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 （在位時間公元 841-846 年） 是中國歷史上“三武一宗”反佛浪潮中對佛教打擊最為徹底的一個君王，“會昌滅佛”以會昌五年最為狂熱，使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創，同時也給了道教一個新的發展空間，使釋道鬥爭發展到一個新階段。“會昌滅佛”的歷史原因有經濟根源，個人原因和戰爭負擔三個方面。

　　一、經濟根源

　　寺院經濟的膨脹，僧侶階層與以皇帝為代表的世俗統治階級在經濟利益上產生衝突。

　　唐初開始實行均田制，“凡道士給三十畝，女冠二十畝，僧尼亦如之”,國家正式承認寺院經濟屬於社會經濟的一種成分，寺院的免役免賦等特權也保留下來，因此導致寺院急劇膨脹，人口大量湧入佛門。

　　此外，城市寺院還兼有經營活動，也有殘酷的盤剝行為。各地寺院廣佔田地，會昌年間，隴州大像寺“管莊大小七所，都管地總伍拾叄頃伍拾陸畝叄角”,長山縣 （今山東） 醴泉寺“有莊園十五所”,寺院經濟的日益龐大，給釋門大師們提供了特定的勢力範圍和物質基礎。

　　寺院土地的擴大和僧侶的增多，必然減少國家稅源，安史之亂以後，佛教勢力繼續擴大，寺院地主控制大量土地和勞動力，嚴重破壞國家稅收和徭役來源，為了解決這些困難，唐武宗五年四月，“敕祠部檢括天下寺廟四千六百所，蘭若四萬所，僧尼二十六萬餘人”,七月，“敕並天下佛寺，上都各留四寺，寺僧三十人。上州各留一寺，下州寺並廢。上寺留僧二十人，中寺留十人，下寺五人，餘僧及尼皆令歸俗，毀寺院凡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餘人。”八月，下詔陳釋教之弊，聲討佛害。唐武宗滅佛期間銷燬大量寺院，解放勞動力，沒收寺院資財，大量肥田賣錢歸戶部，奴婢十五萬人充為兩稅戶，中下等地分給還俗的僧尼及奴婢，每人十畝，種田者變成兩稅戶，國家財政收入大大得到充實。

　　二、個人原因

　　武宗幻想長生而偏通道教，加之趙歸真、劉玄靜等道士從旁攻擊佛教，加重了武宗對佛教的厭惡。

　　道教在唐代得到了極大的發展。李淵與李世民父子太原起兵反隋，曾得到當時著名道士王遠知，樓觀道士岐暉的幫助，而中唐時期的憲宗、穆宗、敬宗，晚唐時期的武宗、宣宗都熱衷於道教金丹服餌之事，他們為了讓煉丹術士給他們煉製出長生不死之丹，對金丹術士大加封賞，名氣大的封為翰林，有的甚至官至公卿，一般的道士也可被奉為“供奉的人”,可見，金丹術士由於皇帝寵信，不僅在當時享有很高的社會地位，而且他們在社會上產生的影響很大。武宗道教的狂熱使他“既魯莽，又暴躁，又執拗，但是不像他的哥哥文宗，他也很精明，而有決斷，如同以前的幾位皇帝，宗教像政治一樣控制著他，李氏家族的弱點是：煉藥求長生。

　　武宗又對道教產生了真正的興趣，在他統治時期的晚年，他所服用的丹藥使他喪失了完全控制自己的能力，……他既有抑鬱症，聯絡他對佛教的迫害，他也患有絕對的躁狂症”.

　　《太平廣記鈔》 中載：“唐會昌中……時有郭天師，暨幷州女巫，少攻符術，多行厭勝，監軍使攜至京國，因緣中貴，出入宮掖，遂賜天師號”.[2]《酉陽雜俎》 中載：“會昌元年六月，以衡山道士劉玄靖為銀青光祿大夫，充崇玄館學士，賜號廣成先生，令與道士歸真于禁中修法籙”.會昌四年八月，“以道士趙歸真為左右街道門教授先生”.[3]由此可見武宗對於道士的寵信以及對道教的偏信。

　　武宗對道教的狂熱使他喪失了理智，不僅毀佛滅佛，而且大肆驅趕異教教徒，他教同被株連。會昌五年 （845） 七月，武宗敕令“大秦穆護、襖僧皆勒還俗，遞還本地充納稅百姓。如系外國人，即送回國。至八月，大秦穆護、襖僧共計還俗二千餘人。”

　　武宗寵通道士趙歸真，親授道籙，並敕造望仙台於南郊壇，歸真並與衡山道士劉靖玄，羅浮道士鄧元起等於武宗前共毀釋氏，煽動毀佛，得到唐武宗的大力支援，而拆寺之請遂行， “會昌滅佛”之後僧侶從社會的上層階級跌落到自食其力的平民階層。 《酉陽雜俎》 中載“……有僧玄幽題此院詩，警句曰‘三萬蓮經三十春，半生不踏院門塵’”,又載“……客異干時客，僧非出院僧。遠聞疏牖磬，曉辨密龕燈。步觸環幡響，吟窺缽水澄。句饒方外趣，遊愜社中朋。靜裡已馴鴿，齋中亦好鷹。金塗筆是褧，彩溜紙非繒。錫杖已克鍛，田衣從懷塍。佔床暫一脅，卷箔賴長肱。……”反映了這些僧侶在脫離了政府的庇佑後的慘淡光景。

　　三、戰爭負擔

　　武宗在位期間進行了兩次大規模戰役，即組織反擊回鶻的戰爭和平定劉稹叛亂。武宗在位僅六年時間，而反擊回鶻戰爭和平定劉稹叛亂前後近兩年之久，其間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國家財政發生很大困難，入不敷出，軍隊人數傷亡甚多，而百姓還得供養那些待農而食的僧侶，人民負擔沉重，農民或棄鄉逃亡，或鋌而走險，或遁入空門，而僧侶隊伍不斷龐大，社會閒散人員、無業遊民、窮困潦倒者皆皈依寺院，寺院掌握了社會的大量資財及人口。因而僧徒日眾而兩稅戶日減，軍旅事急而兵丁來源匱乏，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和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均日趨尖銳，所以毀佛一舉正是封建統治階級為解決當時經濟和徭役問題而發動的，會昌年間的毀佛，實際上是唐政府與寺院地主爭奪土地與勞動力的鬥爭。會昌五年（845） 四月一日，命“年四十歲以下僧尼盡勒還俗，遞迴本貫。十六日，令年五十歲以下僧尼還俗。……至八月，天下凡還俗僧尼總計二十六萬零五百人。皆收充為國家納稅之編戶齊民”,由此兩稅戶人口大增。會昌五年 （845） 七月，詔令“倂省天下佛寺。凡天下招提、蘭若，皆先毀之。……凡拆毀寺院，其財產田地皆由朝廷沒收。至八月，凡天下所拆毀寺院四千六百餘所，沒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拆毀招提、蘭若四萬餘所。其所留僧尼由功德使改隸祠部主客郎中收管”,並省佛寺之後，朝廷沒收寺院良田，緩解了土地兼併的社會矛盾。“會昌滅佛”之後不僅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而且還俗的僧侶中有一部分成為兩稅戶，有一部分成為士卒，增加了社會上的流動人員。會昌五年，全國稅戶共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戶，比“元和中興”時期增加了兩倍多，比穆宗時期增加了三分之一，這是安史之亂以後國家最盛時期。擴大了唐政府的稅源，打擊了寺院地主，加強了唐王朝的中央集權。

　　武宗滅佛之舉對於維持社會現狀，加強中央集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挽救了晚唐的社會危機，減輕了百姓的社會負擔，促進了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因此，從社會發展角度來看，武宗滅佛是順應時代潮流的。但是在削弱佛教的實力和影響方面，由於寺院經濟被剝奪，僧尼被迫還俗，寺廟被毀，經籍散佚，佛像被銷，據 《舊唐書·武宗本紀》 載“天下廢寺，銅像、鐘磬委鹽鐵使鑄錢，其鐵像委本州鑄為農器，金、銀、鍮石等像銷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銀、銅、鐵之像，敕出後限一月納官，如違，委鹽鐵使依禁銅法處分。其土、木、石等像合留寺內依舊。”這對於佛教藝術及經籍則是一次大浩劫，致使佛教宗派失去了繁榮的客觀條件，中國佛教從隆盛走入了衰弱時期。另一方面對於外來宗教，武宗對佛教的毀滅同時也殃及了其教派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從客觀上阻礙了中外精神文化交流。

　　參考文獻：

　　[1] 岑仲勉。隋唐史[M].北京：中華書局，1982:390.

　　[2] [明]馮夢龍。太平廣記鈔[M].鄭州：中州書畫社，1983.

　　[3]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M].北京：中華書局，1981.

　　[4] 梁鴻飛、趙躍飛。中國隋唐五代宗教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90.

　　[5] [後晉]劉昫。 舊唐書[M] .北京：中華書局，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