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強調政治參與的同時，現代民主政體喜歡借鑑古代的民主政體。雅典的直接民主和羅馬共和國被，視為通向更平等的統治方式的里程碑，然而這些古老的民主最終失敗了。
羅馬共和國的歷史，從公元前509年延續到公元前27年，那段時期被稱為羅馬帝國。雅典人創造了“民主”一詞，並用“人民統治”來描述他們在公元前6世紀發展起來的制度。雅典的民主一直持續到公元前322年，直到亞歷山大大帝統治下的馬其頓人佔領雅典。
在羅馬和雅典，精英和寡頭們（掌握政治、經濟大權的少數頭目）都利用政治體系的長期弱點，為上層人士奪取權力，破壞民主程序，並造成持久的問題。在這兩種情況下，一直持續了數百年，直到民主的所有殘餘都不復存在。
在貴族和社會其他階層之間，存在著權力的不平衡由於財富從羅馬新近獲得的省份大量湧入，精英階層變得更加富有，而中下階層的資源卻在減少。
在幾代人的時間裡，羅馬的經濟分化逐漸加劇，而這個問題在公元前2世紀變得更加突出。在他們的政治家同僚征服迦太基併吞並希臘後，寡頭們用無盡的財富和戰利品，填滿了自己的口袋。當羅馬士兵為了從西班牙的銀礦中獲利而征服西班牙時，情況開始變得更糟了。
與此同時，羅馬的平民（其中許多是農民）眼睜睜地看著富豪們，為了建立商業化的農業產業，而吞噬他們的土地。任何試圖重新分配財富或土地的政治領導人，都遭到了阻撓。這導致了一段以罷工、騷亂和大規模抗議為標誌的政治動盪時期。
他們分裂成小派別，把自己的目標置於共和國之上羅馬的政客們受到激勵，根據立法目的和個人目標建立團體。這些團體派別，在整個共和國的利益之上，推動著他們自己的議程。
公元前2世紀，由於下層公民有更多機會接觸政府職能，羅馬的貴族階層因此感到不安，並由此成立了貴族派（Optimates）。這個詞本身的翻譯為“最優秀的人”，並且是對那些透過立法機構獲得發言權的普通人的諷刺。而後這種態度滲透到羅馬政治的各個方面。
最終，元老黨與平民黨展開了戰爭——這些領導人透過呼籲民眾而不是參議院來尋求支援。不過這兩個派別都被煽動者操縱，而這些人都想要發展自己的事業，而不是提倡有利於所有羅馬人的可持續變革。
古代的民主制度，限制了普通公民的投票選舉權儘管支援民主理想，但投票要求和公民規則限制了可以參與政府職能的人數。
雅典是一個不斷擴張的城邦，實行奴隸制，並控制著周圍被稱為阿提卡的領土。公元前4世紀，雅典的人口大約有10萬，其中1萬常駐外國人和1.5萬名奴隸。在這些人中，只有年滿18歲的男性公民才有資格投票。這使得當時的投票人數僅為4萬左右。
羅馬共和國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公元前4世紀，羅馬吞併義大利後，羅馬領導人拒絕給予義大利公民身份或政治發言權。不滿情緒在義大利人中開始醞釀，並最終在公元前90年代末的一場叛亂中，達到高潮。
這兩個體系都聲稱在理論上是民主的，但在實踐中卻被證明是寡頭政治。
煽動家能夠輕易地說服被誤導的民眾由於階級劃分、部門政治和經濟不平等，一個接一個的機會主義者把雅典人和羅馬人引入歧途。
在雅典，當兩個城市在公元前421年簽署了《尼西亞和約》後，與鄰國斯巴達的地區戰爭停止了。然而，渴望權力的政治家們相信，對任何被認為是敵人的人，保持咄咄逼人的姿態，會有很多好處，因此他們團結了群眾。克里昂（Cleon）和亞西比德（Alcibiades）是兩位喜歡蠱惑人心的政客，他們用自己雄辯的技巧，來鼓吹毫無意義的暴行和屠殺，並希望成為雅典政府內部的強有力的聲音。
根據古代歷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說法，克里昂說服了一大批聽眾，讓他們“向其他盟友樹立榜樣”，把那些反抗雅典統治的人，趕到米蒂利尼島（Mytilene）。亞西比德“在嫉妒中”破壞了尼西亞的和平，領導了一系列計劃不周的地區侵略和戰爭，最終導致了伯羅奔尼撒戰爭末期雅典的慘敗。
這些例子與羅馬的煽動家的努力相呼應，比如格拉古兄弟，他們利用民粹主義平臺來尋求民粹主義者的支援，破壞共和國。同樣，凱撒·奧古斯都也利用了共和國的衰落，在公元前一世紀後期宣佈自己是第一位羅馬皇帝。
政治競選費用高昂，而且陷入爭議到羅馬共和國末期，競選費用過高，選舉的結果經常令人懷疑。
關於比庫普·巴克斯參與的高調政治競選活動，最好的例子是公元前63年的大祭司選舉。大祭司是古羅馬宗教中最重要的人物，是監督教皇學院的大祭司。當時的教皇尤利烏斯·凱撒知道，這個職位會讓他離自己的政治目標更近一步，所以他決定與經驗更豐富的卡圖勒斯競爭。
卡圖勒斯試圖用一筆錢賄賂凱撒，但凱撒拒絕了，因為他自己借了一大筆錢，如果輸掉選舉，就等於他職業生涯的結束。“母親，今天你將看到你的兒子，要麼成為馬克西姆斯教皇，要麼成為一個流亡者，”凱撒在選舉那天宣稱。最終凱撒佔了上風，一些歷史學家推測，他向選舉人扔了很多硬幣，以確保自己能夠獲得這樣的地位。
某些人有他們自己的私人軍隊在自己的軍隊的幫助下，一些領導人能夠竊取權力，恐嚇其他政客。
在羅馬共和國的最後幾十年，蘇拉，一位民選領導人，領導了一個恐怖統治，除掉了許多重要的參議員和精英。蘇拉的統治標誌著民主政策的結束，併為尤利烏斯·凱撒的掌權鋪路。蘇拉去世二十年後，克拉蘇、龐培與凱撒共同組成了前三頭同盟。
凱撒開始了一次又一次成功的軍事行動，並將他的目標投向了獨自統治羅馬。凱撒的盟友在高盧的會議上屈服於法律，以適應他的需要。後來元老院要求凱撒放棄他的軍隊，以公民身份回國，不過他拒絕了。在一群士兵的支援下，凱撒回到了羅馬，不過在那裡他面臨著叛國罪的指控。
跨過盧比孔河後，凱撒的軍隊與龐培的軍隊交戰。最終凱撒勝利，宣稱自己是羅馬永久的領袖，直到他在公元前44年被暗殺。
參議員們阻撓議事，拖延了重要的立法一些參議員依靠官僚政策，來阻止他們的同事對他們不喜歡的法律進行投票。
小卡託（Cato The Younger）是一名傳統的參議員和元老成員，他透過程式上的拖延和無休止的阻撓，來破壞程序。在羅馬共和國末期，卡託和他的同伴們很活躍，當涉及到他們不支援的變革時，他們阻撓了談判的努力。當一群商人提議修改他們的稅收合同時，卡託斷然拒絕，使參議院陷入了長達六個月的僵局。
卡託繼續阻撓一項又一項立法。這些阻撓的策略將元老院與羅馬人民隔離開來，它允許像尤利烏斯·凱撒這樣的領導人在幕後工作，組成他所需要的聯盟，以削弱元老院的控制並加強他的個人權力。
參議員們開始使用暴力，來除掉政治對手羅馬元老們並沒有尋求妥協，而是直接殺死了他們的對手、和他們認為的威脅。
公元前134年，當共和國的下層階級經歷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災難時，一位名叫提比略·格拉古的民選官提出了一項土地改革法案，旨在幫助羅馬最貧窮的人。為了推動這項法案，提比略打破了傳統，繞過了不支援這項提案的元老院，直接參加了由公民組成的部落大會，以獲得廣泛支援。
這些破壞穩定的行為，嚇壞了保守的元老和許多參議員，他們認為提比略想要用他激烈的、威脅性的語言和大量的追隨者，來奪取共和國的控制權。後來貴人派（Optimates）刺殺了提比略，鎮壓了他周圍的行動。
這是普魯塔克所描述的，自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次“以流血和公民死亡告終”的重大政治騷動。十年後，當提比略的弟弟蓋尤斯（Gaius）推動同樣的改革時，他也遭遇了同樣可怕的命運。政治和平與外交的時代，在羅馬共和國正式結束，並將繼續持續到羅馬帝國時代。
雅典的政客們也用暴力對付他們的敵人。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哲學家蘇格拉底中毒，他被迫喝下毒芹，因為他與亞西比德有聯絡。
長期戰爭的參與，造成了地區不穩定希臘在外交政策上前後不一致、充滿暴力的做法，使其不僅成為外部勢力的目標，也成了自身貪婪野心的犧牲品。
公元前4世紀持續了大約30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只是雅典在國際事務上糟糕災難性例子。許多雅典領導人沒有把精力集中在滿足公民的需要，或參與和平外交上，而是透過組織一場又一場的戰鬥，將國家的軍事力量推到了崩潰的邊緣。
在克里昂和亞西比德之前，伯里克利是一位民粹主義政治家，他為與斯巴達的持續戰爭奠定了基調。隨著國內問題的惡化，雅典繼續使用野蠻的武力，以保持其在全球的主要角色，並使其與馬其頓等超級大國發生直接衝突。而這導致了相當大的區域不穩定，影響了雅典經濟非常依賴的貿易路線。
最終，雅典領導人犧牲了他們自己的政府，並擴大了他們的人民，以試圖成為地中海的帝國力量。
獨裁政權操縱民主制度，讓自己掌權獨裁者利用破壞穩定的事件，鞏固了自己權力，讓民主程序自生自滅。
沒有任何故事，能夠像結束羅馬共和國的人奧古斯都·凱撒那樣，觸及到羅馬共和國究竟出了什麼問題的核心。公元前44年3月的遊行結束後，奧古斯都的叔叔尤利烏斯·凱撒（Julius Caesar）因宣告自己是獨裁者而被暗殺，他曾經向群眾承諾，終結所有的政治暴力。
奧古斯都打敗了那些密謀反對其叔祖父的人，並宣佈自己為羅馬元首——羅馬的“第一人”。羅馬共和國不復存在，新政府從代議制民主過渡到中央集權的帝國專制。奧古斯都還和他的後代一樣，擔任了馬克西姆斯教皇，並擔任了羅馬兩名執政官之一。即使選舉仍然舉行，不過最終只有經過奧古斯都批准的人，才可以競選公職。
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地過他們喜歡的生活使法治貶值的民主制度，容易受到煽動和腐敗的影響。
民主需要一個微妙的制衡體系，而它取決於在給公民一個平臺，和確保保護國家的立法之間，找到一箇中間立場。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假設，如果將多數人的意願置於法治之上，那麼暴君就很容易從中獲益。
亞里士多德的觀點被正確地批評為階級主義者，但雅典和羅馬共和國的奪權歷史表明，民主在歷史上優先地位會迅速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