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三十八年三月，己未科殿試在紫禁城皇宮舉行。明《皇明歷科狀元錄》、《狀元圖考》等史書記載：考試之後，讀卷官把成績排名和前十名卷子一起呈給皇帝審閱。原本選出的第一名並非丁士美，但嘉靖帝（明世宗）看了卷子以後並不滿意。當看到丁士美卷子，眼睛就一亮，見開頭就寫道：“帝王之致治也，必君臣交儆而後可以底德業之成，必人臣自靖而後可以盡代理之責。”深愜帝衷，用玉管筆朱圈“君臣交儆”、“人臣自靖”八字，置於卷首。

就這樣，丁士美成為狀元。

當時嘉靖皇帝的策問是這樣的：“朕恭承上天明命，君此華夷，亦既有年矣！夙夜持敬，不敢怠恣，一念在民，欲人人得所，夫何與我共理者，彼各一心，皆未見以我心而是體百務，惟欺君以欺天，害民亦害物，彼嘗言之者後盡背而棄之。夫大學之道，專以用人理財為急，用得其人，政自治理，財得宜用自足。籲，人之不我用，而代理之責，豈獨我能耶？茲欲聞人得用，財得理，以至治羙刑平，華尊夷遁，久安之計，何道可臻，爾多士其言之，必盡所懷焉！”（《明世宗實錄》卷之四百七十）

當了近四十年皇帝的明世宗對國家與朝政其實很清楚，對朝廷內外各自異心辦事不力很為苦惱。為了實現心目中的“治羙刑平”和“華尊夷遁”的理想治國目標，他出了這道考題。他的策問，實則是一個囊括內外政務、直指吏治財用的難題。他希望聽到剛選拔出來的優秀貢士們的計策，也從中發現出類拔萃者。

《御書堂丁氏族譜》收錄了丁士美的殿試策論。他用三千多字闡述了自己的論點。在策論的一開頭，他就畫龍點睛地說道：“臣聞帝王之致治也，必君臣交儆，而後可以底德業之成；必人臣自靖，而後可以盡代理之責。”

這幾句在寫作方法上叫做“破題”。破題十分重要。在科舉考試中，它往往決定能否勝人一籌，因為考試官必定著重先看破題是否得當和優美。丁士美的“破題”“破”得相當有水平，用簡潔數語將皇帝出的難題給解開了。令人叫絕的是，在論述君臣關係時，獨具匠心地提出了一個“儆”字，即告訴世人：君臣之間只有相互告誡、相互砥礪，帝王德業才可望有所成，人臣才會安寧做事，隨之大家也會盡到分司代理天下之責。

破題之後便是承題，就是進一步闡述破題的意思，充分闡發主題。丁士美對於為何君臣之間應該相互告誡、相互砥礪做了進一步明確的闡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其所欲生者，莫甚於民，故立之君以理之。是君也者，承天之命者也，當以天之心為心者也。聖人之大寶曰位，而所以守位者，莫要得於民，故設之臣以分理之。是臣也者，承君之命者也，當以君之心為心者也。君以天心為心，則有純天之心，有憲天之政，宗子之責盡矣。”

緊接承題的是“起講”和“入手”等步驟。“起講”也十分有講究，即必須緊扣朱熹的《四書集註》內容，以古人之氣，代聖賢立言。丁士美在策論中這樣寫道：“臣以君之心為心，則事君如事天，事君如事親，家相之責塞矣、是知君責任乎臣，臣責難於君，是謂交儆，交相得而益章，泰道之所以成也。志存乎立功，事專乎報主，是謂自靖。君得臣而化行理道之所以永也，然則一心一德，君臣固當共成其體，而自靖自獻，人臣又可不自盡其心也哉？帝王所以禮樂明備，而天地官刑，政肅清而民大服，蒞中國而內順治，撫四夷而外威嚴者，胥此交儆之戒，自靖之誼有以致之也……”

這篇策論沒有糾結於具體的皇帝猜疑、明爭暗鬥和上下相隔等敏感問題，而是提出獨到的宏觀而有針對性的良方，自然地融入了程朱理學之說，時不時地回頭點題，反覆論證“君臣交儆”。今天讀來，也讓人發出由衷的讚歎！

丁士美緊扣皇帝“人得用，財得理，治羙久安”的策問，以仁政德治起筆，以擢能節流收封。其綱領是“君臣交儆”、“人臣自靖”八字，其細則分別為用人和理財之策。用人方面，丁士美主張“精其選、嚴其課、久其任”；理財方面，他主張“去三浮、汰三盈、審三計”。丁士美溯古論今，提出用人最在於“陛下之居敬而已矣”，而理財最在於“陛下之崇儉而已矣”。

丁士美之所以認為“君臣互儆、人臣自靖”是德業之成的根基，這是源自於傳統儒家認為君王“君權神授、命定於天”的傳統理念。而大臣作為承君之命之人，必須以君心為心，達到“君責任乎臣、臣責難於君”的君臣互儆效果。而身為臣子，應當“志存乎立功、事專乎報主”，一心一德，君臣同體，達到自靖自獻，投身於國家事功。方此，才能“撫四夷而外戚嚴、蒞中國而內順治”。

在此總綱統攬之下，丁士美又分別從用人、理財兩大方面提出了“選賢任能、賞罰分明、開源節流、崇儉節約”的治國策略。應該說丁士美的對策既深循儒家君臣尊卑之舊道，又頗具扶危濟困之苦心。其“選賢任能”、“賞罰分明”直指明世宗忽智忽愚的任人之法並暗勸其應明辨忠奸、分職定責；“開源節流”、“崇儉節約”又是勸諭聖上能夠休養生息、繁業安民，透過節約節流、積蓄國力以治內攘外。

丁士美的策論深深觸動了明世宗，明世宗充分肯定丁士美並擢定他為狀元，是與當時的歷史背景、政治環境以及世宗個人性格密切相關的。

《國榷》記：“（世宗）晚年雖不御殿，而批決顧問，日無停晷。雖深居淵默，而張弛操縱，威柄不移。”（明末清初史學家談遷著）世宗在位45年，有二十多年長居深宮，但始終掌握大權。他深知用人是關鍵。

嘉靖一朝先後有13名首輔，卻換了23次，最長的是有人做了14年，這個人就是嚴嵩，而短的不過一兩個月。前20年，明世宗走馬燈似地換人，以這種辦法，既防止任何柄政太久、尾大不掉的情形出現，也隨時宣示他的威權。但是到了1542年後的25年間，只有4位首輔，他也意識到頻繁換人並不是治國長久之計。

1559年，正是嚴嵩任首輔時期，但世宗對嚴嵩的不滿也由來已久。“用誰”、“怎麼用”？這該是世宗最關心最煩心的問題。

丁士美答的是“君臣交儆，人臣自靖。”什麼是交儆呢？他解釋說：“是知君責任於臣，臣責難於君，是謂交儆。交相得而益章，泰道之所以成也。”

《孟子﹒離婁章句上》中有“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意思是：用高標準來要求君王就叫做‘恭’，向君王出好主意而堵塞壞主意就叫做‘敬’，認為自己的君王不能行仁政就叫做‘賊’。”

丁士美這句話意思是：君主把責任交給大臣，大臣高標準來要求君主，是謂交儆。通俗一點就是相互信任、同時相互警醒的意思。

什麼是自靖呢？丁士美文中有：“志存乎立功，事專乎報主，是謂自靖。”意思是：作為人臣，志向應當是立功，做事只為報達君主，稱為自靖。

嘉靖政治上集異納諫，勤於政務，打擊權臣和封建地主貴族勢力，整頓朝綱，總攬內外大政，中央集權得到復興和加強，使朝政為之一新。他希望人臣時刻對皇上保持恭敬，和臣子之間應相互警醒。所以嘉靖非常認可丁士美這段話。

關於“財得理”。明代中期的商業有過空前的繁榮，到嘉靖初年達到極盛。但是，以特權強權為後盾的官店、皇店、藩店、衛店、紳店的壟斷經營，以及對民間商業的重稅盤剝，都對商業的繼續發展構成威脅和破壞。使得原本興盛活潑的商業，太為萎縮。

嘉靖經濟上嚴革貪贓枉法，勘查皇莊和勳戚莊園，重新整頓賦役，減輕租銀，體恤民情，這一系列措施，極大地緩解了當時激烈的社會經濟矛盾。

丁士美在策論中提出“去三浮，汰三盈，審三計”。“三浮”是指官浮於冗員、祿浮於冗食、用浮於冗費；“三盈”是指賞盈於太濫、俗盈於太侈、利盈於太趨；無疑是切中要害，指出了當時面臨的困境。“三計”是指:有不終歲之計，下也;有數歲之計，中也;有萬世之計，上也。這不僅切合了嘉靖改革的謀劃，更是為嘉靖改革提出了方略性的辦法。

嘉靖尋求“治美刑平，華尊夷遁，久安之計。”也說明當時面臨的實際困境。

明朝中葉，在北方，蒙古韃靼部興起，屢次軍騷擾內地，當時明朝邊將為保官升職，軍糧大半賄賂了當朝內閣首輔嚴嵩。同時駐在邊關的兵卒忍受不了將領們剋扣軍糧，經常爆發譁變。攪得明朝的北邊幾乎沒有安寧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韃靼部俺答汗率軍長驅直入北京郊區，燒殺搶掠數日，史稱“庚戌之變”。

在東南沿海，海防十分空虛，一些重要地段計程車兵僅有原額的三分之一，戰船十存一、二。致使海盜大舉進犯。僅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以後的三四年間，江浙軍民被倭寇殺害的就有數十萬人。所以，當時是東南沿海倭患極為嚴重的時期。

丁士美在策論中提出的“萬世之計”是什麼呢？他策論中指出，“孔子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言純心為用賢之本也。”最終治理國家還在於重用賢才。

孔子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禮記·中庸》）意思是：“治理國家大事，首先要得到人才，選拔人才取決於他自身的品德修養，品德修養取決於這個人是不是遵循正道，遵循正道又取決於他有沒有仁心。”

這便是給嘉靖帝提出了一條根本性的治國策略。

綜觀整個明朝，嘉靖朝是人才輩出，這和嘉靖帝善於發現人才，以及政治氛圍比較寬鬆是分不開的。

丁士美整篇策論一氣呵成，文筆優美，實際是一個邏輯嚴密的治國大綱，既高屋建瓴，又實實在在；既深謀遠慮，又綱張目舉；既看出這位狀元郎拳拳愛國之心和值得欽佩的憂患意識，更看出他宏闊深邃的思想胸襟和廣博深厚的學識才華。所以即使是以奸詐出名的嚴嵩任主考官，這篇策論也能通得過，並最終“深愜帝衷”，丁士美被擢為狀元。

雖然不能說後來明世宗就照此方案梳理國政，治平內外，但是，不久後奸臣嚴嵩就被解職、抄家、兒子被處決，朝綱得到重新治理，不能否定明世宗也受到了丁士美策論的觸動與激勵。

（丁祖宏根據馬渭源、馬宇陽、陳達、楊民僕文章整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