利，後來即便是開始干預朝政也只是另立官署，給皇帝起早詔書，或者是有了對朝政的票擬之權。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大明內閣的閣權卻達到了凌駕於六部之上的高度。比如，嘉靖時期，閣臣甚至獲得了官吏的任免權，而這原本是吏部的管轄範圍。這也意味著在法律上，六部雖然不歸內閣管轄，但是實際上卻成為了內閣的附屬。閣權壓倒了部權，閣臣的地位提高，內閣首輔的地位更是空前絕後。比如，夏言、嚴嵩等做首輔時都曾被稱為宰臣，後世史書評價他們"壓制六卿"！
而閣臣權力的登峰造極，當屬張居正。張居正任首輔時，六部的權利全部被內閣包攬，比如文官、武將的任免等兵部、吏部的權利都被他包攬，連廷議的結果都被他推翻。史書記載，吏部尚書楊博因病被免職，廷議結果原定了資歷最老的朱衡，可是因為張居正討厭他，就推翻了廷議的結果，直接任命了另外的人；連官員的考核、進退、禮儀、刑名、錢穀等軍國大事張居正都有所幹預。足見，閣權在當時達到了頂峰，不然當時的帝王萬曆皇帝也不會對他忌憚不已，連對他的清算都到他死後才敢開始。
明代內閣權利擴張的原因綜上可知，明代內閣權利不斷擴張，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方面是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後，皇帝就需要承擔起宰相的職權。可是放眼整個大明王朝，除了明初的幾位皇帝算是勵精圖治，其餘的皇帝呢？逛妓院的逛妓院，修仙的修仙，搞木雕的搞木雕，對政務和皇權根本沒有心思。可是，內閣權利的擴大對於明代後期來說，也並非毫無益處，例如，萬曆嚴重怠政躲在深宮不上朝，大明王朝卻依然運轉，就需要歸功於內閣權力的擴大。所以，是大明皇帝的昏庸給了閣權提升的契機，閣權根本上就是皇帝將自己手中的皇權放手給了閣臣，才讓內閣後來居上，凌駕於其他各部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