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燏，曾國藩大弟曾國潢的長曾孫女。她除了是曾國藩家族後人代表外，還是曾氏家族唯一以自殺的方式結束一生的人。

可即便她最終結局不那麼體面，時至今日，作為考古界“南曾北夏” 南曾的曾昭燏，依舊是曾國藩家族最引為榮耀的一位。

曾國藩家族已歷經200多年，曾國藩以下八代出過名望之士多達243人。能在這243人裡脫穎而出，併成為曾國藩家族之“最引以為傲”的曾昭燏之一生充滿了傳奇。

曾昭燏的傳奇之一是：她是一位不婚主義者。民國時期的終生不婚女子，多半有兩種，一是眼光太高找不到合適的，如袁世凱女祕書呂碧城。另一種則是曾昭燏這般：是為了能更好地給國家、人民服務。

所有的不婚主義，最難熬都是在晚年。年過半百後，曾昭燏的日子也變得分外難熬起來。因為沒有丈夫、子女，她每天回家後面對的永遠都是無盡的冷清。

也不知是從哪一年開始，向來以事業為重並察覺不到清冷的曾昭燏開始害怕一個人。忙完工作回到家時，有時她會特意開啟窗子，這樣的話，偶爾能有一些聲音飄進房間。

曾昭燏如此害怕寂寞，也多少與她自小在大家庭長大有關，她的家族非常龐大，小家庭的人口單位也很大，她的父母一共生育了13個孩子。

原本，她以為大家庭可以緩解她單身的寂寞，可後來她慢慢發現，經常去兄弟姐妹“蹭”熱鬧的結果，往往是回到冷清的家後更加寂寞。但好在還有親人可以短暫緩解寂寞，她的日子也算是有所期待。

曾昭燏將自己的感情寄託在南京的哥哥一家上，她甚至還將侄子曾憲洛當做自己的親生兒子。有了這份寄託，她便覺得老年的盡頭除了“死”還有一些期待。

在事業上，曾昭燏已經達到了頂峰，從1938年開始，她就下定了“嫁給事業”的決心。對於自己的這個選擇，她當時是這樣說的：

“嫁做人婦，僅可為一家帶來好；可若不嫁終生為國為民，則可服務千千萬萬。”

果然，此後的這幾十年裡，她為國家做出了很多貢獻。

最初，她是在國難當頭時放棄英國大學考古學院之聘回國的。當時的她之所以放棄極高待遇選擇回國，乃是因為被一張照片觸動。這張照片便是後來被她一直珍藏的曾刊登在《新聞日報》上的照片。

第一次看到這張照片時，曾昭燏的眼淚便奪眶而出了，照片上是一個在廢墟里趴在母親遺體上大哭的幼兒。看到照片那一刻，她的心在痙攣：自己的母國同伴正在受苦受難，她怎可在國外獨自偷歡？

也是在這時，她深深意識到，這個國家人民的命尚且保不住，那些珍貴文物就更加了。若她依舊留在國外，她的日子確實好過，可她的良心怎會心安？

實際上，當時的中國大地上，在日本人的鐵蹄踐踏下，很多珍貴墓穴、遺址都遭到了破壞。可中國本土考古學家在技術上遠不如國外，所以他們往往面對文物儲存、修復束手無策，無數文物都是因技術缺失慘遭不幸。

這般境況，是曾昭燏可以想見的。她清楚地知道，只有自己回國，才有可能避免很多即將上演的文物悲劇。於是，在捏著照片思考了一夜後，曾昭燏選擇了回國，沒錯，她要回到那個戰火紛飛的母國，冒著生命危險去拯救國家文物。

選擇決定一生，就是這個選擇以後，曾昭燏的一生便徹底被改變了。

回國後，她被聘為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專門設計委員，之後，她一直奔波在四川、雲南等地從事考古研究及徵集、調查、發掘等工作。

她曾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運用自己在國外學到先進技術和科學方法，發掘馬龍遺址、佛頂甲乙二遺址、龍泉遺址等，獲得了大量文物資料。

正在她夜以繼日的努力下，中國的很多文物遺址，包括六朝陵墓等，才得以被更好儲存。

曾昭燏除了發掘文物外，還有一個更大的任務：搶救遺落在各處的珍貴文物。今天的世人很少懂得這份工作的意義和難度，這是因為今時的人對抗戰時期的形勢沒有太深的了解。

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月裡，無數祖先留給我們的珍貴遺物因各種原因進了外國人的行裝，還有很多的文物遭到了不懂中國文化的日本人的破壞。另一方面，很多價值連城的文物，因為戰亂散落各處，不知所蹤。

這是曾昭燏最為痛心的，她和考古界的同事深深意識到：搶救文物在很大程度上，不僅是搶救國家的歷史、文化，還是在為子孫後代搶救精神財富。

不難想象，若在戰亂年代裡，沒有曾昭燏等的努力，今時的人們絕看不到如此多震撼人心的珍貴文物。

這些“如此多”裡，包括被曾昭燏搶救下來的"司母戊鼎"。

1948年，國民政府已現頹勢，他們中的很多官員撤往臺灣，撤退中，他們還開始打包文物。曾昭燏知情後心急如焚，她不僅四處奔走、遊說，還第一時間寫信給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杭立武，怒斥這一行為，她大喊：

“運出文物，在途中或到臺後萬一有何損失，則主持此事者，永為民族罪人！”

那段時間，曾昭燏沒有睡過一個好覺，為了避免可能的損害，她想盡了各種辦法，她甚至為了留下文物不惜與親人、好友激烈爭執。

後來，很多文物，都在她的阻撓下被留在了大陸。

說來，若不是曾昭燏的死命阻擋，以當時混亂時局和並不先進的運輸技術，即便如司母戊鼎這樣的珍貴文物能僥倖未遺失，它們也很可能遭到各種破壞。這後果，真真令人不敢細想。

新中國成立前，即1949年4月14日，為了追回被運走的部分文物，曾昭燏與徐森玉等聯名寫信，呼籲將已運往臺灣之文物運回。

終於，在她的周旋下，三批運到臺灣的852箱文物重新被運回了大陸。

後來的曾昭燏還主持發掘了南唐二陵等重要陵墓，她在為研究歷史提供重要資料的同時，也為保護、修復古文物做出了極大貢獻。

可伴隨著事業的如日中天，曾大方迴應催婚人士說自己“早已嫁給博物館”的曾昭燏卻開始備受寂寞煎熬了。

這種寂寞，在那場如暴風驟雨般的運動開始後達到了頂峰。幾乎是在一夜之間，曾昭燏發現整個世界都變了。她的朋友、親人都一個個被劃為了右派，連她視若己出的侄子也不例外。

緊接著，壞訊息陸續傳來：她的侄子因不堪折磨出逃生死不明、她的恩師胡小可去世、他的哥哥一個接一個地被批判……

不曾親歷便無法切身感受，誰也不會懂在經歷如此多劫難後的曾昭燏內心有多絕望。在承受這些的同時，她也無時無刻不在承受著災難隨時會降臨到自己頭上的恐懼。

這些情緒疊加的結果是，這個沒有家庭、子女，又一次次失去親朋的女人，竟慢慢抑鬱了。

曾昭燏不再說話，實際上，她也已經沒有了可以傾訴的人。在無盡的清冷裡，她終日終夜地難以入眠。那種被寂寞、清冷吞噬的感覺啃咬著她，後來，她開始自言自語。

這種自言自語，與其說是自言自語，倒不如說更像是自己和自己扮演的親人對話。

曾昭燏知道自己病了，可她卻沒有想好起來的動力，她對於即將來臨的老年，除了恐懼別無其他。她不敢想象未來，對於此時的她而言，未來只意味著孤獨等死。

1964年12月下旬的一天，南京的天氣已經轉涼了。她從療養院出來後讓司機將她送去了南京中山陵靈谷寺。車子到達靈谷寺附近後，她對司機說：

“我想一個人去塔頂看看，你停在此處等便是。”

曾昭燏說這話時，司機隱隱有不好的預感，但他還是有些為難地點了點頭。臨行前，她把大衣交給司機說：“這大衣你保管好，口袋裡還有重要的東西。”

登靈谷寺九層塔頂時，曾昭燏一直在數腳下的步子，這是她這麼長時間的習慣了。寂寞的人，總是有很多打發寂寞的法子，她就經常在心裡默默數步子，從住所到博物館工作室是多少步，如果繞過某個小障礙又是多少步，她從來一清二楚。

數著數著，曾昭燏竟不自主落下淚來，她突然想起兒時自己就曾和哥哥一起數過深秋後樹上的葉子。只是，他們最後誰也沒數清。

若哥哥在身邊，不知是不是也會像小時候那樣陪著自己數梯子。曾昭燏想到這兒才想起自己數著數又忘了，可即便忘了，她也沒停下腳步，她必須儘快爬到九層塔塔頂。

這塔在曾昭燏是她最好的歸宿，它也是文物，是她曾傾力保護的所在。這寺是南朝梁武帝為紀念著名僧人寶誌禪師而興建的。

不知為何，越是快爬到塔頂時，曾昭燏的呼吸反而越平順，她內心也越發靜了。這靜一如當日的靈谷寺，爬到第七層後，她突然放棄了登頂，她在第七層四下看了看確定沒人後，便慢慢走向了護欄……

那日，司機在車裡聽到“有人跳塔”時，整個人都顫了起來。他急忙開啟車門奔向靈谷寺九層塔。可等他到達現場時，曾昭燏已經倒在了血泊裡。這一年，她年僅55歲。

事後，司機在曾昭燏留下的大衣裡找到了一張字條，上面寫著：“我的跳塔與司機無關。”

即便到了生命的最後時刻，曾昭燏也在想著別人。這樣的善良、為他人設想，是她骨子裡的，也是曾國藩家族家風的延續。

曾昭燏死後，無數文化名人為她做悼亡詩，這些詩中，最出名的要數國學大師陳寅恪為她寫的了，這首詩中的這兩句大約可以概括她的一生：

“高才短命人誰惜，白壁青蠅事可嗟。”

而陳寅恪詩中那句“靈谷煩寬應視哭，天陰雨溼隔天涯。”，則也道出了天下人對她之死的惋惜嗟嘆。

2019年，是曾昭燏110週年誕辰。今時的人們，似乎已經不太記得她，可靈谷塔的草木記得她，南京博物院的文物記得她，中國的考古歷史也將永遠記得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