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大學教授黃河清做的一個直播講座“以圖證史：從希臘出發追索西方虛構歷史”引來巨大的爭議。黃河清對西方的古代史進行了質疑，觸及了“西方偽史論”這個禁忌，其中有一部分內容涉及埃及大金字塔，更是被單獨拿出來大肆評判。
其實，“西方偽史論”的發源地並不是中國，而恰恰是歐洲，自十七世紀起，就有許多歐洲學者質疑偽史。西方的埃及學起源於英國牛津教授約翰·格里夫斯（John Greaves）1646年發表的《金字塔學，埃及的金字塔論考》，其實在當代就飽受質疑，被許多學者認為是編造的，誇大的，虛假的。
牛頓（1643—1727年）寫下《古代王國編年史修正》，認為“希臘人的古代全是虛構的。”“古代希臘是充滿詩意的虛構。” 他還說：“最早的證據喪失已久，現存的古籍若非全然發明，便是錯誤百出。”
牛頓考證埃及歷史，認為埃及缺乏可信的歷史，埃及國範圍小、歷時短、很晚出——間斷存在僅三百多年的一箇中世紀的小王國。
英國著名學者培根（1561-1626年）說：“所謂的“異教的古代歷史”（指非基督教的諸如埃及、希臘、羅馬、波斯和巴比倫等），幾乎都是由無稽神話和不可信的莎草殘片所構成的；毋庸置疑，全是有缺陷的。
法國啟蒙思想家、哲學家伏爾泰（1694-1778年）說：“以我們某個智慧之士的觀察，所有的古代史都是神話，人們則信以為真。”
他還說：“所有希臘文明都是被虛構的。只有擁有綿延不絕歷史的中華民族，她才是全人類最古老的、存活至今的民族！”
英國博物學家、發明家胡克（1635—1703年）說：透過大眾傳播和暗中操作，有關埃及、希臘和迦勒底（巴比倫）的虛構故事被建築起來，轉變為真理……。
這些“虛構故事”囊括了世界古代歷史的主要部分，還包含了故弄玄虛的隱秘智慧；後者服務於傳播那並不存在的“真實歷史”……。
胡克說：顯而易見，包含著希臘智慧的赫西俄德《神譜》，被說成是來自古埃及和腓尼基，但其主體文字與神話傳奇則從來未被證明。
法國古文獻學家、圖書館館長哈爾端（1646—1729年）指出：“絕大部分的‘古代’希臘和羅馬的作者和作品、以及文物，都是在13世紀晚期以來被偽造的。”
據他考證的結論：“關於希臘（人們）所知道的每一件事、每一個人都是謊言。”
據美國愛荷華大學教授麥克勞德考證：“哈爾端是耶穌會士學者，生活於1646—1729年；他寫下專著……，宣稱：絕大部分的“古典”希臘和羅馬的文獻、藝術品和錢幣都是偽造的。它發端於13世紀後期和14世紀，……（神職學者）在修道院書室裡偽造“古典文獻”，……起先是由西弗勒斯（Severus Achontius）幕後操作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著述是真的嗎？奧古斯汀的《懺悔錄》是真的嗎？希伯來文《舊約》是真的嗎？全都是假的！”
上述言論只是一部分十七、十八世紀西方學者對偽史的批判，而中國人對“西方偽史”的質疑，其實，也就是這十幾年才開始的。自清末中國學生開始留學西方，學習了西方的科學和人文知識後，在中國人眼裡，西方就是神一樣“高大上”的存在，全盤接受都還怕學得不像呢，怎麼可能質疑呢？
那一階段中國人對自身產生了強烈的質疑，認為中國的一切都是落後的，腐朽的，要打爛中國的所有一切，全盤西化，對西方的一切知識，都是完全相信並奉為圭臬的，何來質疑一說。
但隨著這些年中國快速復甦，中國人對中華文化的自信漸漸被重新找回，讓中國人看到西方並非一切都是美好的，曾經那個被捧在天上的西方神話，也漸漸破滅。
這其中就有一些人，希望重新審視西方，而神一般的西方歷史，則因為充滿太多的漏洞、缺陷以及不能自圓其說，而被重點“糾錯”。其中著名人物，如黃河清教授是旅居歐洲多年的學者，是巴黎索邦第一大學藝術史博士，他從古埃及、古希臘藝術品的專業視角，對“西方偽史論”做出了說明。
我們知道中國夏代，是在中國曆代史書，文物中都有大量的記載和體現，最早見於春秋時期的《國語·周語》。而最早記載夏代的出土文物是西周早期的青銅器遂公盨，上有銘文：“天命禹敷土，隨山浚川……”等。
與夏同期的河南二里頭遺址已經是一個功能完整的城池，表明當時已經有相當發達的文明，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青銅器、玉器等，唯一遺憾是沒有文字出土。有專家根據商代甲骨文的成熟度，以及文字的發展規律推測，夏代很可能已經存在文字，但因為不是鐫刻在青銅、龜甲等不易朽蝕物品上而湮沒在悠久的歲月中。
中國夏代的歷史證據，相比於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希臘，不但完整性強，傳承連貫，更是範圍廣，器物豐富，但唯一的缺憾就是缺乏遺存文字。
在中國夏代的認定上，西方學者和很多中國學者態度是嚴厲的，認為只要沒有文字發現，夏代就是不存在的，就像當年甲骨文被發現前，認為中國商代不存在是一樣的。
但在對待古希臘、古埃及、古巴比倫等歷史問題時，很多中國學者卻是極大寬容、甚至是不容質疑的態度。
面對中國人對西方的質疑，他們大概是有以下幾種態度：
一、真理派：凡是西方的東西，就是真理，且是不容質疑的絕對真理，凡質疑西方的，都是偽科學，是民科。
二、嘲諷派： 面對中國人對西方的質疑，他們既不講道理，也不詳細研究中國人到底是因為什麼質疑，一概加以嘲諷，比如這樣的“牛頓和他的三定律都是偽造的，工業革命也是胡編的，什麼八國聯軍，第一次，第二次鴉片戰爭都是騙局，我們從來沒被西方打敗過。”等等，完全轉變了研討的性質。
三、誅心派：認為凡是質疑西方的，都是有著不可告人的目的，不外乎以標新立異博流量出名，或者有其它陰謀。
四、民族主義派：這一派把質疑西方弘揚中華文化的一概稱之為狹隘的民族主義分子，總之，不和你研究問題，以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大帽子一扣了之。
五、轉移話題派：這一派不直接回答質疑的問題，反而拉扯出其它不相關的問題來轉移話題，比如，你說古希臘歷史有疑點，可能偽造歷史，他會說，你能證明秦始皇兵馬俑是真的嗎？真的存在秦始皇這個人嗎？萬里長城怎麼證明是真的？等等……
對黃河清教授提出的諸多疑點和漏洞，沒有看到哪一位反駁者能夠逐條給出合理解釋的，相反卻充滿了嘲諷和謾罵，這已經完全不是科學的態度，難道我們一貫信奉的傳自西方“質疑一切”的行為方式，在這個問題上行不通了？
其實，我們更應該警惕的是在這個問題上的雙重標準，對中國問題一貫“高標準”“嚴要求”，而對西方則是想方設法替對方圓滿。
以這次疫情來說，也同樣出現了這種情況，“雙重標準”成了西方處理中西方相同問題的慣常模式，而在國內也出現了一大批持“雙重標準”的知識人，但奇怪的是，他們的槍口是朝內的，對自己國人嚴苛，對外人寬容，甚至縱容、遮掩，這到底是為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