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這場災難的第一個病例出現在中國東北的邊境市鎮滿洲里。病人不久前食用過獵捕的旱獺，死亡時全身面板呈紫紅色，極為可怖。疫情出現後，驚恐不安的人們沿著鐵路、公路四散而逃，這場20世紀中國乃至世界上最大規模的鼠疫就此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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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中國，曾經疫病頻發。據不完全統計，秦漢至清，疫災發生254次，其中，秦漢至南北朝 47 次，隋唐五代17次，宋元明清190次。從疫疾流行規律分析，東漢末年至南北朝前期，呈現出第一個高潮，元明清時期，疫病流行達到中國歷史上的頂峰，疫病的爆發達到令人瞠目的地步。

到了近代，中國各地仍然疫情不斷，北到內蒙古、東北，南到福建、雲南、廣西等地均有覆蓋。20 世紀，中國乃至世界上最大一次鼠疫爆發於 1910~1911 年間的中國東北，先後波及 69 個縣市，死亡人數至少 6 萬。

災難的源頭乃是人類的貪慾

鼠疫是一種自然疫源性疾病，也是一種與動物生態迴圈有關的野生動物病。東北的這場鼠疫也不例外，它源於旱獺——一種齧齒類小動物，主要生活於蒙古、俄羅斯貝加爾湖地區和中國東北，穴居於乾燥寒冷的草甸中。旱獺一旦染上鼠疫就會失明、失聲、行動遲緩，並被健康的同類逐出巢穴。

旱獺，齧齒目松鼠科，常被稱為土撥鼠

以往，有經驗的獵人都能分辨出染疫的旱獺，絕不會輕易將其作為獵物帶回。但到 20 世紀初情況發生了變化。這時，人們發明了一種工藝，只要對旱獺的皮毛進行適當的加工，其成色堪與貂皮媲美，旱獺皮一時成為世界皮革市場的寵兒，市場需求激增，價值也隨之猛漲。

1910年，每張旱獺皮的售價比之1907年猛漲了 6 倍多，僅從滿洲里一地出口的旱獺皮就由 1907 年的 70 萬張增加到 250 萬張。於是，大量的勞工北上闖關東，很多人毫無經驗地匆匆加入獵獺隊伍中，在高額利潤的刺激下連染疫的旱獺也不放過，甚至將剝皮後的旱獺煮食充飢。

1910年，東北鼠疫隔離區

當人類的活動涉及鼠疫自然疫源地時，就有被疫蚤叮咬和患疫的可能，鼠間鼠疫就會向人間擴散，演化為人間鼠疫。人們在對旱獺皮毛帶來的利潤追逐的同時也就進入了鼠間鼠疫的傳播鏈，導致了鼠間鼠疫向人間的傳播，從而引發了疫症的爆發。

雪上加霜的是，這些闖關東的苦力往往寄宿於簡陋的客棧，在冰天雪地中門窗緊閉，幾十個人擁擠於一張大炕上，聊天、吃飯、睡覺都於此完成。1910年10月12日，邊境市鎮滿洲里發現了第一個病例。病人不久前食用過獵捕的旱獺，回到客棧後沒幾天便咯血而亡。

鼠疫在滿洲里出現後，驚恐不安的人們沿著鐵路、公路四散而逃，疫情也隨之擴散。結果，10月27日，哈爾濱出現疫情；10月31日，蔓延至長春；1911年1月2日，奉天（瀋陽）發現了第一例死於鼠疫的患者。

一度成為疫情重災區的哈爾濱傅家甸

疫情發生後，東三省原有的疾病控制體系幾近失控，中醫應對的手段不過放血和鍼灸，但最後的結果往往是醫患同歸而盡。一旦染上鼠疫，病人先是開始發燒、咳嗽，過不了幾天便吐血而亡，死後面板呈紫紅色。哈爾濱的傅家甸地區（當地居民二萬四千人）發現此項疫症後，地方官廳將病人送到市內公共澡堂改造的醫院中隔離，但除了規定死亡後酌情給予埋葬費外，並無具體的防治辦法。如此一來，疫情難以得到控制，死亡人數日以百計，而且有向南蔓延的趨勢。

伍連德等前往東北協助控制疫情

1910年末，東三省總督錫良上書清政府，請求派專業人員前往東北協助控制疫情。清政府委派施肇基為治疫大臣。施肇基曾任濱江道尹，了解地方情形，也有豐富的同外國人打交道的經驗。12 月下旬，著名西醫伍連德接到這位新任治疫大臣的來電，約他進京商議要事。進京後，他才知道東北哈爾濱發生“劇烈性瘟疫”，死亡人數日日攀升，且已開始向全國各地蔓延。政府決定派細菌學家前往疫區調查，研究防治辦法。伍連德認為這是一個極難得的機會，遂“毅然允諾”。

伍連德

1910 年12 月24日，伍連德與助手陳家瑞抵達哈爾濱，這時距離瘟疫爆發已經過了六週。中國公共疾病控制體系的脆弱和疫情的快速蔓延令人觸目驚心。12 月 27 日，伍連德在得到一具罹疫新故女屍後，立即與助手解剖屍體，並用高度顯微鏡觀察標本切片，由此發現了疫菌形狀，證明了此次流行瘟疫乃是病菌引起的肺炎疫。

鼠疫臨時實驗室

檢驗結果出來後，伍連德立即建議政府：

“嚴格檢查中東鐵路乘客；隔離染疫病家；徵調大批醫師，從事防疫工作；籌備的款，作為防疫之用；注意京奉鐵路沿線公共衛生；知照日本南滿鐵路當局合作。”

至 1911年1月19日，鄭孝胥從東北赴北京時，即被要求在山海關停留五日，進行醫學觀察。

被臨時隔離的人們

當時，日本和俄國在東北各有勢力範圍。疫情初起，中日俄三國的防疫體系各自為政，並無合作，而清政府“政事素以姑息為主義，其知識、手段萬不足以施行防疫之政”，隨著疫情的迅速蔓延，日俄兩國隔離政策的出臺，清政府中的有識之士意識到唯有和日俄兩國摒除猜嫌，同心協力，才能儘快消滅疫毒。東北地方政府“即請民政、交涉二司”共商與日俄協同防疫的對策，並由鄭孝胥擬訂 《 防疫急策 》 ，而這時己經是1911年1月中旬。

封鎖鐵路大橋駐守檢驗之中俄醫官及兵役

當時，清政府視東北的瘟疫為歐洲的黑死病，而在華的各國公使團也對中國政府頻施壓力，中國政府更加重視。時任教於天津北洋醫學堂的法籍醫生梅思耐自告奮勇赴哈爾濱考察疫情，梅氏自恃年齡資歷都高於伍連德，拒絕與伍氏合作，在檢查病人時也不戴口罩，結果竟然在抵達哈爾濱還不到一週時，便染疫身亡。隨後蘇格蘭籍的傑克森醫生和福建籍的陳醫生相繼染疫殉職。伍連德當機立斷，召集在哈的中外醫生五六十人，決定下列辦法：

（一）將傅家甸分為四區，各區置主任醫師一人，助手二人，衛生勤務十八名，警察二十六名，從事逐戶檢查，實施隔離辦法；

（二）由長春徵調步兵一千一百六十名，管制交通，稽查人口出入，

（三）訓練衛生警察六百名，協助防疫工作；

（四）四區居民，佩帶符號，如須往來他區，須請路條；軍警行動，同受管制。

濱江防疫疑似醫院

為了有效阻截人們交流時候的呼吸和飛沫傳播，特別是使醫療人員在與患者接觸過程中免受病菌的感染，伍連德用紗布創制了特殊加厚的口罩。事實證明，他設計的口罩有效隔絕了病菌感染，人們後來把這種口罩稱為“伍氏口罩”。

疫情嚴重時，傅家甸一地每天死亡人數在 40 至 80 人之間，最多一天竟達183人之多。因此，埋葬死屍大成問題。政府原先所定措施，是將屍體棺斂後，埋葬在郊外。但很快棺木就不敷所用，“只得將屍體浮厝”。東北進入隆冬之後，地面冰凍，掘地困難，結果屍橫遍地，“排列幾裡許，屍身有凍縮成一團者，現象極為難看”。

伍連德意識到這些屍體如果得不到徹底處理的話，一旦天暖雪化，將會造成來年春天鼠疫更大規模的流行。1911年1月30日，伍連德在徵得清政府的同意後，僱用200多名伕役，將二千餘具屍體澆上煤油，實行火化，再將骨灰埋入土坑中。“此實中國政府允准的首次集團火葬”。此後，俄國人主持的防疫處也仿照伍連德的辦法，在道里區火化屍體1466具，長春也火葬了屍體 4643 具。

疫情防控期間的中俄醫療人員

這次集體火葬對於控制東北的疫情意義重大，但在普通百姓心目中不免投下陰影，為了沖淡人群中的恐慌與悲觀情緒，伍連德要求百姓在元旦時於屋內燃放爆竹，以迓新歲。這一做法意在使鞭炮爆炸後散發的硫磺氣味對屋舍消毒殺菌。巧的是，由此開始哈爾濱的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從 1 月底起，傅家甸的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死亡人數日漸下降，到3月1日，便完全停止增加。其他地區，到了4月底，也基本肅清。

根據 《 一九一一年四月奉天萬國防疫會議報告 》 和伍連德編寫、國聯出版的 《 肺炎疫論 》的統計，此次瘟疫死亡人數計為52,462人，其中黑龍江省15,295 人，吉林省27,476人，奉天省5,259人，旅順大連 76 人，京奉鐵路沿線1,693人，京漢鐵路沿線173人，津浦鐵路沿線 928 人，山東省1,562人。如果加上其他未及統計的人數可能達到60,000之多。

1911年4月在奉天召開的“萬國防疫會議”報告

疫情推動中國近代衛生防疫體系的建立

國際上把對鼠疫等傳染病的防治稱為“第一次衛生革命”。歐洲的“第一次衛生革命”發生於 18 世紀。歐洲各國經歷了“黑死病”的慘痛教訓後，積極加強基礎衛生設施的建設，如上下水道的改進，城市垃圾的處理，普遍開展殺蟲和消毒工作，使鼠疫等一度嚴重危害人類生命的傳染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可以說是“第一次衛生革命”的成功。而20世紀初的這場抗疫鬥爭也在中國引發了一場“衛生的革命”。這次瘟疫控制後，清政府決定於 4 月 3日在奉天（瀋陽）召開“萬國防疫會議”。

大會由施肇基出面籌備，以伍連德博士為會長，邀請各國專家，來華討論疫情撲滅辦法。中、英、美、德、法、意、奧匈、荷、墨、日、俄等十一國均派代表參加，其中中國代表 9 人，由伍連德率領。在大會開幕前，伍氏被推為大會主席。與會代表被分為六部，分別研討病理、解剖、細菌、流行病、歷史和治療等方面的內容。

奉天“萬國防疫會議”會場

根據中國醫官全紹卿在大會上報告其在哈爾濱、滿洲里等處的調查結果，旱獺則在這次會議上被公認為傳疫之源。外國專家更指出，“此次疫線，一為鐵路沿線，二為大道沿線，三為輪船航路所達之地”，而河流兩岸則因為結冰斷航，得以倖免。

因為該次疫情爆發之時，恰逢歲末，在關外的數萬名勞工紛紛返鄉，疫病也就沿著交通線隨之擴散到關內，其中較嚴重的正是“闖關東”的勞工人數最多的山東、直隸兩地。如天津疫情爆發就是由一名染疫商人由哈爾濱返津，未及時隔離，而至大範圍傳染。而“上海一埠，為交通最繁之區，而此次竟未傳染，實由預防之效”。

當時的上海公共租界防範鼠疫幾乎草木皆兵，甚至牽連不少無辜華人。租界當局令西醫四處查驗，一旦遇到臉色發黃面帶病容者，一律認為是感染疫症，強迫他們進入西方人所設的醫院治療。一時間，居民驚恐不安，更有流氓無賴趁機滋事，冒充西醫驗疫，“擅入民宅，拘捉平人”，華人居民“鹹相率遷入南市居住，其籍隸寧波者，鹹攜眷回籍。”

民怨沸騰，工部局只得召開專門會議討論此事，不再將一切“面黃而帶病容者”，均認為染疫，而且檢查時應由華人醫院醫生出面，並有女醫生參加，以免驚嚇家中女眷，並且只能在認為發生了“鼠疫之地左近區域檢查，其餘各處均不調查”，並限期一月內查清。工部局當時採取的一些做法，自然包含對中國人和中國式生活習慣的歧視，但他們這些嚴苛的措施，的確有效阻斷了疫情在上海的傳播。

《申報》——中西紳董議決檢疫事宜之捷報

“萬國防疫會議”結束後，清政府授予伍連德“軍醫協參領”官階，並加委外務部醫官。再由外務部指派其在哈爾濱籌設“滿洲防疫事務所”，其常年經費由海關稅收項下撥付。開辦費 十四萬海關兩由東三省總督發給，計哈爾濱醫院建築費五萬兩，滿洲里醫院四萬兩，齊齊哈爾醫院建築費五萬兩，同江（吉林臨江）醫院二萬兩。而在東北地區西醫的普及和近代意義的衛生防疫體系的建立，則是以這次鼠疫為代價的。

在中國，近代意義的公共衛生體系或醫療制度基本源自西方，但其發展完善的動力則產生於中國社會自身，中國正是在與鼠疫等惡性傳染病的一次次鬥爭中積累經驗、完善制度、建立機構，進而形成自己的衛生防疫體系。

當年佩戴“伍氏口罩”的中國人

排版：王冰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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